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57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刘倩编辑，唐简编发。
获奖评语：《流年》是一篇情感真挚、结构精巧的人物散文。作者通过外貌、语言、心理、细节、背景等多层次多角度的描绘，塑造了一位有些羞涩，有些怪癖，人缘不佳，却有着浓浓人情味的泊纳教授形象。尽管人物刻画的深度稍显欠缺，但是全篇弥漫的缅怀惆怅的韵致，令人动容，引人回味。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谊。 （ 终审评委 刘倩）
一
那时，泊纳教授总是习惯地用手捋一下胡须，以极快的语速说，“我可不这么认为（Idon’t think so）。”，结尾那个“so” 被他故意拖长，拖出了意犹未尽的味道。然后，他转转眼珠，新鲜主意或是古怪想法就像湖水冒泡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一连串地冒出来。
泊纳教授常常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就是“不可思议”（Incredible）。学术研讨会上，每每听到精彩之处，他会高声惊叹，“哇，太不可思议了！” 大眼睛一眨一眨，露出小孩子吃棒棒糖般的欢喜。实验室里，研究进展不顺利时，他摇着手里的蒸馏瓶，左看右看，嗓子眼里咕噜一句，“活见鬼，简直不可思议！”
第一次和泊纳教授见面，他轻轻握住我的手，连声叹道，“真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心里一怔，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呢。人与人的相合默契，真是难以言喻。
他穿一件浅灰色衬衫，衣领硬挺；同色系的裤子，熨烫平整。络腮胡子遮住了半边脸，使他的五官看起来比实际小了一圈。环顾他的办公室，更像是图书馆的一间阅览室，红木书架镶嵌在两面墙壁上，里面塞满了精装大部头书籍，一张紫檀木办公桌占去几乎一半的空间，泊纳教授坐在办公桌后面。透过他背后的宽大玻璃窗，罗马圆顶教堂成了定格的背景——圆顶上是红黄蓝三色组成的彩绘图案，金色塔尖在阳光下熠熠闪光。这是这所位于东海岸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如此景致，让我觉得像是做了一场梦，其时是一九九四年春天。想想就在前一天，我还紧张地握着电话听筒，声音都在颤抖。电话里传来教授的声音，仿佛来自天边，遥远，但并不陌生。我问可不可以和他面谈一下，因为正在申请他们学院的研究生，而我恰好来美国访问。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惊诧，“真的吗？是真的？”，一个仿佛从天而降的中国女孩，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而且想见他一面，这一切没法不叫他大吃一惊。他爽快地回答说，为什么不能呢？就明天吧。
“可是，明天是星期六……” 我有点犹疑，教授周末会工作吗？
“星期六正合适，你乘地铁来，不堵车。” 他详细地告诉我，坐哪一线地铁，到哪一站下车，从车站怎么走到校园，不厌其详。
我坐在他的对面，泊纳教授站起身来，两只手搓来搓去，显得异常兴奋。他眯起眼睛，翻看着我带来的两篇发表的论文，“这么凑巧，咱们都搞偶极环加成反应，真是不可思议！”说着，他走到一个书架前，从里面抽出几页纸，递给我。那是两篇发表在美国《有机化学杂志》上的论文单行本，我眼前一亮，“对呀，就是这两篇，我在《化学文摘》上检索到的。不然，我怎么可能找到您呢？”
我抬头看教授，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脸红了，“你留下它们吧，这是我们做的一点工作，还在继续。”他小声嗫嚅道。
“让我加盟吧，我能做的。” 也许是教授的脸红给了我勇气。那时的我，也只能以如此简单的英语来表达自己。
教授盯着我的眼睛，我这才发觉，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像我喜欢的一种玛瑙色。他的眼神里有一抹孩童般的天真，一闪而过。
