多年前，在北京的一个早晨，我站在一栋看得见外面灿烂阳光的28层大楼顶楼里，在落地窗前俯视外面马路上小蚂蚁和大蜘蛛一样移动的人流和车流，我宣布自己要去美国留学了。众多记者朋友们纷纷表示要为我设宴饯行。

那天席间我一个人喝了一整瓶茅台酒。在座一位大报社的夫子说：“你没什么大才气，要红早红了，留在国内写写小豆腐块儿文章还能勉强谋生，再不济就当一回我没过门儿的媳妇，我找找关系，把你调到国报党社之类的，铁饭碗、吃食堂、住公楼。出国干什么？你那点码中国字儿的武功，出去就废了！”我知道他是酒后吐真言。

还有一个声称暗恋我许久的小屁孩，浑身上下每块骨头好像都是软塌塌的，说话时喜欢翘起兰花指，并伸出食指点戳着对方脸的方向。他面相姣好，总是挂着微笑，一身名牌，干净养眼，我其实不但不讨厌甚至还有点喜欢他。我怀疑他所有的工资全用来买那一身名牌行头了。他大学毕业才两年，人送外号“小K”。借酒壮胆儿，小K上来搂着我的肩膀，轻声细语：

“姐姐，你过两年会不会给我带个黑人姐夫回来呀？”

“滚！”我一把甩开小K的手说：“你姐我不会忘本的，要嫁还得嫁咱中国男人！”

“唉哟嘿，我们都还有机会！”

“等她衣锦还乡那天把我们娶了吧，把我们一个一个都顺到美帝国主义去，把那里变成共产主义，让我们有机会拯救处于水深火热里的美国兄弟姐妹们。”

……

迷迷糊糊里，十几人的圆桌酒席间，我听到众多应和的声音从喝醉了之后打着弯儿的舌头底下流出来，此起彼伏地涌入我耳中。我那时才发现：当天来的全是男记者。不知为什么，我那时真TMD没有女性朋友。

“来来来！接着喝呀，不醉不归！”我站起来，绕着桌子逐一敬酒，因为我知道出了国再难得喝到这么正宗的茅台了(听说国外卖的名酒全是假货)。当我咧着嘴大笑时，下巴又脱臼了，笑容僵在了那群男记面前。

“看看，要去美国了，高兴得下巴都笑掉了！”

男记们继续起哄，而我则不慌不忙地双手拖住两腮，捧着笑脸做桃花盛开状，轻轻把下颚向左一拖，咬紧牙关，脱臼的下巴咬合回了原位。

这一连贯的动作我已习以为常。

我想继续咧嘴开笑，但是一阵疼痛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上面的场景其实都是我的梦，是这些年我反复做的一个梦。那时候北京哪有28层高的楼呀？“站得高摔得狠”。

我暗自叹息时睁开了眼。四周漆黑，下巴隐隐作痛——我在梦里又把下巴笑得脱了臼。

“几点了？今天要去伊莎贝拉老公的追思会。可别迟到了！”我心里嘟囔着，意识到自己昨晚又在地下室里看着电视蜷在沙发里睡着了。我的白人老公Tom对我最近总是不去卧室睡觉很是不满，但我知道自己下意识地在躲避与他的任何身体接触。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大概是生了性冷淡的毛病。这美国乡下老宅地下室四面无窗，潮湿暗淡。总睡地下室，你迟早在梦到天使之前会先遇到魔鬼，小心被勾了魂儿去。”Tom最近反复对我发着类似的牢骚。

我闭上眼想继续做梦，当年男记者们对我众星捧月般的场景又像过电影似的在地下室的黑暗里闪出光芒。到美国多年，每当人生低谷，这个梦总来光顾我的睡眠。想起那天酒席上那些话，我就咬牙切齿，因为全被言中了。

到美国前十年到处觅食，打工读书找工作，找老公：目标盯住美国白人，拿绿卡一步到位。35岁了才成家生子，做的是试管婴儿。幸好女儿聪明、健康、活泼，我万幸了。后十年就像一条冬眠的蛇，蜷缩在美国寂寥的伊利诺伊州乡下，熬过冷彻骨髓的漫长冬季，度过沉闷的夏天，年复一年。做着一枚电脑码工，天天早九晚五，下了班回家做饭带孩子，周末开车到处找派对，打打纸牌。其余无所事事，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本应似溪水潺潺流淌的小日子，让我时常过出了惊涛骇浪，电闪雷鸣，风平浪静的小河沟里也差点让所有的关系都要翻船。

