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22期。原2023/05/08公众号文章由李文心编辑/唐简编发。）
被国学大师金松岑誉为“江南三大儒”之一的胡石予（胡蕴）是我的曾祖父。他17岁就在老家昆山开私塾，后来到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苏州草桥中学）任教，一辈子教书，有好些门生后来都成为了颇有成就的文人，如史学家王伯祥、顾颉刚，文学家叶圣陶、范烟桥、郑逸梅，书画家吴湖帆、蒋吟秋，以及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等。
在胡石予的学生中，叶圣陶、郑逸梅与顾颉刚三位著名文人都在求学时敬仰过“石予师”，也为他写过书信和文字。正是因为这些线索，我得以从历史烟尘中打捞出曾祖父点滴事迹，从而更为形像地了解到曾祖父一些往事细节。
回想2014年，我的小姑胡思键给我邮件发来胡石予的几个著名弟子叶圣陶(作家、教育家)，顾颉刚(历史学家)，郑逸梅(作家)给其小儿子，即我小叔公胡昌治的信函复印件。那时，我才知道这些名人居然都曾是曾祖父的学生。
1983年1月，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年－1988年）写了一篇《胡石予先生遗著序》，其中提到：清末肄业于苏州公立中学五年，受业于介生夫子者三年。所受学科为国文，而七十余年间自省，受用者乃远越于国文。盖夫子崇德笃行，布衣蔬食，其不言之教，当时门弟子莫不敬而慕之，且以律己。夫子耽吟咏，与南社诗人唱和，喜画梅，咏梅诗续出而不已， 绍钧尝恭录之。
叶圣陶曾经在苏州草桥中学上学，最敬仰的国文老师就是胡石予。从叶圣陶的文字中，我们得知，胡石予作为南社诗翁，最喜欢画梅咏梅，而他为人的品德远超过他所教授的国文。叶圣陶写这篇“序言”时已九十高龄。他在给胡石予的三儿子胡昌志的信中说：“我所以有这一天，离不开胡先生的亲切教诲，先生教我的学问，我用了七十年还未用完。”
而对于这位门生，胡石予曾写道：“吾门两生叶与顾，手钞吾诗乐不疲”，可见叶圣陶受他的影响之深。
我在叶圣陶发表的日记中读到了曾祖父在苏州第一公立中学教书的情景，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曾祖当年的音容笑貌和思想精神。
叶圣陶1911年5月5日日记中记录道：“第一课国文，胡先生将游杭所得诗印出，发与各人。诗甚多，且都得西湖之奇景幽致，实足为湖山生色。因自愧，余游之粗暴，不能得景外景，歪诗十馀首，自惭形秽矣。”11月6日又记道：“晨间方起身而颉刚来，出胡先生诗稿授余，盖君昨日假自先生者也，略谈数语即去。因读先生诗，见其近作《秋风诗》十六首，详志近事，低徊咏叹，弥多趣致。既而亦成七律一首，志昨日之事，即誊之稿中。”
从这些记录中，曾祖父在治学、做人、处世等方面的品德，以及他用诗歌励志，写秋风诗的精神状态都跃然纸上。
1911年4月21至25日，草桥中学师生远足杭州。回校后，17岁的叶圣陶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杭州旅行记》，送请胡石予先生批阅。胡先生看后题一诗于稿端，给予很高的评价：“忆游西湖将归时，已作异日再游思。此愿速酬亦未易，聊复长吟湖上诗。叶生手持旅行记，乞我染翰一题辞。二万余言皆记实，凡所经历无或遗。披览自首讫卷尾，倾我清茗八九卮。仿佛畅游复一度，藉慰两月之别离。兹游陈君（鸣鹤）惜未与，负负之呼固其宜。急急招之阅一过，勿谓画饼不充饥。山光水色宛在目，神游其际性自怡。还生此记向生笑，更有一语作用奇。待我渴思西湖日，再借此卷一读之。”
