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因为有了互联网，迅速进入全球化时代。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学，也开始进入到全球化写作。

    北美的汉语文学，已走过百年长河，近半个世纪一直风起云涌。近观三十年，如野火燎原，迅猛崛起，尤以女性作家创作为盛，并形成一股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华文学迥然有别的文学景观。不仅一跃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前沿阵地，也成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在上世纪中叶，先是四·五十年代从中国出来的中国留学生，徘徊在“去”与“留”的挣扎，成为海外“留学生文学”的初试啼声。60年代，台湾掀起“出国潮”，有了以於梨华、白先勇、欧阳子等为代表的“纽约客系列”，主题转向“无根”的精神痛苦，在“接受与抗拒”的文化冲突中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在事业、国家、爱情、婚姻的漩涡中，由“留学生文学”接近了“移民文学”的前沿，创造了北美华文学的一个高峰。

    与中国现代的留学史不同，当代中国的留学大潮主要是云集在北美地区。据统计，仅从1978年到2007年底，中国大陆赴北美留学的人数就远远超过赴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留学人数的总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美的新移民文学发轫于上世纪80 年代，成熟于90年代，从单纯描写个人沉沦痛苦、奋斗崛起的传奇故事，逐渐走向对新移民文化心态的表现，进而展开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他们早期创作的主题主要是表达在“生命移植”过程中“离散”意义的苦乐悲欢，带给人们的阅读冲击首先是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心理冲突以及对自己母文化血缘的“离而不散”。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则是在全球化视野下寻求文化的融合以及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回归”。

对比上一代的台湾留学生作家，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大陆新移民作家则显得更敏感热情，同时又不失自我。他们减却了漫长的痛哭蜕变过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行感。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人们从他们的作品中，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这对于急剧变革的中国文学巨流，无疑是一股令人惊艳的清流。

一，北美女性创作的总体成就

在国际文坛上，男性写作群体一直如同他们的社会处境，呈现为强势，仅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男作家一直占绝对多数。但是，在海外的汉语文坛，女性的写作却呈现出远比男性强势的特征。不仅仅是作家作品的数量，汉语女作家写作的题材和内容更包含了宏观历史的表述，并涉及到移民与人类的现代演变、中国近现代变迁以及风云变幻的各类都市成长故事。承接着历史长河的漫漫涓流，蔚然绿州之上，竟以女作家为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地辨析女作家们与男性作家在创作气质上的差别，就会发现女作家们首先是更看重“人”的本源意义，即“人”在这个世界所承担的各种角色。在她们的笔下，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情感世界中，再现“人”的冲突与力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向“内”看的情感创作特征，并非意味着女作家们轻视了外部世界的表达，她们的创作特别展现出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大视野！

北美的新移民女作家，她们多属第一代移民，学养背景比较深厚，有深入血脉的母国记忆，也有面对世界新思潮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在她们的创作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有意识地保持了自己所处的“边缘地带”的心理距离，携带着母体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异域体验的激荡与碰撞，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写作空间。她们的创作，除了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生命旅程的探讨，同时也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发展前景寻找着与世界文坛接轨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技巧。

仅以北美新移民女性小说家论，代表性作家包括：最早表现大陆留学生海外遭遇心理挣扎的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反思一代人传奇命运的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解剖人性的严歌苓（《少女小渔》），游走在双城记里的张翎的（《望月》），塑造女性人格的陈谦（《覆水》），沉浸在家族故事里的施玮（《柔若无骨》），还有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张慈的《浪迹美国》，李彦的《嫁得西风》，袁劲梅的《老康的哲学》，施雨的《纽约情人》，吕红的《美国情人》，融融的《夫妻笔记》，宋晓亮的《切割痛苦》、曾晓文的《梦断德克萨斯》、虔谦的《万家灯火》，王琰的《落日天涯》、，江岚的《故事中的女人》、孟悟的《雾城》，黄鹤峰的《西雅图酋长的》，枫雨的《套在指上的环》，海云的《冰雹》，刘加蓉的《洛杉矶的中国女人》，汪洋的《洋嫁》，洪梅的《梦在海那边》，梅菁的《纽约绮梦》，伍可娉的《金山伯的女人》，岑岚的《那天边的彩虹》，艾米的《山楂树之恋》，秋尘的《时差》，文章的《失贞》，董晶的《七瓣丁香》，张惠雯的《两次相遇》等，都从不同的人生角度，展开了移民世界的文化挑战。

二，文化“离散”经验的正面书写

“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个文化现象。美国学者斯蒂芬·桑德鲁普在他关于“移民文学”的研究中写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般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到了一种对于家国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鱼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斯蒂芬先生的真知灼见更体现在他精妙的结论：“移民他乡的游子们至少会较为典型地体验到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某种程度的边缘化，但更为通常的是，他们将会变得越来越疏离那不断变化的本土文化”（见《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一书）。

    “离散”，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命题。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离散存在于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梭者”。以此观照“离散”意义的作家，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而这正是当今海外新移民作家所呈现的最可宝贵的精神特征。