一个多月之后，在即将结束短暂的访美之旅，马上要启程回国时，我收到了泊纳教授发来的邮件，他邀我再去见他。那天，我穿了一件白粉色真丝衫，齐膝铅笔裙，脚上是一双不合时宜的细高跟皮鞋。虽然只是初夏，可外面却骄阳似火。从我住的酒店坐地铁，中途还要转车，一番折腾，等我赶到教授的办公室，已近中午了。
他似乎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先让我和系主任见面，然后他给国际学生办公室打电话，那边告诉他说，会把I-20表(国际学生入境申请表) 寄给我。他放下电话，站起身来，我以为他要送客了，可他冲我摆摆手说，“不行，你必须今天拿到I-20，不然，就来不及去签证了。再说，国际邮件也叫人不放心。”说完，他又一次抓起话筒。
“请你尽力帮助……，是的，是个中国女孩，她就坐在我对面，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飞北京。”他一边说话，一边冲我狡黠地一笑。放下电话，他才如释重负。
“ 好了，等二十分钟，我们去她办公室取I-20表。你知道，我得给她一点压力，若说你后天才走，她就不会这么快地答应了。” 我忍不住笑了，原来天底下的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走出那座青石古堡建筑，前面是一大片开阔的草坪，空气中飘着新鲜的青草味。教授脚踏在草地上，回头看了一眼青石古堡，自言自语道，“真快啊，一晃都二十多年了。当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从未想过会在这里扎根。” 阳光下，他眯起眼睛，似乎陷入了回忆，或许是在寻觅年轻时的影子。过了一会儿，他猛然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我说，我最要好的朋友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她在攻读博士。他点点头说，“是个好学校啊。曼哈顿，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 我“哦” 了一声，转过脸来看他的侧影，的确是有纽约人的气质。
分手时，教授把那个大大的黄色信封递给我，摆摆手说：“祝你好运！”他下颔的胡子也跟着一抖一抖地摆动，颀长的身影消失在青石古堡沉重的黑漆大门背后。
然而，好运似乎总是与我保持着暧昧的距离，忽而靠近，忽而又疏远。我的因私护照无法在大学开学之前拿到，这意味着，泊纳教授费尽心思为我拿到的I-20，眼看就要变成一张废纸，我心急如焚。坐在长安街电报大楼门前的台阶上，看着车来人往川流不息，手里攥着缴费电话单，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陷入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要怎样才能向教授解释清楚，为获得一本私人护照，我得经过多少道手续，花费多少时间。他会相信吗？他能同意延期吗？想来想去，别无选择。我托着沉重的脚步，走回电报大楼，战战兢兢地拨通了教授办公室的电话。
电话听筒里传来他熟悉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我语无伦次，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可他还是听懂了，不停地说，“别急，别急……可以延期的，我让他们再发一份I-20表给你。” 我抱着听筒，嗓子眼像堵了一团棉絮，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教授一定是感到了什么，他冲着听筒大声说，“Try your best！” （尽你所能！）
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力量，往往来自一句简单的话，一个孤单的句子。那些词语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瞬间照亮了我们的心灵。泊纳教授短短的一句话，虽然只有三个词，却字字穿心，甚至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Try Your Best！”，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句话更能给人以激励和勇气的了。