近些年美国经济下滑，我竟然曾经不得不一度为柴米油盐算计。

Tom这种标榜为艺术家的人从来就没有过正儿八经的工作，肯娶能干的中国女人的老美白男，大多是这种不太靠谱的人，可是他善良，温柔。当年我与Tom在一次教堂周日礼拜会上偶遇，座位挨着，我们免不了开始攀谈。我是身份与工作都不稳定，拿不定下一步怎么办，到教会活动，希望能找到一点心灵寄托。Tom是虔诚的基督徒，人长得干干净净，身高一米八不止。穿西装打领带，更显得英俊。他长着一头金色的卷发，脸色红润，说自己从小打棒球，大学拿到了体育奖学金，学古典艺术绘画。他从一家商业广告公司辞了职，专心作画，立志要开自己的画廊。他说自己致力于画抽象派油画，正在筹备画展。后来的那个周末，Tom打电话请我去酒吧。我们都喝得有点大了，荷尔蒙上升。那晚我们就有了一夜情。我顺势开始与Tom拍拖。30几岁左右的男女，解决生理需求的欲望不亚于肚子饿了需要天天吃饭。听说我因为学生工作签证到期不得不回中国了，才约会了一个月，Tom立马决定与我结婚，让我有身份可以留在美国。那时我被感动得痛哭流涕，心里暗暗发誓我要誓死爱这个男人，无论富贵贫贱、生老病死。但是这几年房贷、车贷、女儿的学费，各种账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Tom则只是天天在家不紧不慢地画没人看懂的抽象画，还梦想着哪天哪个大画廊会高价收购。

“Tom，我们离婚吧！”

这话在我心底蹦出无数次之后终于溜达到我的嘴边成了口头禅。(据统计至少80%的已婚妇女都想过是否应该离婚的问题。）

“哦我的甜点！你一定又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吧？告诉我，倾吐出来就好了。”Tom会在我脸颊吻一下，顺势给我一个拥抱。有时那个吻会移到嘴边，直到激起双方的荷尔蒙。于是两个人相拥着滚到床上，一阵剧烈的喘息和“肉搏”之后，拿出床头柜里的葡萄酒与酒杯，举案齐眉。

我记不清有过多少次这样的周而复始了，Tom每一次都可以化险为夷。

这样想着时，我心里烦透了！甩甩昨天刚烫过的一头碎花小卷长发，我彻底从梦境里走出来，爬到楼上，以最快的速度洗浴，穿上为了参加追思会新买的一套黑色套裙。我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身材依然姣好，只需记住要时常深呼吸收起有些突兀的小腹；脸上暗色的口红衬得皮肤反而显得有点白皙；头顶那根前两周才拔掉的白发又刺出了新芽来，它顽强地站在头顶，从镜中藐视着我，更像是在挑衅。白发太短了，而手指又太粗，我拔不掉。“随它去长吧。去追思会这样的场面，头顶两根白发也许更合适。”我习惯着自言自语，在心里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形象。

三口两口吃下两片法式面包，又喝了一杯速溶咖啡，之后我推开女儿房间的门：“今天是艾米爸爸的追思会，你去不去？”

女儿在床上翻了个身，背冲着我说：“不去，我怕我会哭晕了。太难过了。”她的声音里全无一丝难过的腔调。

来到主卧室门前，我举起手想敲门，心理陡然觉得滑稽：“这也是我的卧室，为什么我进屋要敲门？”Tom在前一晚已明确表示不去，他一向不喜参与女儿学校家长之间的社交活动，这让我在许多场合感觉自己像一个离了婚没有丈夫的女人，或是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单亲妈妈。在那些场合，我经常要在说话时把右手举在半空中打着手势，或者不自覺地挥舞着我的右手，一次次地把脸旁的头发撸到耳朵后面，目的只是为了显示我右手戴着的结婚戒指。

