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197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刘荒田编辑，唐简编发。）
钱钟书先生谈交友，把直谅多闻的诤友，纾困解难的义友，都批了个稀巴烂。在他眼里“真正友谊的产物，只是一种滲透了你的身心的愉快。”他还发明了一个新词—— “素交”， “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山谷《茶词》）。按照他这个说法，森林小丘花园算是我的“素交”了 。
我家附近的这个花园，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五分之一大，形如一片厨刀，两三条主街，连接十几条弯曲的小路。这里树木葱榮，一式的都铎式庭院，最早的建筑可以追溯到1909年，总共有八百多座独栋房屋，十来栋联排公寓，是建筑师阿特伯里（Grosvenor Atterbury）的作品。早年的美国作家爱德华·布拉什（Edward Hale Brush）曾专门为其撰文，抨击当时建筑界乌烟瘴气，哗众取宠，过分张扬个性主义。大赞森林小丘花园（Forest Hills Garden）社区，不仅具有典雅的美感，还尽力压低建筑成本，造福普罗大众。
从喧闹的奥斯汀街，穿过拱形的铁路隧道洞，就是花园的入口——森林小丘车站小广场。在这里，世界为之一变，迎面是有着诺曼式炮塔的红砖连体楼，不同方向的五座拱形门洞，将车站、两家别致的餐馆小卖店，和红楼连接起来，围成一片不规则的空间。小广场的建筑是一水儿的红瓦盖顶，楼墙用了花式砌砖，镶了竖框的窗棂，自带一抹童话色彩。如果《哈利波特》中的某个人物走出来，一点都不会让人感到惊奇。阳光充足的日子里，年轻学生和大人孩子喜欢来这里，也是小卖部的啤酒和果汁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小孩子们在石子和红砖铺成的地面上画房子，骑自行车兜圈，大人们则可以放松地聊天。这时候小广场就像一座巨大的天井，我们在井下，头顶是碧蓝的一片天空。就像大部分喜剧电影中，美好祥和日子里的场景。
傍晚十分，我常来这里小坐，看夕阳在炮塔和连体楼的红瓦之上燃烧，然后一寸一寸地褪去。时间在那一刻从无知无觉的某个地方，现出它的面孔，像一只钟表，我可以听到钟摆滴答的声音。有一次猛然间看到一轮淡淡的弯月，挂在蔚蓝的天空上，于是莫名地欣喜起来。
从小广场往里走，是一栋一栋的庭院，木砖或者木石混合的住宅，有的三五家连在一起，有的是独栋，造型古朴，也是一律的红瓦盖头，人字形屋顶，垂直的烟囱。有意思的是，家家屋顶的斜坡上有小小的阁楼窗户，也是红瓦遮盖，宛若一只只厚眼皮的眼睛。阿特伯里的设计体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工艺美术的潮流，哥特式的古典风，融合了民间文化和自然主义观念，浪漫怀旧，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反工业化的理想主义。
对于田园的怀想，特别反映在花园的植被和园艺设计上。鼎鼎大名的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德（Frederick Law Olmsted）的儿子小奥姆斯德，把英伦的“花园城”搬到了这里，绿地多得有些奢侈，大约一半的面积都是青草、树丛和花卉，说它是花园，确非言过其实。你看这里的街名，林荫北路、林荫南路，山毛榉山丘路、岩玫瑰街、上坡街，而且永远干净整洁，配上古旧的路灯，置身其中，只觉得宁静舒畅。这是百年前纽约人理想社区的一个试验品，也是小奥姆斯德心中城市里的“乡村”。某次我们去花园外的一处高楼看房，得以从高处俯瞰花园全景，绿树浓茵间，红瓦闪烁如玛瑙，煞是好看。
据说，花园城理念的始作俑者是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爵士（Ebenezer Howard），他最初是受了乌托邦小说《回望过去》（Looking Backward）的启发。然而时光不会倒流，现代化的大潮滚滚向前，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皇后大道北面盖起了无数高楼，它们是典型的火柴盒式红砖楼，毫无个性，绿地少的可怜，然而这就是纽约上班族的现实。2015年我搬到这个社区，成了火柴盒里一个小方块的主人。森林小丘花园的房价连年飞涨，如今每一座住宅在市面上挂牌都超过百万美元之巨。这里已经成为纽约市的保护区。布拉什先生如果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
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谢理想主义催生了这片“田园”，我每天都可以来这里散步休憩，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它带给我平静与安乐。
每当早春时节，花园里的垂枝樱和豆梨最先开放，还有一种白色的早樱，花朵密密匝匝，满树满枝，很是耀眼。可我不得不说，初春是属于紫玉兰的，它花苞半绽，花瓣的颜色由白渐变成淡雅的粉紫，质若凝脂，伫立枝头，翩翩若仙。花园里有几家的玉兰树特别高大繁茂，枝头轰轰烈烈绽放着成百上千只玉兰，微风过处，摇曳生姿，让人心醉。