1977年11月22日，叶圣陶在致作家张香还的信中提及胡石予时说：胡石予老师教国文，我受其称赞。今在上海之郑逸梅兄（郑与我同学而不同时），与胡先生交极深， 足下似识逸梅，可就询之。胡师所遗诗稿十数年前由其子携来北京，我展诵之后，建议交昆山图书馆保存。其子今如何不可知，诗稿交出否亦不可知。
这里提及的遗稿在叶圣陶1983年所作的《胡石予先生遗著序》中有所详述：“壬子癸丑以后，绍钧就业于沪，遂不复谒侍，书候亦稀，实为深咎。抗日战役作，夫子避居于皖，老境凄伤，客中谢世。此则世仁兄叔异见告，时为举国解放之后。”
叶圣陶是从我祖父胡叔异处得知先师早逝。胡叔异曾询问叶圣陶如何处置他父亲留下的诗书遗作，叶建议交给昆山图书馆。我祖父去世后，他弟弟胡昌治及我大姑胡思翠再次面见叶圣陶商讨如何再版遗作之事。看得出来，叶圣陶以90高龄再读当年先师遗作，仍然充满敬仰：“诵书深喜，念遗稿不唯保藏，且将流传，影响周溥，受用者众矣。”
叶圣陶于1978年10月8日致张香还的信中再次提及胡石予：“承钞示胡石予老师友人怀胡的诗，深感。”此处，胡石予友人，即诗作者就是国学大师金松岑先生。金松岑是著名社团“南社”的发起人。他曾说：“并吾世负文学资性，足推崇者，大江以南得三人焉。曰武进钱名山,昆山胡石予,金山高吹万”。从此，“江南三大儒”的叫法这才传开。
叶圣陶在与胡石予的另一名高足郑逸梅的亲笔信函中也提到石予师：
前日接诵手示，知时与刚主先生晤叙，良慰，据闻彼不久将返京。又承录示石予师诗稿，深感厚意。当与前所得者汇钞于册，以识永念。师喜画梅，就学草桥时已知之，而画兰治印则初闻，尊藏遗失，殊为可惜。倘无日寇入侵之举，师之晚境必远胜，自当啸傲蓬溪，何至客死皖乡乎？来示及颉刚，颉刚为私塾之同学，其时皆不满十岁，其后乃同学于公立小学、公立中学。彼多慢性病，健康情形稍逊于弟。余不一，敬候兴居清胜。
叶圣陶与郑逸梅同为苏州人，曾先后就读于苏州草桥中学，关系非常亲近。虽然，叶圣陶高郑逸梅一届，但他们都受教过同一个修身和国文老师，即信中所提到的“石予师”。叶老听闻郑逸梅还藏有胡石予先生的兰花和印章作品，只是“文革”中散失了。叶圣陶以前不知先生还能绘兰并治印，故对藏品的遗失表示“殊为可惜”。胡石予在抗战时因避乱而躲到安徽铜陵，后因染细菌性痢疾，医治无效而客死于铜陵章村。这也是叶圣陶甚为痛惋之处，故云“倘无日寇入侵”“自当啸傲蓬溪”。蓬溪是蓬阆镇的别称，胡石予早年于乡间，就曾汇集同好之作编有《蓬溪诗存》一册行世。
郑逸梅（1895～1992）也是我非常敬重的文人，早在民国时，他就写过多篇文章怀念石予先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郑逸梅所著的《艺林散页》《前尘旧梦》《世说人语》《芸编指痕》及《林下云烟》等书为我提供了曾祖父陈年往事的详情。尤其郑逸梅写的那篇《先师胡石予》最为重要，讲述了他所了解的胡石予的一生，很多细节我们这些后代都不知道。根据此篇记载，我知道当年曾祖的墨梅画远近闻名，南社诗友还托柳亚子跟胡石予讨画。
据胡石予的小儿子胡昌治说，柳亚子当年是国民党的大官，蜚声不擅，国人皆知。1909年，他与陈去病、高天梅发起南社，以文学鼓吹民族革命，并介绍胡石予加入南社，成为会员。南社丛刊上每期有胡石予的诗文，因而柳亚子与他常有书信往来，内容均只提诗文不及其他。唯一的一次破例是为他的三子，即我爷爷胡叔异的事求助过柳亚子。当时正值1931 年，胡叔异受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长徐佩璜博士之邀出任该局主管小学教育的三科科长。徐佩璜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工程学,回国后在国民政府担任了一系列的职务。当时国民党市党部的CC系分子为了替潘公展夺取教育局局长之职，不断抹黑徐佩璜，攻击范围扩大到胡叔异，他职位岌岌可危。于是，胡叔异请父亲胡石予前往柳亚子的寓所，向国民党市党部替儿子说情。除此之外，胡石予与柳亚子不过是君子之情淡如水，除了书信来往，并没有见面往来。胡叔异曾把柳亚子与胡石予来往的诗文手札裱成册子，留作纪念。
