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在夜里走路，总觉得白日的那种亮太晃眼，看不清心里想看的东西，倒是在夜里，周围渐渐黑下来，心里想要看见的故事和人就能一一浮现。平日里想得最多的并不是父母，也不是红尘男女，却是那些曾经的老师。

    这些年，就一直思量，怎么自己遇到的老师都有些不寻常，如同在神秘的夜路上，他们就恰好立在我要经过的地方, 举着灯诱我前行。这些灯有的如萤火虫般微亮，有的如火炬般炽热，但都好像是早早地排定，接力般地照耀，让我从未有过茫然独行的寂寞。

    五岁那年，是1967年，父母忽然去北京“大串联”，把我丢在了乡下外婆家。了无生趣的我有一天躺在水渠里差点被洪水冲走，于是被破例送进了村东头的小学堂。那校门窄得两个人都挤不过去，打铃的还是个哑巴，我人生的第一个教室竟然在一个露天的土台子上。因为天冷，来上课的女老师用三角围巾包着脑袋只露出两只眼睛，以致我至今也想不起她真正的模样。但她露出的两只眼睛却闪着“伯乐”的光，一眼就看到我，叫我站起来数数儿，我数到了一百，她拍了一下手说：“我不教你了，直接去二年级吧！”从那以后，我老是比同班的同学小了很多。

    六岁时我回到城里念小学三年级。教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东北女子，姓崔，声音尤其清脆，一说话，再调皮的男同学都直直地看她。早读时学校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可是胆大的崔老师却偏要教我们背诵毛主席诗词。教室里有风琴，她还为我们弹唱《雪》、《咏梅》，后来我学写文章，开篇总是“北国风光”，结尾就是看“山花烂漫”。

进了中学，国文老师忽然都成了男性。我的第一个班主任姓王，长得实在不英俊，娶的太太却如花似玉。他讲课的语调很慢，估计自己都快睡着了，但只要讲到《狂人日记》，立马精神抖擞。这样一个“慢郎中”，指令我在班上成立一个“鲁迅学习小组”，专门讨论“祥林嫂”和“孔乙己”。我后来读“鲁迅专业”的研究生，显然是受了这位王老师的影响。

高中时遇到的另一位男国文老师，姓寇，一派儒雅之风，冬天再冷，也不穿棉鞋，脚上永远是一双黑绒面的布鞋，走起路来清清爽爽。可叹他三十多岁，却是单身，住在学校围墙边上的宿舍里。我喜欢去他的小屋，泥墙上糊着报纸，排列着高高低低的书，有些还是线装的，要用竹签翻看。寇老师的书，一般人不能碰，但我可以，只是每次翻书前要先洗手。老师并不鼓励我看杂书，只是希望我多认字，甚至要我背写《新华字典》。高一那年我在《西安日报》上发了小文章，别人多称赞，他就指给我哪些文字不够好。到了1977年，我被推荐破格考大学，他是第一个在学校里发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大步流星地来报喜，感觉他的喜悦真是更超过了我的父母。

    1978年2月，原本准备着要下乡当农民的我忽然成了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小，古典文学老师布置《诗经》的作业时，别人分析《虻》，我只能分析《硕鼠》。大学老师中最难忘的就是那位教“鲁迅研究”的张华先生，他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56年来西北大学任教，上完第一堂课后就被打成了右派。记得那天张先生站在讲台上默立了好久，才说：“这是我一生中讲的第二堂课！”女生们当场都哭了。下课时，张先生对我说：“你只要把鲁迅弄明白了，就能明白中国。明白了中国，才能研究中国的文学！”我在大学毕业后，真的就投在张先生的门下，读完了“鲁迅研究”的硕士学位。

1982年夏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辽东半岛的大连举办现代文学讲习班，前来讲课的专家有唐弢、王瑶、樊骏、马良春、钱谷融、陆耀东等，年轻的我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每天都在极度的兴奋中吸收着来自讲坛的甘露。有一天上台的是林非先生，他挺拔高大，一口南方普通话听得真真切切。他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那个上午，“散文”两个字就一直在眼前发光，我几乎爱上了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散文大家。当晚去拜访林非先生，聊鲁迅、周作人，聊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最记得林非先生说：“小说可以虚构，但散文却是赤子，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   

    30多年过去，最难忘那些初到美国的日子，不敢有梦，流浪之中，一个台湾留学生愿意卖给我一部旧车。见面那天我钱不够，他仔细瞧我，问：“大陆来的吧？”我说“西安！”他一乐：“成交！”我最后送他上了飞机，却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高速公路。

有了车轮的我立马创下了“三家餐馆关门大吉”的打工纪录。问题的严重是我总把英语的“莲花白”（cabbage）说成是“垃圾”（garbage）。客人一问：“春卷里包的什么？”我就回答“垃圾！”吓得客人每每失色甩手离去。

就在第三家餐馆将要关门的时候，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华侨忘记给我小费却丢给了我一份《世界日报》。那是我在美国看见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其激动绝不亚于见到亲爹亲娘。报上有一堆招工广告，炒锅，抓码，算账，看仓库，反正七十二行都不要我这种人。沮丧之际发现了“副刊”上的一句话：“提起笔就是作家！”半夜里我到处寻找纸笔喜极而泣：美妙的方块字哟，是你要来救我吗？

  因为漂泊，懂得思念，懂得了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懂得了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他们若不远游，怎会有这样深刻的愁韵？古人尚明白“置身异乡”的丰富体验，谁能说，闯荡新大陆的暂且“苍凉”，不正是生命里最难忘的驿站？异域生活的冲击，移民生涯的甘苦，散文，这个最让我迷恋的文体，在异国的暗夜中带给我重新焕发生命的希望。

    天演时逝，岁月蹉跎，如今已过了“天命”之年。回头一看，恍然明白：生命里要走的路其实是在那些“缘”的机遇里早就铺好了，而站在那些“缘”点上的便是一生所遇到的“师”。所谓父母生养我身，老师滋养我心，塑我灵魂。

世上有一种唱不出的歌，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因为一旦开口，很怕唱错了那神圣又温暖的调子。世上有一种雨，只要下过，就会让贫瘠的土壤湿润发亮。在我，夜色中怀想那一个个如灯如火的师恩面影，心里总在默默说：感谢天命有你，幸运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