这时望着手上闪亮的一克拉钻石戒指，想想这还是纽约第五大道一家珠宝店破产关张前我托朋友给自己买的，Tom买的那个实在显得廉价，我心里黯然神伤，坚决地收回了才要敲门的手。

走下楼去车库，经过地下室时，望了望里面漆黑的空气，梦境里喝了一整瓶茅台酒的感觉让我心里发酸。钻进那辆最低型号和标配的红色宝马小轿车，在GPS里输入追思会教堂的地址时，想到黑人朋友伊莎贝拉的老公托尼上周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我内心的悲凉感像无数的小虫子一样瞬间从后脊骨钻出，爬满了全身。

“TMD单程一个小时！美国大乡下，随便去什么地方都得一个小时，生命全耗在路上了。”我边想边开车倒出了车库。

初秋的太阳已经懒洋洋地升到了天上，稀稀落落的阳光透过路边树木把大片阴影洒在地上，被我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我下意识地左转右转，车子跟着GPS的指示上了高速公路。沿途绵延没有人迹的山脉把阳光挡在了山的另一边，这让我开往的方向一直落在阴影里。我心中冒出了更多的凉意，被自己能否在走入追思会教堂的那一刻表现出足够的悲伤而焦虑着。对于失去亲人处于极度悲哀中的人，我总是不知道如何安慰，好像无论说什么都是不恰当的。我已经躲过了前一天的遗体告别仪式，那多是留给逝者的家人或亲密朋友的；今天的追思会我是不能再躲了，否则显得我不够朋友，也不近人情。

车子在车流里行驶，我的思绪随着车轮飞转，被我与伊莎贝拉过往的交集交往充斥着。

第一次见到伊莎贝拉是女儿小学五年级开学第一天。下午三点半放学时，我与家长们照例围着操场站了一圈，等着孩子们从教学楼里出来。一位四十开外的白人男子正与一位金发碧眼的妈妈交谈甚欢，只见那个妈妈被逗得笑声不断，前仰后合。白人男子穿着一身黑色短袖短裤运动装，露出浑身上下雄壮的肌肉。他一个光头脑袋在下午的阳光里熠熠生辉，脸上线条圆润，好似漂浮着一幅中国山水图般柔和，与他身体肌肉的棱角鲜明形成反差。那就是托尼。没过两分钟，伊莎贝拉出现了，她有着男性般高大魁梧的身材，一袭白亚麻宽腿裤和过膝的短袖黑丝长衫让她显得潇洒飘逸。她的五官像雕塑一样很合比例，面容坚毅，肤色比大多数黑人更黑。特殊的是她有一双如海水般湛蓝色的眼睛，让人不得不多看几眼，很难从她的目光里躲开。她与人打招呼的声音清澈而明亮，散发出的气场无人可以忽视。众目睽睽之下，托尼与伊莎贝拉同时把脑袋伸向对方，嘴唇自然地碰到一起，接了个吻。

那天女儿一上车就小嘴叽喳不停说：“全班同学中午与老师一起吃饭时，伊莎贝拉的女儿艾米领着大家写五步诗，每人走五步说一句，凑起来就是一首诗。”我那天特别注意到艾米，她虽然是黑白混血，但肤色黝黑，长着一头浓密的卷发，完全是一个黑人孩子模样，这让我不禁感叹伊莎贝拉的基因强大。

不知是否因为都是少数族裔的关系，在这个很白人化的S小学，伊莎贝拉与我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们俩人的孩子也成了至交。女儿每天放学回来不断地向我发送极具冲击力的新闻：伊莎贝拉的父亲几十年前就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那时黑白人种之间的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决，她父亲后来在美国国防部任要职。女儿认为艾米将来一定会是黑人中的政界精英，因为她是如此爱好长篇大论地谈论政治，即使她才只有10岁。

后来艾米和女儿联手一起提议了一条有关儿童权益的立法，当然是通过艾米的黑人祖父层层递交了上去，居然还被国会通过了！这条法律要求：“美国所有的中小学老师不可以任何名义剥夺学生课间休息时间，每个小学生必须被保证每天在校40分钟的课间娱乐性锻炼时间，分上下午，各20分钟。”两个十岁的孩子，一个华人加一个黑人的提议，政治绝对正确。女儿和艾米的照片上了地方报纸，被电视台采访，被称为“未来的政治之星”。我也跟着风光了一把，被周围几个中文学校请去讲座，“传授如何引导小学生参政议政。”