郑逸梅与当时在上海国华中学担任校长的胡叔异与他的弟弟胡昌治都相当熟稔，常常往来。他说，当年胡石予的小儿子胡昌治（胡敬修）与妻子陶妃白结婚，胡石予以家长身份致辞，还把他所著的宣扬勤劳节俭的《胡氏家训》一书给儿媳作见面礼。胡石予去上海时住在他三儿子胡叔异的蒲柏路寓所。当时胡叔异担任上海市教育局专员，同时兼任《新闻报》教育新闻主编，生活比较富裕，出入都以汽车代步，胡石予见了很不以为然。我奶奶见他平日穿的衣服过于敝旧，便为他添置了新衣，没曾想，胡石予却说：“习奢非治家之道。”
郑逸梅与老师胡石予的交情早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甚有兄弟之谊，甚至父子之情。胡石予曾贈一本《迷楼集》給鄭逸梅，此为南社珍贵文献之一，柳亞子主編，內有胡石予多篇詩文。其封面有題字“逸梅吾弟惠存，石予”，下面蓋了“石予持赠”白文印。郑逸梅也在文章中称，他与胡石予“有如家人父子，无话不谈”。回首往事，郑逸梅想起来时常常潸然泪下。他写道：“在数十位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胡石予先生。先师对我印象很好。这时他已息隐乡间，觉得寂寞，时常以诗代简，络绎不绝地寄给我。一度竟邀我移居他的半兰旧庐，谓：‘乡间开支较省，且逢到假期，可回来伴我晨昏，亦一举两得。’垂爱如此，今日回忆，为之怆然欲涕。”
根据郑逸梅的记载，他结婚十年都没孩子。当时，画家赵子云、文人陈伽庵联合给郑逸梅画了一幅《梅妻鹤子图》，胡石予在上面题诗一首，作为给郑逸梅夫妇得子的好兆頭。这首诗为五言诗：“日月疾如驰，吴门一梦觉。回首二十载，少年集同学。郑氏逸梅子，其人最诚朴。女士周寿梅，夫妇双鹓玥。好逑琴瑟友，窕窈钟鼓乐。一事稍迟迟，或未免愕错。天上后麒麟，尚未降香阁。乃绘梅鹤图，同心一谋度。佳兆此春头，红梅花灼灼。丹顶立仙禽，生儿定相若。它日庆悬弧，嘉名当曰鹤。樽酒汤饼宴，老友喜雀跃。” 郑逸梅很喜欢这幅诗画，将它悬挂于他和夫人的卧室，朝夕相对。果然，他夫人不久有孕，让他极为开心。
郑逸梅曾手抄过恩师胡石予的《半兰旧庐诗》，并说当年胡石予完成《半兰旧庐诗》后，南社的诗友，同为江南大儒的高吹万便打算出资为他出版刊印，胡石予婉言谢绝了。后来，郑逸梅与陈迦庵、范烟桥、赵眠云打算在胡石予生日时候将这些诗刊登出来为他祝寿，胡石予得知后再次谢绝。郑逸梅感叹说如果当初出版了，即便经过文革这些政治运动，也许还可能保存下来一两本。郑逸梅的手抄本《半兰旧庐诗》，封面题字出自民国著名书法家蒋吟秋手笔。后来，我在旧书网站看到过郑逸梅手抄本《半兰旧庐文集》，封面题字也是蒋吟秋的手迹。
如果说叶圣陶和郑逸梅笔下的胡石予让我了解到曾祖父平生为人教书的经过，那么胡石予的另一名高足，著名史学家顾颉刚（1893年－1980年）则是让我了解到他诗歌创作的高度。他将胡石予的《秋风诗》比作杜甫的“诗史”。
“石予师设教中学，常蒙奖进，终生怀德。拟恳将其生平及逝世年月见告。又当辛亥革命时作《秋风诗》卅首，大可表见时代精神，不知遗稿尚存否。岁月骎骎，将到七十周年，此间各杂志社向我索纪念文字，颇欲将稿记及”。这是1978年11月9日，顾颉刚写给胡石予的小儿子胡昌治信中的一段话。他当时正在撰写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觉得老师胡石予的《秋风诗》极有史料价值并“尤合于杜少陵‘史诗’风格”，要胡昌治把胡石予的《秋风诗》遗稿寄给他。
在同年12月18日的信件中，顾颉刚说：“全国政协来人嘱写‘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回忆录，登入该会所编《文史资料选辑》，因想及石予师‘秋风诗’，承将全稿见惠，每诗均有自注，尤合于杜少陵‘史诗’风格，决在出院之后，亲自抄录，可能时再加‘补注’，题为‘胡石予先生之秋风诗’，当可于明年刊出，藉慰九原下之良师也。”
