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堂文学课（文章）

我跟别人说我写了一部有关考古的小说，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看过《盗墓笔记》，你这个也是关于盗墓的？我就想，在普通人的观念里，是不是盗墓才有资格被写成小说？或者人们并不清楚考古工作者具体做了什么，以为考古跟盗墓是一回事？也可能他们觉得考古跟小说的距离有点远，毕竟小说的本质是虚构，考古的核心是实证。人们读小说主要还是为了娱乐，考古那么枯燥，写考古能有什么戏剧性和娱乐性呢？

但是我觉得，在凡事都在创新的年代，考古与小说终究是要相遇的。当考古的史料装进小说的框架，读者收获的就不仅是阅读的快感，还会有考古学方面的知识。在风行文化阅读的今天，考古小说，正当其时。

作为一个关注家庭、情感的写手，这部小说可说是一个另类。事实上，它更像是我的读书笔记。20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参观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到一尊青玉十节玉琮。据解说员介绍，这尊玉琮虽然在金沙遗址发掘，但它的风格和玉质都属于浙江的良渚文化。当时我对良渚文化和古蜀文化都很陌生，对玉琮更是一无所知。参观完了之后，出于好奇我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玉琮，发现这个外形类似笔筒的物件竟然是个未解之谜！

好在网络时代信息资源极为丰富，我一点点追踪，试图找出良渚十节玉琮现身金沙的缘由。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那些曾经在我漫不经心的目光中掠过的文物一件件变得鲜活起来。我想，何不以这个现身金沙的良渚玉琮为线索写一部穿越的爱情小说呢？正好当时我的上一部长篇刚刚出版，还没有新的写作计划，便大致梳理了一下思路就动笔了。

但写作的人都有这个体会，就是写着写着，笔下的故事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偏离作者预设的走向发展。我写《玉琮迷踪：从良渚到金沙考古探秘》时，就遭遇到这样的困境。随着挖掘过程的深入，我的写作兴趣已经由最初的寻找金沙十节玉琮的源头，伸延为探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小说的主题也由男女爱情，上升为老一辈考古学家对祖国远古遗存的深情。完全背离了写作的初衷。余华说过：虚构的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声音，作家应该尊重这些声音，成为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而不是叙述上的侵略者。我决定听从故事本身的意愿，写考古发掘，写考古学家。

我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写完了初稿，然后把电子稿发给家乡的荀德麟先生过目。荀先生是著名的文史学者、辞赋家，对中国文化遗产和大运河有深度研究，他的《美好江苏赋》入选大学语文。荀老很快就通读了18万字的书稿，并为这本书写了题为“玉琮灵气焕文章”的代序。他写道：“在阅读中，我的眼前多次浮现出姚雪垠与《李自成》。姚在创作完成《李自成》的同时，也成了晚明史与明末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著名专家。文章之与《玉琮迷踪》，亦可作如是观。就作品的视野而言，文章则放眼中西，融贯古今，广涉文理，纵横百科，且长于欧美小说之思辨推理，更间以考古学人之引经据典，因此，气象更加恣肆宏阔。总而言之，《玉琮迷踪》是文章文学创作与考古探源紧密结合的一次全新探索、成功尝试。”

而且特别凑巧的是，荀老通读完书稿不久，就传来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7月6日举行的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先生非常激动，他在代序中写道：“我不禁欣慰地仰天发问：是文章的灵感感动了上帝，还是玉琮的灵气召唤了文章？”说实话，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考古过程、考古学家，和文物知识，于我是一个新的尝试，虽然完稿了，到底能不能达到出版要求自己心里也没底。荀德麟先生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也应该是这本书顺利出版的一个契机。怀着一丝侥幸，我把书稿发给浙江文艺出版社主编邱建国先生。