女儿小学毕业前一年，美国第一位女性参加总统竞选，就是希拉里·克林顿。艾米每天在校园里扛着一副“Yes We Can”(是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模样，而我每天逼着女儿学习美国私立学校的小升初标准考试，要求必须满分。伊莎贝拉带着她女儿经常逃课，去首府DC参加民主党的誓师大会，给希拉里助选。后来希拉里意外落选，支持者们第二天哭作一团，导致许多大中小学停课“哀悼”：“一个民主的黑暗时代即将来临”，美国仿佛要走向末日。

川普登基成为美国总统，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为了团结黑人精英，川普的团队邀请伊莎贝拉全家去参加就职典礼。我听说伊莎贝拉很是纠结，但还是去了。典礼回来后，艾米以少年诗人的名义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纽约客》发表了一首诗：

《沉默》

……

孤独者对另一个孤独者说：

以一个沉默开始吧

他们最终

以另一个沉默结束

……

那个时刻我在想：作为华人我是没有任何根基的，女儿一定要与艾米保持最亲近的友谊，以后女儿也许可以靠艾米提携人生，不要像我一样什么都得靠自己苦苦拼搏。

我一路边开车边胡思乱想，在高速上早下了一个出口之后又拐错了一个左转，到达追思会的教堂时晚了十几分钟。

教堂的白色大理石台阶和门柱在直晃晃的白太阳照射下刺痛了我才刚刚躲在墨镜下的双眼，那建筑物的辉煌和伟岸让我觉得有些恍惚，分不清自己是在走进教堂还是伊莎贝拉与托尼在S小学附近的家里。

艾米11岁生日那天，女儿被请去参加派对，我沾光也拿到了请柬。那天站在伊莎贝拉家门口白晃晃的大理石台阶和门柱前，我愣住了。虽然早就听说伊莎贝拉是在学校附近最贵的一条街买了一座古屋，然后几乎是推倒重建，相当豪华；但是眼前那座白色砖房的独特与扑面而来的贵族气息还是让我震惊。它让我瞬间想到美国中部著名的橡树庄园的气派，那是长篇小说《飘》的原型之一，虽然那是在南方，但是两栋房子的风格与气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推开两扇半开半掩着的厚重的拱形木门，我感觉自己走进了神秘的城堡：客厅的房顶极高，数盏水晶吊灯闪着荧光，周围墙上布满了现代派的雕像、油画或者黑白色调的摄影作品，许多内容都似与非洲有关：或山水瀑布或飞奔的动物或着奇特服饰的人物，还有残墙断壁的古堡遗迹。对着后院的一堵墙全是落地窗玻璃，窗两边挂着深红和黑色的两层丝绒窗帘，带着滚边，像是两位风格奇异而身材颀长的模特站立两侧，雍容华贵的气质给房间更罩上几分艺术性的凝重色彩。窗外后院的草地和花坛又是另一番绿地鲜花与各色树木精心搭配的风景。

屋里两位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士在人堆里穿梭不停，宛若两只美丽的蝴蝶飞来飞去，给大人和孩子们倒酒、倒饮料，递上各式小点心……她们20出头，身材凸凹有致，妆容优雅，气质甚至盖过了派对上的白人妈妈们。我好奇地与她们热聊了几句，她们不叫自己是“保姆”，而是自称“行政人员”，平时在伊莎贝拉家一个管家务，一个处理信件等对外事务。我内心禁不住感慨：黑人最初本来在非洲热带雨林生活，白人非要把人家当黑奴运到美国做了一百多年奴隶。如今可好，一切倒过来了：伊莎贝拉家不但请白人保姆，而且一下子请了两个。我偷偷观察白人小朋友父母们的脸色，也许是我多心，但我真觉得他们并不是很舒服，脸上的笑好像都是挤出来的。席间伊莎贝拉见我驻足在看一幅刚果瀑布的照片，她走上来端给我一杯马提尼，告诉我墙上那些关于非洲的东西全是托尼的艺术创作，他把照片做成油画的效果。伊莎贝拉告诉我说她与托尼是同时加入一个回非洲寻根的旅游团时认识的：“托尼有一颗古老的非洲灵魂，他的祖先是最早抵达非洲加纳的英国上尉，在英格兰有白人妻子，生下了托尼的一支白人血统；在加纳又娶了当地族长的女儿，生下我家的一支混血后裔。再后来我的祖上被绑架，踏上了黑奴船，在美国繁衍下来。当惊奇地发现我们是远房兄妹时，我们之间就有了奇异而美妙的感觉。”

