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个体历史，向来被国家宏大的历史所淹没，成为政治大叙事中的点缀。而王鼎钧（见上图，网路照片）的四部曲回忆录，却将个体放大，并使其在历史的裂变中充满亮色，更重要的是他写的并非一个人的历史，用王鼎钧自己的话说，“我要用这四本书显示我们那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他说，“我关怀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贴近泥土的‘黔黎’，历史忽略了他们。”

　　今年1月，着名作家王鼎钧的四部曲回忆录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在大陆引起一阵读书和评论热潮，热潮从年初持续至今不衰。本刋借此之机，採访了身居纽约的王鼎钧先生，并希望向北美的读者推介这部回忆录。

并非一个人的历史

关于四部曲的访谈録——对话王鼎钧先生

　 人称鼎公的王鼎钧先生，如今已88岁高龄，日前他在平板电脑的屛幕上用手写的方式对本刋提出的问题，做了如下回答：

问：您的四卷本回忆录在大陆出版，引起大陆读书界的热烈反响。对于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您的回忆录给大陆读者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最后一册《文学江湖》将台湾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30年台湾人的生存状况作了细緻入微的刻画，这对大陆读者来说，是相当新鲜的内容，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答：大陆上的读者见过大场面，读过大文章，他们的见闻阅历大大超过我。可是，“他人有心，我忖度之”，那些年，我觉得他们怎麽好像装在一艘很大的潜水艇裡，深入海底，自给自足，与外界隔绝。一旦这艘潜艇浮出水面，外面的一隻海鸥，一叶浮萍，都值得他看，都应该有人指给他看。

我和他们活在同一时间，另一空间，一旦能够交通，但愿互诉衷肠。我并没有甚麽奇蹟，甚麽祕密，但是，我司空见惯的，他们也许惊叹诧异，我理所当然的，他们也许不可思议，我百思不解的，他们也许早已成竹在胸了。这是两个世界叠合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我的书可以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论选材，我比同时代的回忆录作者注意具体细节，这是文学训练使然，少年时代，苏格拉底的一件小事深深地影响了我。有人和苏格拉底谈勇敢，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词，两个人展开对话：甚麽是勇敢？作战不退是勇敢，要是上级下命令撤退呢？这就到了细节的层次。军队攻击的时候，百步比五十步勇敢，军队撤退的时候，五十步又比百步勇敢。在“赵氏孤儿”的故事裡，程婴卖友偷生，抚养孤儿，是勇敢，公孙杵臼捨生就死，掩护孤儿，也是勇敢。　

我写回忆录，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综合，不要概括，不要论断，“勇敢”越少越好，“五十步或百步”越多越好。细节中有真相，有特色，有人性，“小”可以见大，“大”反而空洞。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芝麻绿豆裡都能见天国，文学训练使我知道怎样选择。

我和大陆上的读者娓娓而谈细节，细节之中有趣味，有思考，细节可以进入茶馀酒后，街谈巷议，可以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以使“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至于为了文章组织而不得不加的“总之言之”，算是技术性的收穫吧，可以当做层次条理、章法结构的参考。

“在台湾我们曾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

问：您曾经说过，自己一生“四世为人”，实际上您离开故乡、离开大陆，离开台湾，从未再回去。与此同时，您又在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故旧，接续以往的因缘，这是为什麽？

答：先説台湾。由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和中国大陆完全隔绝，地理上的隔绝，政治上的隔绝，文化上的隔绝，还加上历史记忆的隔绝，我称为真空包装。1949以前，我们读过的书有问题，接触过的人有问题，到过的地方有问题，服务过的机关名称部队番号都是问题，我称为背负原罪的初生婴儿。我们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祖之裔，无史之国。我们都祗知有神州，不知有故乡，祗知有亿万同胞，不知有至亲好友。