2019年11月，趁我回国开会之机，文艺社特意为这本书开了一个5人改稿会，参会的就是文艺社的邱建国、余文军、罗俞君老师和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王宁远研究员。会上，老师们直言不讳，指出这部小说的致命缺陷。当时这部小说虽然是用一个虚构故事串起来，第一稿中有大量考古史实的论述，不光冲淡了小说本身的文学性，也造成非考古专业的读者的阅读难度增加。罗俞君老师说：“你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是谁？你觉得你有塑造这个人物的形象吗？”因为很多信息是通过大段对话交代，邱主编尖锐指出：“你给我们讲了一个二手故事，读者需要一手故事，书中的安慧就是多余的。”几位编辑老师的评价好似当头棒喝，让我如梦初醒。王宁远老师说：“虽然有几处需要改动，但总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这部小说的，考古知识部分没有大问题。”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

说实话，涉足写作十多年，出了四本书，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改稿会，而且是这样一个说真话的改稿会。我不得不佩服文艺社的严谨与认真的出书态度。事实上，当时找到他们出这本书，一方面是因为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就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另一方面，是欣赏文艺社在编辑中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与文艺社结缘，是因为他们出版的两本书，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四十年来家国》和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故乡的云》，收录了两篇我的文章。当时的编辑陈圆和罗艺对我的文章几乎是逐字逐句地推敲核实。我从此知道，浙江文艺出版社不光是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出版社，还是一个极为专业、负责任的出版社。

这次说真话改稿会，对我的写作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可看作是我的“人生第一堂文学课”。我是理科生，写作完全是出于爱好，没受过任何正规训练。邱建国主编、我的责编余文军老师，和文艺社资深编辑罗俞君老师都是文学修养极深的编辑，王宁远老师是发现良渚水利系统的考古专家，对良渚文化遗址的挖掘和发现非常熟悉，这本书遇到他们真的是非常幸运，他们改变了这本书的命运。

改稿会后，我一直犹豫是局部修改还是另起炉灶。正在这时，我读到一篇文章，谈到写作历史类题材时作者容易被史实捆绑，跳不出来，心里一惊，意识到我的这部小说正是走入了这个误区。这才是老师们认为它不像小说的根源。于是，我根据老师们的修改意见，大刀阔斧，砍掉枯燥的叙述性内容，重新设置人物和情节，重写整本书。

重写的过程非常顺利，每天都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灵感不断。短短4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这本书的二稿。除了章节标题和主要结构，这完全是另外一本书了，另外一本无论是文学性还是思想性都不可同日而语的书。

这期间，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遭遇新冠病毒的侵袭，这种直接攻击人类肺部导致呼吸困难的病毒，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各国都告诫自己的国民，待在家里，实施隔离。航班停飞，国境封锁，不可有五人以上聚会。没有人外出旅行，连公园都关闭了。我任职的研究所也关了，所有人在家上班。正是在这个慢下来的世界里，我宅在家里，与我书中的人物共同讲述远古时期良渚和古蜀发生的故事。我每天足不出户，沉浸在那种纯粹与美好里，几乎忘掉了眼前的危险。

在重写本里，我以全能视角，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副线。这两条主线，一条是考古挖掘的过程和出土物的写实故事，一条是远古时期生活场景的虚构故事，现在和过去，实与虚，交替呈现。一条若隐若现的副线专为延续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的故事而设。三条线时而平行，时而交错，在时间和空间上任意穿越。有家国情怀，也有爱恨情仇，还有神巫灵界，诸多通俗小说的元素包含其中。这是我写作生涯以来，第一部超越了自我生活经验的小说，也是最挑战我的虚构能力和想像力的一部小说，更是一部从书写情感到书写历史的转型之作。我对它的问世充满期待。

学者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曾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传说的真实性是不可忽略的。这些民间口口相传的传闻，即使看起来略显荒唐，却也可能隐藏着某种真相，并非空穴来风。因此，在这本小说里，既有信史文物、发掘过程，也有情景重现、神话传说，它的使命，是让读者于轻松阅读中了解华夏历史长河中最天真烂漫的上古文明，产生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追问。

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让我爱上了考古，让我养成定下心来查史料的习惯，让我明白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保持走的姿态，就一定可以抵达终点。我与这本小说，彼此成就。

我同时也相信，读完这部小说，读者的下一个博物馆之旅将会更为有趣。

文章

2020年4月16日于加拿大温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