伊莎贝拉说她曾经也做过记者，也是在首都。她小的时候就喜欢写诗，中学时还得过中学生诗歌比赛大奖。工作后偶然的机会她又开始写诗，意外发现自己真正的天赋还是诗歌创作，《纽约客》等杂志迅速发表了她的诗作。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辞了职，去哈佛大学读文学博士。我心想：哈佛大学就是为人家这样的精英开办的，无论什么时候，想进就进。那时两幅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在美国中餐馆为了多拿几个小费而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为高尚区白人送腰果鸡外卖时，伊莎贝拉优雅地走在哈佛大学校园里漫步吟诗：“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这始终是一个问题。

走进教堂，在最后一排最边角的地方落座了很久，我的思绪还徘徊在回忆里。台上站着伊莎贝拉和艾米，还有我不认识的黑黑白白的一行人，想必都是托尼的亲人们。虽然我知道对逝者的追思会经常会是高朋满座，但是现场的座无虚席还是让我觉得相当惊奇。不但座位满了，教堂两边走廊与后边贴着墙边都站满了前来吊念的人们，都穿着笔挺考究的黑衣礼服或裙装。大家上台发言，笑中带泪，泪中带笑，追思逝者生前的逸闻趣事，表达怀念、悲哀和告别与不舍，那时我的心里免不了会与中国哭作一团的追悼会场面默默地做着对比，我不知道哪种形式会是逝者更想要的？

听着台上的发言，我在心里迅速组织自己的思绪，并且问自己：我要不要上台去说点什么？我算不算是伊莎贝拉比较亲密的朋友？是吧？但是现场几乎座无虚席的人里，除了S小学的校长和几位家长，我几乎全不认识。

几天前伊莎贝拉的电话让我至今处于震惊的情绪里。我那时正坐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间印度餐馆，与一群中国来的医学博士后们吃着午饭。我希望女儿以后能够学医，收入稳定，头衔体面，即使再发生第三次、第四次世界大战，女儿也是可以留在大后方救死扶伤，不用上前线充当炮灰。为了这个目的，除了从幼儿园起就给女儿灌输医生职业的好处（洗脑），我还得早早地拉关系，让女儿初中就可以去芝大中国教授的实验室实习，最好是研究癌症的，要是能发表一篇中学生医学论文之类的，将来申请常春藤大学就有了敲门砖。这时候，伊莎贝拉的电话打了过来：

“今天放学你可以接艾米一起回你家住一晚吗？我不希望她回来面对这里。托尼在地下室的健身房里去世了，他应该是早晨送走艾米后，回来在走步机上锻炼，突发心脏病，猝死。你是我在这个学校唯一信任的妈妈，她与你女儿也是最好的朋友。我正在处理后事，我听到门外救护车的声音了，我会再给你打电话。请不要告诉艾米，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明天我会去学校接她的。谢谢你！”

伊莎贝拉的这一串话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突地扫过来，那时我正坐在印度餐馆里，服务员刚端上我最喜欢的像中国油饼一样的puffy，是一个鼓得像气球一样的面饼。伊莎贝拉与我的交往从来就不平等，总是她的话多，而且她说话声如洪钟，令人不可置疑，不得我插嘴。往往是她表达完了，我们的聊天就结束了。我只是“喂”了一下，她那头已经挂断了电话。我下意识地拿起叉子，一下子插在鼓鼓的印度油饼正中间，puffy“噗哧”一下泄了下去，扑了我满脸热气，很烫。在后面整个的饭局上，我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好在医学博士后们吃性正浓，每天与尸体和人类的各种问题打交道的人不敏感，没有人对我察言观色。