　80年代，中美建交，中国对外开放，我和大陆亲友通信，那些亲友和我谈未来，谈故乡建设，谈子女留学，我告诉他们，我是看看自己的前生，我不修来生。我说我是望乡台上的鬼魂。故老相传，人死后，牛头马面把他的灵魂领上一座髙台，让他眺望他以前生活的世界。我说我像毛姆，来拣前生留下的脚印。那些切断了的神经血管，一根一根又接通了，像大手术一样，我受到极大的震撼。我用一本散文记录震波，那就是《左心房漩涡》。

　那时，经过三年飢荒，十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大陆亲友非常贫困，有人从海外寄给他们一点钱，对他就是很有用的接济，海外的人给他一点点温情，对他就是很大的安慰。而且海外关係一经开始，地方上的领导就会看重他，照顾他。想不到阴差阳错，我有了这麽片刻的优势。

我要还前生欠下的人情债。除了母恩难报，抱恨终天，我在颠沛流离中得到的帮助，都可以趁着这个三生难逢的机会作出补偿。对方非常惊喜，他没想到当年无意中的一宿一饭，竟是不灭的因缘。他也没想到他教过的千百学生，他带过的千百士兵，他治过的千百病患，居然有人在30年后念念不忘。统战部门因此怀疑过我的动机，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我呢，求个心安，我也希望有些人因此不会丧失对人性最后的信心。　

然后，为了写书，要捜集资料，完全是现实目的了。　

“‘艺术含金量’，我的回忆录有些地方18K，有些地方14K。”

问：在《文学江湖》中，您发表了很多有关文学的见地，也透露出您个人的创作轨迹。您说您的志趣是在文学性散文上，那么您是如何定义文学性散文的？

答：“文学”的定义很多，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我接受如下的说法：有广义的文学，有狭义的文学。

广义的文学是“文的科学”，组织文字表达一定的内容，就是文学作品，照这个说法，不但历史地理都是文学，你买了一架电视机，裡面有一张说明书，那也是文学。狭义的文学是透过语言文字表现“意象”，意象是寓意于象，因象见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形之于外的象，燕子尚且成双成对，佳人却如此孤独寂寞，落花就是她低沉的心情，这是寓之于内的意。它有两个层面，也许不止两层，“佳人”也许又指怀才不遇的君子，揭开这一层下面还有一层。

诗，电视说明书，这是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一个寛广的地带。文学是大圈圈裡头一个小圈圈，小圈圈裡头一个黄圈圈，大圈圈使用文字传达一定的内容，黄圈圈用文字表现意象，两者之间的那个小圈圈，我想就是文学性的散文。散文难免叙事说理，首重实用，其次、又其次才是欣赏，黄圈圈裡的散文并不多见，大圈圈裡的散文触目皆是。举个例：鲁迅先生收在《野草》裡面的“过客”，“墓碣文”，应该属于黄圈圈，他的杂文恐怕不然。我的回忆录在小圈圈的内缘，常常向黄圈圈倾斜。大陆文评家常常提到“艺术含金量”，好词！如果黄圈圈是足赤，我的回忆录有些地方18K，有些地方14K，大概就是如此吧。　

“文学性”一词，有时含有虚构的意思。当年文评家常说“理想化”，这个理想是艺术的理想，不是政治的理想，为了符合艺术原理，产生艺术效果，捨弃真实。传说李白是淹死的，月明之夜，他在船上喝醉了，想把水中的一轮明月捞上来，这个捉月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李白这个典型的理想化。如果李白喝酒太多，得了肝硬化，又没有很好的医疗照顾，辗转牀褥，凄凉憔悴，岂不糟蹋了这位诗仙的形象？“舎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作者努力营造苦难的家运，谎报死讯，闹了个大笑话，倒也给甚麽是理想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一个失败的例子。　

回忆录禁止这样的合理化，回忆录的文学性，只能显示在章法佈局上，修辞造句上，而且有限度。在这裡，文学性应该是技术层面的事，它好比房屋的装修，而非建屋的蓝图。我常常惋惜某些人的回忆录缺少文学性，那麽好的材料没有写好，我也常常惊讶某些人的回忆录驰骋想像，任意拚贴，文学手段太超过了。我自信在这方面掌握了分寸。