半年之后，我乘坐的美联航班机降落在里根国家机场。一走进候客大厅，远远地就看见了泊纳教授，正健步朝我走来。一见面，他就风趣地说，“你这半年假期休得不错啊！不管怎么说，总算过来了。”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想说一声“对不起”，可到底没说出口，这句话太单薄了，如何能道尽我内心深处的百感交集？后来有同学告诉我，这几个月，泊纳教授可是如坐针毡。有时正在讲课当中，忽听电话铃响，他便不管不顾地丢下课堂，疾步跑回办公室，嘴里还念叨着，“准是那个中国女孩……”。听到这些，我眼睛不觉发湿。如果没有教授这么用心，我的梦想或许早都化成泡影了。
我坐进他崭新的斯巴鲁两厢车。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外面的灯光忽明忽暗，迎面开来的车辆疾驰而过，溅起的水雾飞旋地拍打着车窗。想不到，美利坚竟是以大雨如注来迎接我的。教授赞赏我的勇敢，孑孓一身，从东京芝加哥一路过关，他自己还从来没去过日本呢，虽然已经计划了许多年。他说，当年希腊与土耳其大战期间，他的父亲逃到美国，落地纽约，成为第一代移民。他两眼盯着前方，特别专注，似乎陷入了沉思。
泊纳教授的话并不多，甚至是个有点害羞的人。他打开车里的音响，那音乐的旋律听起来是陌生的，却有一种难以抵御的穿透力，深沉、舒缓、幽远，好像河水流进来，挟着冰冷的蓝，漫过了我们。雨雾使夜变得更加神秘幽暗。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一条船上，沿着一条河，漫无目的地漂流，不知会漂到什么地方。
进入这所大学的研究生院没多久，关于泊纳教授其人之怪的种种传言，便不绝于耳。尤其是在中国留学生中，他的口碑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午餐休息时，大家喜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发觉，泊纳教授是个颇惹人注目的人物，或者说是留学生乐此不疲的谈资。
我感到困惑，甚至有点难过，自己的导师怎么会变成怪人了？忍不住在心里为他辩护一番。如果说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也算是怪人之一种，那泊纳教授还真是当之无愧。一个快五十岁的男人，名校博士，仪表端正，充满活力，却依然单身未婚，这不能不令人好奇，甚至生发出无穷的想象。教授办公室墙壁上挂着的那幅玛丽莲·梦露的照片，更给了人们想入非非的理由。这位金发小姐，梦幻般的眼神，鲜红的嘴唇，性感却宛如天使。莫非教授是欣赏她的女性之美，抑或梦露就是他心中崇拜的女神，这始终是一个谜。
时间久了，我还真发现泊纳教授的确有个怪癖。他喜欢纠正别人的英语发音，而且常常不分场合，不经意间便把人给得罪了，他自己却浑然不知。私下里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显得不近人情？他眨眨眼说，这有什么，知道为什么吗？我母亲研究生主修的就是英语语言文学，毕业一直做中学英语老师，我小时候经常被她纠正，已经习以为常了。噢，原来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在我遇到的美国人当中，泊纳教授是唯一能准确发音叫出我中文名字的人，这恐怕得归功于他的母亲。
泊纳教授人缘不怎么好，可对他自己的得意门生却关爱有加。他最欣赏的学生非奥默尔莫属。对于奥默尔这个名字，我早就耳熟能详，他和泊纳教授的名字总是比肩而立，两个人联名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奥默尔是土耳其人，八九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土耳其特拉基亚大学任教。几乎每年暑假，泊纳教授都会邀请他来实验室做短期访问学者。
奥默尔中等身材，肤色黝黑，眼窝深陷，唇上浓密的黑胡子散发出浓郁的地中海味道。他生性幽默，总是给实验室带来欢乐气氛，最高兴的自然是泊纳教授了。为了给奥默尔寻找合适的住处，他尽心竭力，连奥默尔周末要去穆斯林教堂作礼拜这样的细节都替他想到了。我跟奥默尔闲聊时感叹说，“托尼（泊纳教授的名字）对你太好了，人情味浓得都化不开呢。”