当天我去学校接女儿时顺便接了艾米，她疑惑地问我：“你确定我妈妈说让我今晚住你家吗？我妈妈说过永远不会让我在任何人家里sleep over（过夜）的。”

“你妈妈说她只信任我。”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着，一手拉着一个孩子，像绑架一样匆匆地把她们塞进了车。我仿佛看到身后其他父母们奇怪的眼光，他们应该还不知道托尼去世了。

第二天中午伊莎贝拉又打来电话，让我去学校接艾米来我家再住一天，她说怕女儿受不了突然失去父亲的打击，她照顾不了她。她说祖父母过一天会飞过来帮助料理后事，还有其他的亲戚朋友要从七八个不同国家飞过来。她说她昨晚一个人在医院的停尸房里，看到托尼的尸体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铁床上，被一张白被单盖住。她说她掀开白单子，看到丈夫像一根脱去树皮的粗树干一样光溜，那个曾经总是挺拔的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私处如今干瘪而柔软地歪在树干的一边，她禁不住伏在那个地方痛哭起来。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可以上台去说说托尼灿烂的祥和的笑容曾经如何让我印象深刻吗？

突然教堂里台上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应该跟着笑？我完全没有听懂，为什么这么好笑？这让我觉得焦虑，就像我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看到老美老板和同事们为了前一天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者体育赛事哈哈大笑时，我却never get it（完全没搞明白）。我离开座位，靠墙站着，用目光寻找着班上其他小朋友的父母们。我看到不少人在交头接耳。这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伊莎贝拉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虽然你也是少数族裔，但是中国人一直是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黑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是你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的……”她对年轻时的经历至今不渝的抱怨让我一直震惊不已。

有一次在S小学的操场上，等待接孩子时，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伊莎贝拉突然泪眼蒙蒙地向站在旁边的我敞开心扉。我估计她那天可能遇到了什么特别不开心的事情，而我这个“局外人”是她可以倾诉的最安全的窗口。我不敢多问。她有点激动地对我说：

“我从来也没有爱过美国这个国家！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真正属于过这里！你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作为一个黑人内心的痛苦、挣扎与抗争。我的母亲很早就把我送进了一间私立女校，全是有钱的白人家女孩子。没有人搭理我，没有人要与我做朋友。我每天顶着巨大的压力和周围异样的眼光，那时黑人的社会地位比现在更低。他们一定都觉得我是学习差、家里穷、智商低。其实我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读过的东西过目不忘，所以我的成绩很好，我同时被七所常春藤大学录取。但是我的大学教授们并不看重我，他们以为我是被种族配额照顾进去的。我的女儿以后无论多么优秀，也将被戴上‘种族配额被照顾’的标签。比起你们华人，我还更希望我被‘逆向歧视’，被要求高分入学，那是成功的表现。所以你们还状告哈佛大学入学苛刻、歧视亚裔，其实‘被照顾的黑人’才更可悲！”

一个中年白人男士上台开始讲话时，他的标准而动听的英国绅士腔调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场：“大家谁记得托尼是什么时候怎么开始剃了光头吗？”

台下又是一片哄笑。

黑人与白人之间两百年的种族恩怨，如今是不是只是微妙了而已？在这个追思会的台面上，黑白人种之间的关系显得如此融洽，这真实吗？我免不了想起S小学师生家长一起外出的那次火车之旅。

S小学毕业的传统旅游节目是毕业班孩子坐火车去华盛顿首府，三天住宿加参观，各种活动。在伊莎贝拉的安排下，孩子们将可以见到第一夫人甚至川普总统。我以为白人孩子的父母们会非常感激，都会在火车上围着伊莎贝拉问东问西……但是根本没有！在几个小时的火车行驶中，白人们自己聊得火热，伊莎贝拉与另一家黑人精英（芝加哥大学犯罪法学教授）坐在一起，与白人们隔了两排。除了我偶尔穿插于黑白父母之间搭讪，在那节牛气哄哄的开往DC首都的车皮里，黑白之间谁都不鸟谁的味道熏得我非常困惑。

在女儿班上18位同学的妈妈中，伊莎贝拉为什么会选择我成为她的好朋友？这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