“语言的张力，来自作家胸中的‘气’。”

问：读您的回忆录，感慨于笔力温馨又老辣，但是难掩沉重、压抑和伤痛，尤其是疼痛的感觉挥之不去。从《昨日的云》最开初的篇章《吾乡》，老师问，抗战胜利以后你们希望在什麽地方居住？你举手回答，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然后是《吾家》战争来了，浸泡在血与炮灰中的担架上的伤兵。乱世与情义的基调已经确定。

之后的《关山夺路》是四部曲中最浓墨重彩的一本，写放弃学业之艰难——“一室之内，有生地，有死地”；写体罚新兵传统——“他们要用心剪掉我们思想的翅膀”；写战乱中同袍之死——“‘时间’要用多少岁月来慢慢杀死‘希望’”；写苏北难民，写日俘日侨，写学潮、写中共和国民党军、写战场，写根据地和国统区，也写人性。其中有关青年的一段感慨，尤为印象深刻：“‘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裡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裡多少假花。”思考的深度和语言的力度，产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您是如何做到的？

　 答：多谢您如此肯定我的语言风格。要答覆这个问题，我得毫不客气接受您的称讚，再自已指手画脚演绎一番，未免大言不惭？可是，我想，我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反应来自四面八方，大家的注意力对准了书中的众生相，几乎没有人讨论到形式美。这些年，我觉得多少人读文学作品是在摄取资讯，而非审美，今天聼到您如此提问，真和“空谷足音”一样惊喜。

我当年学习写作，喜欢说理，拙于记述，根本不能抒情，文学作品的感性比理性重要，怎麽办？常常苦恼。这时读到莫泊桑的小说，觉得他冷酷，好像手中握着手术刀，可是他的分析有抒情的作用，他的记述有论说的作用，他能转换语言的功能，这一招我必须学。黎烈文的译笔最传神，也许我该说是跟黎先生学。这时再读唐诗，发现许多名句是论说，是记述，也是抒情，像“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像“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教材很多。您上面列举的句子，都是从这条路上脱胎转化而来。

　　您提到语言的张力，张力来自作家胸中的“气”。南北朝的谢赫提出绘画的“六法”，第一就是气韵生动，气在作品形成之先。所谓怒气写竹，逸气写兰，作品是“气”的艺术形相，所以气韵生动列为第一。在这方面文章之道与绘画相通，胸中的不平之气，悲愤之气，无可如何之气，到了笔端，就是语言的张力。读者是看到文章才感受到气，往往以为气最后形成，非也。 您欣赏的那些句子，我今天再也写不出来，无他，没有那股气了，所以写文章要及时。

至于怎麽办到的呢？我不知道，说不出来。前贤有人说文章没法教，没法学，父亲不能传给子女，老师不能留给学生，他们指的应该是这一部分，在此之前，应该可以教，可以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前一句可以教可以学，后一句没法学也没人可以教。　

“虽然二十几岁，我觉得已经到了人生最后一站。”

问：关于回忆录的写作方法，您曾经用切片来形容，从我自己的阅读经验看，更像是“拼图”，每篇文章就是一小片拼图，彷佛碎片，却息息相关，拼接成那个时代的整体 体验。您曾说《文学江湖》是袋状结构；《关山夺路》是对照、危机和冲突各自延长，互相纠缠，滚动前进。谈谈您是如何对四部曲进行构思与设计的？　

答：切片，拼图，袋形，都是比喻，比喻祗有部分相似，说不完全。构思设计是表现内容的，上世纪30年代的先进常说“内容决定形式”，这话没错，台湾三十年，把这句话埋葬起来，现在应该出土了。（以我在实践中的体会，形式有时也决定内容，閒言按下不表。）