    “离”是一种主动的“离”，是一种距离的放弃；“散”则是一种甘居在“边缘化”的超然心态。在北美崛起的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她们有意识保持了“边缘”与“中心”的心理距离，从而构成了一个极有张力的空间。这批作家，大多具有“学院派”背景，这使得她们在“原乡”和“异乡”的文化切换中更为自觉，在“离”的独立冷静中思考，在“散”的自由状态下重新发掘新的文化母体的“依归”。

这种“移民人生”所特有的“疏离体验”，突出地体现在下面几位北美女作家的创作中：

1，查建英：“边缘化”后的“离心力”

    查建英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正面书写异域生活文化冲突的先驱。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七七级的才女，最为人知的作品还是小说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留美故事》等。她的创作，最早表现了大陆留学生在海外遭遇的心理挣扎，并直面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从而开创了留学生文学和海外新移民文学的双重先河。

查建英在访谈中说：只有在国外作为一个个体住下来，你才有可能沉静下来感受和思考，看到一些表层以下的东西。你会先看到“异”与“隔”，再看到“同”与“通”，然后看到更微妙曲折的东西，你的观察会逐渐变得更有质感、更丰富。也许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疑问，而不是结论。即使你没有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至少你应该不再是一个狭隘的、自卑而又自大的民族主义者。外国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你对外国的看法，或许改变更深的是你对祖国的看法。

2，周励： 先浴火，再重生！

    周励，海外新移民文学的重要先驱者。海外移民文学的灵魂就是在浴火后“重生”，新移民文学与海外留学生文学最大的区别点就是新移民文学则着眼在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土壤里扎根发芽，而不仅仅是让自己从生养的土壤里拔出来。正是在这个分水岭上，周励的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具有了她特别的意义！

    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以其饱满的激情和豪情，描述了自己在大时代所经历的丰富人生，表现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代新移民不畏艰难勇敢进取的人生故事。作品的主人公，经历过“文革”的风暴，经历过北大荒的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脱胎换骨，戏剧性的曲折经历成为一代人的真实写照，一时间成为轰动文坛的“留学宝典”。

    海外的新移民小说，从向往、新奇到亲临的失落幻灭，再到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自我的重新寻找，新一代的移民作家正是在文化洗礼的生命“移植”中跃然前行。

3，严歌苓：脱胎换骨与生命爆发

    在海外，大多新移民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在生命“移植”之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严歌苓就把自己的创作成就归功于自己的艺术观念受到了重新洗牌。

严歌苓的创作有她自己的分水岭，前期作品偏重于表达文化冲突，后期作品“回归”到中国书写。分水岭前期的作品是短篇集《少女小渔》、《海那边》、《倒淌河》、《白蛇橙血》、长篇《人寰》、《扶桑》、《无出路咖啡馆》等。后期作品包括《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移植海外”的严歌苓如同是深根的枝忽然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蓦然间开放出再生的奇葩。

　4，张翎：交错的彼岸

张翎的创作大量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代表作有《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余震》《金山》《阵痛》《流年物语》等。如果说严歌苓是重新洗牌后的爆发，从“离散”走向“回归”，张翎则一直是在交错的彼岸中飞旋，时而在故土深入腹地，时而在海外登上峰峦。她的人物，既属于温州，又属于加拿大，既不属于江南梅雨的柔婉温情，又不属于北美大陆的圆通世故，他们穿越在两个大陆之间，在时空交错的生命场中谱写着寻找与回归的乐章。在张翎的笔下，即是双向的“突围”，又是双向的“依归”，洋溢着处在多种文化交界中的移民气息。正如小说《交错的彼岸》中的一句话：“我只有避开那个世界，才能展开对那个世界的思索。

5，陈谦：从外部现实转向“内世界”

陈谦的小说创作始于新世纪之初。处女长篇《爱在无爱的硅谷》200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有系列中篇：《覆水》、《特蕾莎的流氓犯》、《望断南飞雁》、再到《繁枝》，再到长篇《无穷镜》，她的笔力因为进入到了“人”的“内世界”的探掘和反省，从而让文坛为之惊艳。   

与北美其她的女作家相比，陈谦追求的不是大格局，她的笔力是放在一个小切口，再一路探掘下去。在她的小说中，惯于以个体生命为视角，借助女性眼光，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从情爱婚姻的故事框架展开，最后的走向是对生存处境、生命意义的根本性追问。

6，施雨：手术刀下的生与死

    施雨出版有长篇小说《刀锋下的盲点》、《下城急诊室》，均是北美华文坛罕见的以医学世界为背景的小说，笔触深入到了美国独特的人文地理及其法律战线，对西方上流社会展开了冷静的揭露甚至批判，让读者在生死存亡的瞬间领教命运之神的真正残酷。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品中实属罕见。

    在施雨笔下，医院并不是她醉心叙述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新移民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交战。她要叩问的是，在所谓的西方法律面前，民族的属性是否真的平等？少数族裔的移民之路究竟充满了怎样的艰辛？尽管如此，在逐步融入主流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以小说主人公为代表的新一代移民正在努力地消除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冲突，走向自信、自强。