我在教堂里坐立不安，整理着自己的思绪，最终意识到我其实并不了解托尼，所以无法上台追思。终于熬到教堂里各色人种的大家们排着队去与前台的伊莎贝拉握手告别了，我也就排了队。轮到我走到伊莎贝拉面前时，见她过去高大挺拔的身材仿佛缩小了，黑色面孔显得苍白。她没有直视我。我内心开始后悔前一天没去遗体告别，她一定怨恨我了吧？她的海蓝色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想起她曾经开玩笑说自己祖上两百年的黑奴历史，不知道是哪条遗传基因变种生下她，有着最原始的黑皮肤，却长着一双纯白人才会有的蓝色眼睛。她说托尼就是迷上了她的蓝色如宝石又似海水一样的眼睛。如今托尼没了，一夜间就没了。当我的手犹豫地伸向伊莎贝拉时，我的眼泪哗啦啦落了下来，我泣不成声。她应该是被我感动了，紧紧地抱我，我们哭作一团。那一刻我觉得伊莎贝拉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们失去了共同的亲人。时间在那时可能静止过。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到后背上聚集了众多的目光，目光拧成的力量像激光一样射穿了我的身体，直达我的心脏，要探究我这个东方面孔的女人为什么会对一个黑人的丧偶之痛体会如此深切？

我后来怎样离开了托尼的追思会？怎样随着车流去到了墓地？如何看着托尼的棺材入土下葬？我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下雨了，开始是细雨，然后越下越大。我没带伞，我被雨淋得湿透了。之后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独自开着车往回走。我又迷路了，车子开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家。我闯进主卧室，脱光了所有的衣服，倒头便睡。许多梦出现在睡眠里。

我梦到了小K。他对我说：“姐姐，听说你并没有给我找一个黑姐夫，我倒是找了个黑情人儿。你可能听说了吧？你走后我就辞职去了广州，在那里我遇到了梦中情人托尼。他是几内亚一个部落的黑人王子呢！你知道吗？几内亚可是非洲最富有的国家。托尼在深圳的酒吧驻唱，嗓音堪比麦克杰克逊，带着童音和磁性……”

“小K，祝福你呀！……你呀……呀……”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深山底的溪谷里发出，带着久远的回响。

“托尼？！伊莎贝拉的白人老公不是名叫托尼吗？小K，你是不是搞错啦？我找不到伊莎贝拉啦……她老公的追思会之后我就找不到她了……我哭了呀！我怕我哭不出来，显得我不够真诚，所以我没有去前一天的遗体告别，第二天的追思会我可是去了呀！我去晚了，我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在排着队与伊莎贝拉握手告别。我说了好几句话安慰她，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了……”

“姐姐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小K说。

我抱着小K失声痛哭：“小K，你理解姐姐吗？我到美国20多年了，伊莎贝拉是与我交往最深的真正的美国人，而她是一个黑人……”

突然，电话铃响了，看到1-866开头的中国电话号码，我忽地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除非中国父母家里出了急事，谁大半夜地打电话过来？iPhone的荧屏光线照出我的手颤抖着，左手食指在触屏上划来划去，电话就是接不通。我换成拇指在手机屏幕上重重地一划，点击免提键，不等我出声，另一端已经传来迫不及待的声音：“喂喂喂，姐姐！我是小K，我小K呀！姐姐还记得我吗？姐姐，我过两天去纽约旅行，与我的男友托尼一起去，我们要去美国结婚啦！你可以到肯尼迪机场来接我们吗？”

我感觉有点气急败坏，内心又找回了20年前在北京文学圈里熟悉的痞气和畅快：“神经病！我还以为是我妈又高血压发作进医院了！否则这年头谁还打电话？尤其是半夜三更的！知不知道中国和美国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知不知道美国有多大？我住的伊利诺伊乡下，去纽约接人？我还要花一天时间赶飞机呀！”我心里这样想着，嘴上却说：“小K呀？当然记得！好弟弟，姐这里是半夜，我再睡一会，早上给你回电话好吗？我的微信就是我的中文名字，你加我一下，过几个小时我们用微信聊。”