四册回忆录的内容不同，结构也有异。第一册《昨天的云》，我的少年、儿童时期。回想那些年，许多事情像大海中的岛屿，一个一个孤立在烟水之中。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大岛小岛的地层相连，也就是，我们那时不能发现事物和事物之间相互的关係。当然，我写回忆录的时候，早已知道那许多事情互为因果，知道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一件大事的零件，知道生活是一个複杂的有机体，可是我没那麽写，我想保存一点童稚，我仍然该断的地方断，该缺的地方缺，该朦胧的时候朦胧，我仍然画大海中一个一个孤立的岛屿。这就出现了您所说的拼图。　

第二册《怒目少年》，对日抗战后三年，我到大后方去读流亡中学，学校随着战局变化一再迁移，由安徽、河南、湖北、到陝西，我在这三年裡的遭遇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有连带关係，我这时已经有因果观念，这就有了一条綫，这一本的内容跟上一本不同，结构也就不同。回忆录不是流水账。商店的流水账，每一笔生意佔一格，金额很大是一格，金额很小也是一格，交易过程简单佔一格，交易过程複杂也佔一格。回忆录当然不同，《怒目少年》裡的这根缐并不光滑均匀，上面打了许多结，这些结有大有小，事大结也大，事小结也小，很像古人说的结绳纪事。结绳纪事的说法很可疑，但是拿来比喻写作方法很有启发性。在您看来，这个结构也很像拼图。

第三册《关山夺路》，记述我在内战期间随军奔波，先是由西到东，后是由南到北，父子不相顾，兄弟姊妹离散，哀鸿遍野、伏尸遍野、冰雪也遍野，那时我笃信上帝，“上帝在天上，地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可是现在我迷惑，我惶恐，我愤怒，跼促不安。这本书的内容又和前两本不同，有这样的内容才有那样的语言风格，一如您在上文所指。内战时期，我也是用脚印画出一条曲曲折折的长缐，一条完全不同的缐。还是使用比喻吧，第一册，少年时，我像散步，并不知道应该关心甚麽。第二册，流亡学生，像出差，有了目的，有了压力，也有时间表。第三册，关山夺路，一如书名所示，我是突围，人和环境的冲突非常激烈，题材充满戏剧性。第三册裡面的这条缐形的轨迹不是道路，而是一条在坎坷的地形中奔腾跳跃的河，每隔一段就有一处险恶的漩涡。这些漩涡，也就是您所说的拼图。

　 最后，第四册，风不息，可是树静止了。台湾三十年，算是安定下来，我以台北为圆心，很短的半径，很小的圆周。不再是缐，不再是河，也不是海，好像是湖，所以我把书名定为文学江湖。湖上某处种藕，某处养鱼，某处有芦苇，某处有浮萍，看上很像第一册的拼图。

可是，我不再是一个“强说愁”的少年了。1949年以后的台湾，把我们当做从疫区来的带菌人，要防范，要检查，要使用也要控制。那时候，报纸常说最高当局“危疑震撼”，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众叛亲离之际，他的日子也难过，他的危疑是我的震撼，我的震撼又成了他的危疑，我们同病不能相怜。

　虽然只有二十几岁，我觉得成熟了，开窍了，“七窍凿而浑沌死”，我也破碎了。虽然二十几岁，我觉得已经到了人生最后一站，站在坟前，思量要不要自己写下墓志铭。虽然二十几岁，我已经老了，没有意外，没有惊奇，没有希望和失望，也就没有痛苦。上世纪70年代，化茫然为浑然，借用佛家一句话，我是“功夫成片”了。

　 台湾地面小，我的生活圈子又儘量收缩，当年八千里路云和月，所有的经验都密封深锁，不可进入作品，我没有广度，我追求深度来补救，地面上两点之间不相干，地下水远近相通。我追求髙度来补救，地面上有城牆界沟，天上的云不受空间限制。有深度、可能直指本心，有髙度、可能疏散鬱结，也就可能出现您说的又温馨又老辣。