奥默尔哈哈笑起来，“你不知道，我们都来自地中海，托尼是希腊人，我是土耳其人。”
我怎么会不知道，不由得想起落地美国的那个雨夜。“可不到一百年前，希腊和土耳其还打得不可开交呢。”我故意调侃说。
奥默尔收敛起笑容，沉重地叹息了一声，“你知道，土耳其这些年乱得很，学校境况不好。托尼每年让我过来，是在帮助我。”
“原来是这样啊！” 我恍然大悟，泊纳教授的心肠如此柔软。他和奥默尔不仅是导师和学生，更是默契相惜的朋友。那些背后的议论和传言，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淡了。理解一个人与误解一个人，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泊纳教授第一次跟我提起他有三个“宝贝”（baby）时，我不禁一愣，问他，是领养的吗？他诡秘地一笑，当然了，非常昂贵。见我一脸狐疑，他哈哈笑着说，最老的一个是一八九七年诞生的，快一百岁了。我更糊涂了，什么宠物能活百岁啊，难道是乌龟么？他答应说，感恩节请我去他家，见识一下他宠养的三个宝贝。于是，我和系里几个留学生几乎天天盼着感恩节的到来。
泊纳教授的家离学校十多英里，他所在的社区好像一座都市里的村庄，一间间独立屋掩映在树丛背后。他的房子坐落在桦树街上，前面的花园修剪得干净整齐，几棵冬青树冲淡了冬天的灰色。那天，泊纳教授穿着很随意，墨绿色暗格子绒线衫，深灰色条绒裤。他开门迎接我们时，几位性子急的同学迫不及待地说，“宝贝在哪儿？我们可是等好久了。”他不紧不慢地说，“在家里呀，它们跑不了的。”
我走进客厅，一眼就看到了三架斯坦威（Steinway）三角钢琴，摆放得错落有致。原来，他心心念念的宝贝是三架优雅的黑色钢琴。它们的质地并不闪亮，但是却投射出一股光华，那是一种古朴高贵的气质。泊纳教授拍打着琴盖，好像爱抚自己的孩子一样。他指着中间最大的钢琴说，“这家伙就是一八九七年出生的那个，七英尺五英寸，世界上那个年代生产的钢琴已经寥寥无几了。不过，你可别把她看成古董，她还不老呢。”他手指轻轻掠过琴键，一串清脆的乐声如泉水叮咚。他的每个宝贝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他津津乐道地给我们讲述那些淘宝故事。有两部钢琴是从拍卖会上拍到的，光是托运费都烧掉他不少银子。泊纳教授珍贵的收藏确实把我震撼到了，然而，更让我震撼的是他的钢琴演奏。以前他就跟我提过，他会弹一点钢琴。可他岂止是“会弹一点”呀。
感恩节晚餐接近尾声时，有人提议泊纳教授弹支曲子，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一趟了。他欣然应允说，好吧，那就弹个轻松点的。他在最老的那架钢琴前坐下来，舒展了一下手臂，修长的手指轻轻地落在黑白键上，然后，滑翔跳跃，跳跃滑翔。霎那间，清澈明快的旋律像泉水跳下山崖潺潺流淌。我站在钢琴一角，静静地看他陶醉沉迷于弹奏的样子。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聆听钢琴演奏，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奇妙意境。托尼真该去做钢琴家，而不是化学教授，我在心里感叹。
乐声戛然而止，他站起身来说，这是莫扎特的小奏鸣曲，很短。是啊，我们都还意犹未尽，大家一致请求他再来一首。托尼像小孩子似地搓搓手，难为情地一笑说，德彪西的《月光》是我最喜欢的，试试另一架钢琴，只有她最懂得“月光”了。他走到客厅角落的那架钢琴旁边，坐到琴凳上，微微闭上眼睛。大家都屏声静气，好像一场音乐会之前静音的片刻。纯美的音符从他指尖轻巧地滑出来，像水一样的流畅，温润，明亮。我眼前浮现出平湖秋月，湖水柔波荡漾，映出月的光影，美丽，静谧，惆怅。这首《月光》我曾听过无数遍，而泊纳教授的倾情投入，使他的“月光”独一无二。美到极致会让人灵魂出窍。
曾经有人说，当我们转过身背对着光，我们能看见被光照亮的东西，却看不见光本身。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这样的光，默默地照亮我们前面晦暗的路，照亮我们迷失的心。某一天，当我们蓦然回首，去寻找那曾经照亮过我们的光，却再也找不到了。