之后的整个春季，都是樱花的世界。早年日本赠送樱花树，几十年下来，纽约人已经爱上了樱花。直到初夏，花园里才换做杜鹃花的天下，各家房前屋后白的、水粉的、杏红的、紫的，一片片，热热闹闹，大大咧咧。与杜鹃有得一比的是绣球，夏秋两季，几乎家家门前都种着几簇绣球，蓝的、紫的、绿的、白的，绣球的花色随着季节变换，我还见过紫红和金色的绣球。相比来说，偶尔一见的海棠，娇羞含蓄，更耐看些。至于月季和玫瑰，不论是白的黄的，还是新培植的品种，只要一两枝，就不同凡响，有种大家闺秀的矜持和标致。
大朵的牡丹花很少见，这里的人家流行种陆莲花，它的花朵比牡丹花小，同样花瓣重重叠叠，被称为洋牡丹。绿茎之上，含苞待放的圆形花蕾，刚刚打开的时候，低首含情，仿佛从干净的雾水中走来，未开的花瓣，如同半卷珠帘，样子美极了。它的花色很多，最有名的粉色陆莲花，花瓣在开放过程中渐变成若隐若现的粉，如婴儿一样的新鲜娇嫩。季节对了，新娘们很喜欢用来做手花。
其实，人与花，凭的也是缘分。我爱那种黄心白瓣的雏菊,它从夏天一直开到深秋，通常在庭院的边上，一大簇一大簇地开着。司空圖在《二十四詩品》中说“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指的该是这种随处可见的雏菊。它们婷婷盈盈，自自然然。西方人爱雏菊,到处都有大片的雏菊农场。
近来读到陆放翁的《闲居自述》，心有所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自许山翁懒是真，纷纷外物岂关身。花如解笑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从春到秋，花园里的花开了，又谢了。我对花儿们的品评其实是多余的，我的比较和偏私更是不公的，百花本是平等自在的生灵，我不禁为自己的“多事”而感到羞愧了。
这是一段特殊的日子，瘟疫、死亡、绝望、对立、权斗充斥其间，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地彼此隔绝。而我，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对光秃的树发生了兴趣，过去我依靠叶子和花来辨认树种，现在我在学习从树干、树皮和树枝的形状来认识它们。
据记载，森林小丘花园里有百多种树，最常见的是英国梧桐（悬铃木）和橡树，其次是榆树、赤杨、栾树、豆梨和挪威枫、日本枫，还有银杏和刺槐，偶尔可见菩提树和紫锦木。高大的英国梧桐，树皮是灰绿色的，表皮剥落后就成了光滑的粉绿色；老橡树的树皮呈灰褐色，有深深的纵裂纹；玉兰的树皮是深灰色的，略为粗糙；樱花树的皮则是紫褐色的，平滑而有光泽，上面布满一道道的横纹。
树木的主干和树枝分布也各不相同。英国梧桐的主干，粗壮有力如象腿，有凸起的“青筋”，它们高大雄伟，寿命也长，称得上树木中的大象;刺槐的枝条是横冲直撞地疯长的，龙爪柳总是披散着长发，而日本枫，枝条纤细，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樱花树的枝条如钩，粗细如手指一般，枝头一律直立向上，远看如同黑色的火焰。
我还发现幼树总是姿态挺拔，枝条齐整稠密，组成好看的形状，有的如花苞，有的如蒲公英的花冠，还有的如伞，有的如锥。回家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全赖剪枝。修剪树枝是园艺学中的一门学问，幼树的茁壮成长，需要坚固的主干，间隔匀称的树枝，和小孩子有一副挺拔的骨架是一个道理。
花园里多的是上百年的老树，它们的姿态就千差万别了。通常粗壮的主干上“伤痕”累累，有张嘴的树洞，成了松鼠们的藏宝地，有刀锯留下的疤痕，高处的枝叉几乎没有平直生长的，它们如蟒蛇般，弯曲扭结，有的成了断臂。去年夏天的一场热带风暴，把路边的一颗老橡树连根拔起，白花花的木根裸露在外，让我瞬间想到死人的白骨。就在街的对面，还有一棵老橡树，它的主干已经倾斜，高高的顶部被锯断，只剩下四根粗粗的枝叉。冬天的时候，树叶脱落，它就像一副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那里。每次经过，我都禁不住精神为之一震。
欧阳修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我相信树木有情，因为它们从来不会辜负四季、阳光、土地和雨雪，即使它们死亡的残枝，也可以为我们笼起一炉篝火，燃起一支火把。所谓的惟物之灵，倒未必做得到了。它们是静默的生命，只有在风的吹动下，才会加入自然的合唱。
熬过一个冬天，在和暖的春天里，我偶然在魁北克园艺师拉里·霍格森（LARRY HODGSON）的博客里读到下面的文字：大自然母亲不容许软弱，她会决绝地根除那些不健康的生命。冬天，降雪和结冰的冻雨，积压在树枝上，令其折断，狂风暴雪甚至推倒整棵大树。在其他的季节里，可能是大雨和狂风，风雨过后留下一地折断的树枝。我们视之为灾难，事实并非如此。他甚至说，从树的角度看，暴风雨折断树枝，不仅无害，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大部分折断的是枯死或孱弱的树枝，这有利于树木更好地生长。
霍格森还说，当一棵树倒下或者无法修复的时候，只需接受它的时间已到，毕竟不是所有的树都可以活过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