“我的思想起初来自基督教，儒家，党化教育。”　

问：已故大陆历史学者高华曾分析说，您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您自己曾说，先是“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之下，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裡解构。”您能解释一下这个转变过程吗？坚守文学梦是否与此有关？

答：我感谢髙华教授，他的名气大，声望髙，居然写了一篇长文评介《文学江湖》，于是中国大陆千万人都知道我的回忆录。　

我的思想，起初来自基督教和儒家的四书，后来入学，加上学校的思想教育。那时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定党化教育。

基督教，儒家，党化教育，三者有一个交集点，他们都说，人要放弃个人自由，投入组织，服从权威，共同去完成一个大目标，这样人生才有价值。既然有这一套共同语言，我接受党化教育的思想毫无困难。国民党承认自由是普世价值，是人的权利，他要求少数人暂时把权利冻结起来，去为全体谋幸福，等到某一阶段完成，譬如说抗战胜利，你再享用你的权利，很像是先天下忧，后天下乐。

国民党也要求更少数的人，终身放弃自由，为党的终极目标尽心竭力，前人种树，让下一代去乘凉。这很像是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生虔诚，贫穷，圣洁，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这一套理论把人分成三个层次，一种人现在就享有自由，但是没有能力保卫自由，这是芸芸众生，他们没有远见，没有毅力，顺应自然，不能创造命运，这是低一级的人生。一种人现在放弃自由，为广土众民创造自由，抵抗侵害保卫人民的自由，这是国民党员，这些人就像服兵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些人做芸芸众生做不到的事，为芸芸众生谋久远的幸福，完成了阶段使命，解甲归田，这是髙一级的人生。

还有一种人，他知道某一个阶段完成以后，还有下一个阶段，……还有下一个阶段，……他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国民党的领袖，精英，内层核心，率领全党奋斗，他们有最大的权力，最长的任期，定终极目标，执行远程计画。可是他们并非主人，他们是管家，这是最髙级的人生。

我所以陈述这一套过时失效的理论架构，希望藉以说明：国民党的思想体系裡面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一个国民党员对他的党失望了，除非他另有政治野心，他会遁入自由主义，不会沦为虚无主义。我也希望藉以说明，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为甚麽把接收弄成“劫捜”，在台湾又为甚麽能够顺利接受选举的结果，转移政权。

我从未把文学纳入这个理论体系，我从小到老都以为文学艺术是政治家閒暇的馀兴。中国从前把文人分成性情中人和功名中人，前者立美，后者立功。中国从前的官场又把文人的舞台分成翰苑和词林，前者经国济世，后者吟风弄月。极少数文人一身扮演两种角色，剧本和台词并不溷淆。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安身立命，对我而言，只有文学可以如此。”

问：从《文学江湖》可以瞭解您曾经供职的机构，比如《扫荡报》，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前身属于国防部；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的宣传喉舌，前身属于国民党的广播事业管理处；正中书局，则是国民党CC派的文化母舰，CC管辖的文化事业很多，迁到台湾以后，只剩下正中书局最后一个。后来的幼狮文化公司，属于靑年救国团，这个团是蒋经国准备接班的布署之一，外人戏称为蒋经国的红卫兵。可是在您的创作中，从观点到文字却看不到这些机构留下的僵硬的痕迹，有人问这是怎麽一回事？

答： 当年中国政坛上有两个名词，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国民党自己说这是敌人的分化，但是国民党本身也的确并非铁板一块，就哲学思想来说，三民主义有唯物论，唯心论，心物合一论，唯生论。就外交政策来说，有亲日派，亲美派，亲俄派，亲德派。就国共关係来说，有人主张消灭共产党，有人主张吸纳共产党，有人主张国共平行共存。到了文学艺术这个层次，由统一箍制到自由放任，出现了形形色色不同的层次。