庚子年，一个秋天的午后，好像受到某种魔力的驱使，我忽然萌生了去寻找他的念头。自从离开那所大学，泊纳教授便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关于他的音讯。这些年他过得好么？他还住在浓荫蔽日的桦树街吗？我滑动着手里的鼠标，陷入谷歌搜索的汪洋。可是，我怎么会想到，被我捞上来的竟是一块冰冷的石头！一块黑色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全名，下面刻着一行数字：1947-2005。那一瞬间，我的心跳停止了，眼睛模糊了，仿佛跌入另一个维度的空间。这怎么会是真的？这不应该是真的！
我从书箱里翻出了他的三篇论文单行本，薄薄的几页纸，已经泛黄了，字迹却依旧清晰。初次见面，他递给我时，脸竟红了。那一切都还鲜活得历历在目。
我找到了奥默尔的邮箱，试着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心里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仍不见奥默尔的回复。我想，那可能是个死邮箱，再也无人问津了。就在我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收到了奥默尔教授的回信。一看信的开头，六只小蜡烛，我的心便沉了下去。他说，你发信来的那一天，正好是泊纳教授离开的日子，九月十五日，他已经走了整整十五年了。难道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吗？就像泊纳教授常常感叹的，多么不可思议啊！
墓碑上刻着泊纳家族一家人的名字，他的父亲母亲和姐姐，我从来不知道他还有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的姐姐应该还健在）。一九二一年，一位叫安德鲁·泊纳若斯的十四岁男孩，跟随父辈逃离战火纷飞的祖国希腊，踏上了纽约埃利斯岛。很快他便完成了移民归属，在崇尚自由的纽约城定居下来。一九四四年，安德鲁与一位出生在纽约伊萨卡城名叫安娜的姑娘结婚。不久，他们就迎来了女儿妮姬和儿子托尼。在“大苹果”城浸淫的托尼，从一个贪食德国巧克力蛋糕的任性男孩，日渐长大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子，一个地道的曼哈顿人。泊纳教授的父亲和母亲在一九九四年和二零零零年相继辞世。这充满书卷气的一家人，一个家族，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旅程，最终回到了他们的起点，也是归宿——纽约皇后区一片宁静的墓园。人生终将如此。
二零零八年，泊纳教授的资产作为遗赠，全部捐献给了纽约皇后区——他出生和成长的教区。我在网上看到这则消息时，已经是十二年后的二零二零年了。网络寻踪，为我掀开了泊纳教授鲜为人知的另一页。他生前曾捐助过许多钢琴表演艺术活动，直到二零零四年，他还出资赞助一个钢琴表演古典剧《当东方遇见西方》（When East MeetsWest）。或许，作为一个希腊后裔，他始终徘徊在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这是另一个谜，就像他谜一样的人生。
想起泊纳教授那三个心爱的“宝贝”，离开桦树街时该不会哭泣吧。她们曾经陪伴他，或高亢咏叹，或曼妙低吟，让寂静的桦树街苏醒，感动，充满生机。如今，主人走了，她们也流落四方。桦树街上，再也听不到他如梦如幻的“月光”了。那是只属于托尼的月光，清凉透彻，湿润光洁，像水上升起的一轮明月。而他自己，已经沉浸到无垠的月光里。
和泊纳教授最后一次谈话的情景常常萦绕于心，仿佛就在昨日。那时我已决意回国，心怀忐忑，前途未卜。在楼梯间，泊纳教授从后面追上来，我回转身，他叫着我的名字问，“我们可以谈一下吗？”我低下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他眯起眼睛，困惑地看着我，嘴里嗫嚅道，“什么都会改变的，不要紧的……” 我忍住泪水，顺着楼梯往下走，不敢再回头。
二十多年的光阴恍如瞬间，似乎只是经历了漫长的一天。故人离去，而我只能站在岸边，看河水静静地流逝。一生太短了！如同你转过身时退去的潮水，都不够去听完一个人那绵延不尽的故事。而所有我们的悲伤和欢乐，终会被时间击成碎片，消散，无声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