7，融融：性与爱的觉醒

    融融笔下的故事，无论是《素素的美国恋情》，还是《夫妻笔记》，不仅仅是中西异国文化碰撞出的“灰姑娘童话”，而是对生命能量的挖掘和由此发出的衷心礼赞，她甚至以“性爱”的杠杆，正面撬开了“生命移植”的人性深广。中国文化中的性爱传统首先是依附于情爱，但融融的小说，性爱本身就如此优美和强大，声光交合，创造出生命本身所蕴含的美韵。

8，王琰：人生选择的代价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并位居世界前列，越来越多中国人移民海外，除了传统的留学移民方式外，通过技术、婚姻、陪读、访问、投资、依亲或团聚等途径移民的人数明显增加，由此而带来的是移民文学的深入扩展。王琰的小说，正是表现了那些通过各种渠道或途径移民海外的华人在移民他国之后的生存空间，以及他们在移民美洲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和经受的心灵挣扎。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落日天涯》、 《归去来兮》、《我们不善于告别》、《天才歧路》，中短篇小说集《双面佳人》等，她特别善于写出新移民身在海外不得不面对的一些共有经验：留学的酸甜苦辣，职场的种族歧视，海外婚姻经营不易，异族通婚各种冲突等，由此拓展了移民人生的丰富性和沉重感。

三，站在海外的新角度，“回归”中国书写：

1，严歌苓：探寻“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

近年来的严歌苓创作，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渴望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到“中国书写”。

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即是她“回望乡土”、重新“抒写历史”的一声号角，此刻的严歌苓，与其说她痴迷于女人的故事，不如说她是在为“活”的历史着迷。她想要关注中国最本真的农村，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

神奇的《小姨多鹤》，所讲的故事已不仅仅是跨“历史”，而是跨“国籍”，被评论界誉为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小说描写的虽是日本侵华战败后留在东北的日本少女多鹤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但延续的依然是严歌苓驾驭卑微人性、拷问质朴灵魂的精湛功力，在时运的磨难中，在生活和爱的“窘迫”里，强大的生存意志，却造就了“人”的宏大叙事。

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还有后来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严歌苓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她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长篇《陆犯焉识》，这部小说其实已经超越了政治的诉求和情感的诉求，是一部哲学含义的作品，即表达出人生的荒诞和虚妄，夫妻不能相认，母女不能原谅，主人公自己举着牌子等待自己，甚至是“失忆”的人感觉比清醒活着的人痛苦还更少些。这样的“中国书写”显然已经达到了中国当代反思文学的新高度！

2，袁劲梅：融文学与哲学为一体

    袁劲梅，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教授，著有中篇小说《忠臣逆子》《九九归原》《罗坎村》，出版小说集《月过女墙》，另有长篇小说《老康的哲学》《青门里志》《疯狂的榛子》。她在下笔之初有强大雄心和抱负，试图写出世道人心以及自己对文革乃至人类文明的思考。

3，施玮：回首女性的生命追求

    施玮是在上海淮海中路和苏州纽家巷之间长大的女子，美国的哲学宗教学博士，所以她的创作多与灵魂有关，哲学与诗意在她的文字里交融。

她的长篇小说多写女人的命运，表达女性的生命追求进程：从肉体到精神再到灵魂。《柔若无骨》写女性在社会动荡中的生存命运。《放逐伊甸》写女性在极端变革时代中的精神命运。《红墙白玉兰》写女性生命灵魂成长的救赎命运。

4，张惠雯：向现代经典致敬的“人性诗意”

    张惠雯，海外70后作家的优秀代表。中短篇小说集《两次相遇》《一瞬的光线、色彩和阴影》，小说题材多是海外移民的情感瞬间，尺幅之内擅长表现生的“醉意”与“诗意”。她尤其善于短篇小说，风格诡异迷人，善于写人物在特殊情境下的心理反应，充满了“人性诗意”的独特发现。

四，结语：

    纵观北美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新移民的文学创作，先是告别乡愁、纵身跳入异质文化的勇敢，由“移植”后文化冲突的痛苦，演绎出“离散”的孤独与凌绝，再经过惊然回首“反思”的思辨，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母体，走向 “回归”“重返”的渴望，如今是在“超越”的意义上向全球化靠拢。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方的文化对话，这样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在北美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实的体现。

    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学坛的一位年轻学者彭志恒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文化与海外华文文学》中指出：“海外华文文学所暗示的是中国文化的变化，海外作家所开拓的是新的文化精神”。他的更深远的目光则表现在他清醒地看到了“文化之冲突才是历史与文学前进的动力”，而“北美华文文学是两种异质文化相碰撞所产生的对峙状态”，是在“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对“生命自由”哲学所做的深刻反思，从而在一个新的意义上达到了对“人”的概念的认识上的完整。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文坛，同时也带动了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热潮，并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文化桥梁。今天的海外汉语女作家，已经摆脱了早期创作的那种“无根”之痛，也逐渐消解了游子思乡以及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巢臼，她们开始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超越地域超越国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与人类关怀，努力在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