依当年流行的用法，左派代表民主进步，右派代表专制保守，和今天的含义不同。国民党否认自己有左派右派，但是承认自己有内层外层，对号入座，右派在内层，担任管控，左派在外层，负责发展。也就是说，他希望满天风筝争奇斗艳，那根缐都握在他手裡，他不准越雷池一步，池内儘可以鱼跳出水面，水鸟上下俯冲。

上世纪50年代，台湾，凭三篇文章两首诗吃饭，只有国民党那个大饭店有你一勺一碗。好在国民党有那麽大的弹性，他们的某些想法，和我们的一些想法，也有叠合之处。还有，他们右手做的事情，左手多半不知道，左手做的事情，右手往往不赞成，两手之上，头脑自有运用之妙，如此这般，我们有了挥洒空间。

职业不是我的全部， 老闆又不是职业的全部，如果必须求全而后食粟，那就连首阳山上的“薇”也是毒草。江湖上说卖艺不卖身，到了我们口中，就是出卖技术，没出卖灵魂。

关心我的人应该看到，我曾在台湾的《公论报》工作，老闆秉持文人办报的传统，坚持民主自由的大旗，可惜后来发不出员工的薪水。上世纪60年代，我到徵信新闻报工作，这家报纸营运成功，攺名《中国时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最后加上两岸解冻，着着争先，他们发得出薪水，我在那裡工作了20年。其实在《公论报》也好，《中国时报》也好，我也是出卖技术，职业不是我的全部，老闆又不是职业的全部。

这时，我有两个身份，上午，我可能照党部的指令，说群众直接行动的流弊，晚上，我可能照感情的指令，写群众直接行动的必要，两者并不矛盾，天下事有利有弊，我该说的都说了，只不过一篇文章分成上下，由两个立场不同的媒体发表，读者或听众会把它合而为一，正反俱呈，不偏不蔽，正好符合我论事的旨趣。

有些问题，上世纪50年代只能思考，60年代可以讨论，70年代就爆发了力争主导。思考是心中暗想，讨论是跟你商量，争主导是大吵大闹，惟我独尊。至此，我的两种身分合而为一。由于我既能瞻前又能顾后，因此有圆通或公正之名，不过这一阶段为时短暂，人心不足，我得陇望蜀。

中国人常说安身立命， 我的职业只能安身，不能立命。甚麽是立命？那是在空间上有领域感，历史上有归属感，借着这两个条件发挥生命的价值。对我而言，只有文学可以如此。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我决心以文学立命，设法一步步使职业与文学脱钩。从那以后，“职业作家”一词对我有崭新的意义，以前，它的说我出售的是技术，以后， 它是说我出售的是文学。

当然，我感谢社会发展，文学有了广大的巿场。但巿场对文学有利有弊，有成有毁，我得好自为之，立命从来不等于水到渠成，功德圆满。

　结语：有评论说，王鼎钧的回忆录有断代史之气象，也有人说，看王鼎钧的回忆录，看到善恶交战，也看到今天仍在重複历史。王鼎钧的回答是，历史是螺旋型上升，不断的重複，也在不断的上升。

掩卷凝思，回忆录带给人的沉重感，让人难以释怀，我总是想到他那句谈史书的话——“那些书裡有天下，没有苍生。”（王鼎钧语）　回忆录裡有了苍生，也就难免沉甸甸的。

记者旁注：

王鼎钧其人：（王鼎钧先生自写的小传）

　　王鼎钧，山东临沂人。正式写作由1949年算起，迄今未敢荒废，曾尝试评论、剧本、小说、诗、散文各种文体，自己最后定位于散文。已出版《左心房漩涡》等散文集14种，其他11种。在台湾为及早力行将小说戏剧技巧溶入散文之一人。诵前人“良工式古不违时”之句日求精进。为基督信徒，佛经读者，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敎义之不足，用以诠释人生，建构作品。吾生有涯，而又才力不逮，常引为恨。曾彷佛家四弘誓愿作铭以励天下同文，铭曰：“文心无语誓愿通，文路无尽誓愿行，文境无上誓愿登，文运无常誓愿兴。”

