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张爱玲

文/ 一木

　　杜拉斯和张爱玲，一个来自法兰西，一个来自东方，她们都不算漂亮，由于早年生活艰困，缺少家庭温暖，早熟、孤高，又聪敏过人。她们属于那种既单纯又世故，既脆弱又强大的矛盾混合体。她们喜欢享乐，然而一个出自殖民地创业失败者的贫困家庭，一个出生贵胄，却家道没落，都有一段缺少母爱的童年，因此有些自卑，有些孤独，有些虚荣。骨子里看透世情人心，长大后才情过人，早早出了名。作为同时代的人，她们是行走在东方和西方的两个特立独行的文学女子。

　　最早我是在《译林》上读到小说《情人》的，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下子就被杜拉斯营造的氛围给盅惑了。她的叙述像流动的思绪，在回忆与现实间穿梭自如，而在如水的叙述之上是雾一般的气息。就是王小波说的“最初的震撼”。90年代末在一个朋友家偶然看到同名电影，那时我也正在经历一段无法回头的爱情，因此印象极为深刻。在越南小街上混杂而温吞的空气里，弥漫着神秘又颓废的气息，一个贫穷的法国女孩，不能自拔地与华人富家子陷入情欲的深渊，翻江蹈海的性爱描写，充满了毁灭的意味。梁家辉献出了精湛的演技，几乎和我看小说时的想象重叠。

　　来美后的2007年，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上映，因为是李安导演，我特意去布鲁克林科特街上的一家艺术电影院看了，电影没让我失望。后来又去找原著小说看，没想到只有区区两万字，两场麻将就解决了这样复杂的一个故事。不由感叹，张爱玲确是写情爱的高手。

　　杜拉斯生于1914年，张爱玲比她晚6年才出生。她们是天生的小说家，杜拉斯十几岁就知道要写书，要不顾一切地写下去。张爱玲呢，据她在《天才梦》里说，8岁就写了第一部小说。1943年当张爱玲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在海上一鸣惊人的时候，杜拉斯也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几年后，因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在法国成名。

　　写《情人》的时候，杜拉斯已是70岁的老人，张爱玲开始写《色·戒》时只有30岁。之后她改了30年，正式出版已经是80年代，因此和《情人》出版的时代又不谋而合。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两部小说都是自传性的。对此恐怕张爱玲不会同意，至少《色·戒》加入了她与胡兰成的情爱经验。写的都是离经叛道的主题，一个是不伦恋，15岁半的白人少女与殖民地富家少爷之间的性爱，一个是抗日锄奸“美人计”，最终女主角失神放走汉奸身死。或许是生殖的原始冲动，女性喜欢通过身体来与世界发生关系，女性作家擅长在情欲、性与爱的神秘联系上头做文章。

　　杜拉斯不讳言，与那个富有的棕色皮肤的男人性爱是为了钱，可这个看似叛逆无情的小女孩在离开那片痛恨的土地的时候，才恍然大悟。杜拉斯这样写道，“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一时之间她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就像后来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永恒一样。”

　　在《色·戒》里，张爱玲说了那句大胆的话，“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有说，原话出自歌德，也有说是辜鸿铭说的，不管谁先说的吧，从那个时代的女人口里说出，总是不同凡响的。她没有像杜拉斯一样露骨地描写性爱，她的手法更加隐晦，因为她写的是在抗战大背景下，一个女子因性欲而背叛初衷的故事，这是大逆不道的，可也是一个小女子对父权世界的对抗。小说中有一段对易先生的心理描写，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杀死王佳芝后，张爱玲写到，“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有关《色·戒》的高妙被说的很多了，而关于《情人》，许多人初读时很不习惯。线索凌乱，难以卒读。可这种流动的写法正对我的胃口，无论是女孩难堪的家庭、殖民地的种族隔离还是两人的性爱描述，都来得自然顺畅，毫无违和感。所以我并不同意王小波所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我更愿意相信，这就是杜拉斯的意识流，以她的个性，怎会按部就班地走套路呢。当然此时的她已经写了几十年小说了。

　　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公寓寂寞地死去，第二年，杜拉斯也在最后的一个情人杨·安德烈亚的陪伴下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们的晚年生活截然不同，杜拉斯风流成性，酗酒无度，张爱玲怪癖孤守，与世隔绝。说起来，都是对外部世界和虚无感的抗拒，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对于她们，所有的痛苦都是值得的，因了文学的缘故。

       （2019年5月19日《侨报》浮生若梦专栏 一木为刘倩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