挂断了小K的电话，盯着窗外一轮满月亮晶晶地贴在黑乎乎的夜幕上，想到刚才的梦境，我有种跨越了多维时空的异样的感觉，更多的是空虚。小K的电话，我和伊莎贝拉的交往，躺在床上的我，哪一个才是真实的？Tom呢？我的丈夫Tom呢？此刻赤身裸体的我是多么希望Tom可以给予我温柔的爱和抚摸。今天我睡在卧室了，Tom却没在。他不会是睡在了地下室吧？

秋更深了，我心里觉得发紧，发冷。窗外天边的圆月冷冰冰地凝视着我。想到伊莎贝拉现在一定比我更深觉秋天带给人的肃萧和凄凉，我忍不住开始流泪。我睁着眼睛，黑暗中浮现出伊莎贝拉那张线条分明的面孔，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她，但是什么也摸不到。我闭上了眼睛，希望自己能再沉入梦乡，但是脑子里乱极了。索性抓起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才刚刚“喂”了一声，电话那端母亲的声音就突然提高了八度，她显然是因为高兴而兴奋。

“喂！小红呀！你干嘛呢？吃饭了吗？我正跟你四姥姥她们打牌呢！我午觉刚醒，刚下楼。”

“妈您挺好的吧？我都想您了！”

“想我就回来看我呗！"

“公司上班忙，没有假了，去年回国四次把过去几年攒的假期都用完了。每个月只有一天半的假，我还得再存上半年才能回去两周。春节回去看您吧！”

“你哥说春节不去三亚了，明年春节去北海。他说现在三亚的春节人越来越多，物价也越来越贵，天气又热。你三姥姥儿媳妇妹妹的婆婆家在北海买了房子，让我们春节过去随便住。说是随便，哪能不给人家钱白住呢！？”

“妈，您的血压还高吗？”

“不高，没事儿了！上次是家里的血压计出问题了，量错了！医生说我如果高压那么高脑袋还不得爆炸喽！回来我就把那个血压计扔了，你哥给我又买了一个新的。我听医生的，按时吃药。没事儿！”

“妈您过马路要小心呀！两边都看看再走。我们家那个小区的车越来越多了，危险！我老做恶梦。”

“放心吧闺女，我就在家楼下走走，买东西也不用过马路。那什么，你的下巴还老是脱臼吗？你还是去看看医生吧？这么多年了，也许美国医生医术高，能去根儿？”

我下意识地揉揉下巴，那时还好。我本来想说：“我现在是心灵脱臼，来美国后的感觉一直有点拧巴，说不上为什么，一切都是脱臼的感觉，可能这辈子也治不好了。”但是我与母亲说这些只能让她为我担心，所以这种话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妈，我这里半夜，我累了，再睡会儿。”

与妈妈的聊天让我心情放松下来，眼皮在打架了。

“也许伊莎贝拉会再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看着窗外依然冰冷的月光，闭上了眼睛。梦中感觉心里在下雪，梦到伊莎贝拉又打来电话，让我去学校接她女儿来我家再住一天，

第二天醒来，下颚一阵疼痛，我知道自己的下巴又脱臼了。这次不是因为笑得，是哭得，枕头上湿乎乎一片泪染。

过去经年，人们都以为我的下巴脱臼始于我出国前喝大了笑得太厉害而导致，其实是我小时候喝酸奶时总是喜欢把嘴巴张得太大去覆盖住奶瓶的大口子，终于在一个湿淋淋的夏天，当我站在发奶站的门口叼着奶瓶一口气喝完整瓶酸奶之后，我的下巴脱臼了。从此就落下了病根。

小K在夜里真的打过电话来吗？哦小K，你的黑人男友真的也叫托尼吗？

打开手机，我看到一个1－866开头的中国号码，“小K应该真的打过电话。”我想。

抓起床头柜上的笔，我匆匆写下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来自于梦中的诗句：

《致伊莎贝拉》

我与一个腐朽的灵魂对话许多年了

灵魂里住着寒风

无形，无影，无声

他在山峰倒立的平原

约会前世的爱恋

在山谷间告诉世人

不要为我悲伤

请庆祝我曾经的辉煌

又或凋零的叹息

……

（本文删节版原载香港《文综》2020年冬季号，海外小说专栏。文中诗句选自作者个人诗集：《城门下的烟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