文学足迹：　

　　王鼎钧自幼结下文学因缘，早在靑年时代即矢志不渝于他的文学梦。1949年从大陆到达台湾的第一天，在基隆港的站台上，正式开啓了他的写作生涯。并在上世纪50、60年代获得台湾有分量的文学奖。旅居台湾30年，经历白色恐怖，文学饱受禁锢，依然写出着名的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1975）《人生试金石》（1975）和《我们现代人》，以及形成个人风格的标志性作品《碎琉璃》（1978）等，奠定文坛地位。同一时期写出佳作《人生观察》（1965）、《情人眼》（1970）等。

　　1978年离开台湾，来到美国后，文思泉涌，迎来又一创作高峰期，完成一系列散文代表作：《山里山外》（1982）、《海水天涯中国人》（1982）、《意识流》（1985）、《看不透的城市》（1984）、《左心房漩涡》（1988）、《两岸书声》（1990）、《随缘破密》（1997）等的写作，逐步形成大散文气象，融戏剧、小说、诗歌于散文之中，世称评论型散文和小说型散文先行者，为一代散文大家。　

　　他同一时期还出版了着名的作文四书：《灵感》（1978），《文学种籽》（1982）、《作文七巧》（1984）《作文十九间：作文七巧补述》（1986），普及语文和写作，影响了台湾一代学子和文学爱好者的写作实践。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回忆录的写作，历时17年，完成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集一生经验和思考之结晶，兼具文学造诣及历史价値，被视为其摃鼎之作。

　　本世纪初《昨天的云》和《怒目少年》曾在大陆出版简体版，此次在大陆全套回忆录首秀，让大陆读书界得以一睹其风范。

风雨人生：

　　王鼎钧一生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为作家沉从文，因读其作品而立志写作；一为语文敎学大家夏丏尊，由此立志帮助文学靑年，播撒文学种子，终生不辍。

　　其一生阅历丰富，饱尝家国离乱之痛。抗战时，他尙为少年，即同父亲打游击。回忆录第一册《昨天的云》（1992），就是写他的“家乡、家庭和抗战初期的遭遇”。抗战后期，为求学，他少小离家，成为流亡学生。回忆录第二册《怒目少年》（1995）写的就是“在大后方做流亡学生的经历”。抗战胜利，流亡学生的路也走到尽头，为家庭，为责任，他弃学从军，加入国民党宪兵队，在国共内战的战火中挣扎煎熬，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自己也做了中共的俘虏，最后历经劫难，来到台湾。回忆录第三册《关山夺路》（2005），写的就是内战时期，他“在国民党军队裡跋涉六千七百里路”的坎坷历程。王鼎钧说，“内战结束，我的人格已经破碎。”

　　台北时期，白色恐怖，特务大行其道，他考入张道藩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在广播新闻业安身，却因不堪世事的压抑，患上“冷战忧鬱症”（高华语）。直到1978年，他终于获准离开台湾。回忆录第四册《文学江湖》（2009）讲的就是这段30年的台湾经历，他称之为人性的锻鍊。

　　然而，苦难和血泪，似乎并不在王鼎钧的写作目标区域内。无论读他的作品还是与他近距离接触，都会发现，风霜和苦难在王鼎钧身上折射出非同一般的性情，他倔强、正直、隐忍又清醒，他圆融、仁厚、缜密又善思。他以独有的慧心，在现实与人性的困境中，寻求自救，也不忘照亮他人。

　　文学是他自救的良药，他的洞察力惊人，文字洗练，具有穿透力。他的创造力旺盛，忌讳重複，务求超越。他是讲故事的高手，信手拈来，却意蕴深幽。他更是佈局谋篇方面的大家，构思巧妙，流畅之中富有张力。有人曾经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诗心散文脸戏剧身段。”得到他的首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