然而遗憾的是，两年不到，顾颉刚就因突发性脑溢血去世，他关于胡石予的文稿未及时整理完毕，因此并未得以出版。
我曾在西冷印社2020年的一次拍卖会上，看到顾颉刚在曾祖父去世后，给我爷爷，以及他的两个弟兄的一封信：
前在蜀中，闻介生师之丧，中心惨怛者久之。忆草桥受业，凡历五稔。其后刚至燕京，犹命为序诗。孰知民元一别，即成永诀……他日编成遗集，请先将稿本赐读，当作序奉呈，不负宿诺。刚为衣食所驱，跋涉京沪，生活至为不安。苏州以社教院功课，大致每星期必去一次。如蒙寄札，仍书苏州敝舍可也。专此，敬祝孝履。
顾颉刚此信写于1947年12月19日，他接到胡石予安葬消息后所作覆信。见《顾颉刚日记》第六卷，1947年12月20日，“写胡次威、胡熙道、叔异、敬修（介生师三子）、陆尹甫信。”抗战全面爆发后，胡石予避往安徽铜陵章村，1938年8月病卒于此，抗战结束后运回苏州安葬。写信时顾颉刚常往返京沪，任职于社教院，迫于时间仓促，未能参加葬礼、撰写文章，“怅甚，罪甚”。
胡石予过世一周年时，他的学生曾在上海法藏寺为他举行公祭，由胡石予的友人高吹万，学生范烟桥、赵眠云和郑逸梅主持公祭。据郑逸梅回忆，当天一片凄风苦雨之凋零景色，好像老天都在为胡石予的过世感到悲伤。前来参加公祭的文人雅士人数众多，有包天笑、姚石子、吴粹伦、姜可生、丁惠康、蒋吟秋、谢闲鸥、徐平阶、以及高介子等数十人。
胡石予曾经给胡家后人以及他的学生们留下了不少的书画诗集，但可惜的是，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这些书画都不幸失散了。好在我大叔叔胡思升手上保留了两本胡石予的手抄诗集，《秋风诗》和《梅花百绝》。胡思升去世后，这两本书就由我的堂妹胡冰保存至今。前不久，她复印了《梅花百绝》给我，我才发现，这本诗集上赫然题道：石予夫子遗作，门人陈子彝著。
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陈子彝（1897～1967）是胡石予的学生。根据记载，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先驱的陈子彝早年肄业于苏州草桥中学，与王伯祥、叶圣陶、吕叔湘等人是同窗。并受业于陈志坚、胡石予、金松岑、章太炎等大师。他还曾担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主任，并在苏州美专、振华女中兼课以及东吴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历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苏州美专、东吴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教授，兼该校图书馆馆长。诗词书画、篆刻摄影皆能。有《眉盦印存》《寰宇贞石图目录》等。
说到陈子彝，我就想起曾祖父的《示儿辈书》。1924年4月，胡石予回顾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困苦坎坷，便将平日闲暇时所思所想记述下来，写成《示儿辈书》一信，长达八页信纸，总计1896字。后来这封长信由我爷爷胡叔异装订成册，末附高吹万、周季藩、邱琼荪、陈子彝四人所书跋语，封面由周季藩题“石予夫子家言示范”八字。可惜，这本凝聚了两代文人的册子如今已不知所踪。
陈子彝的命运没有像叶圣陶、郑逸梅与顾颉刚那样健康长寿，继续著书立文。他于1967年4月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我虽然没有搜索到陈子彝写过任何关于胡石予的文字，但这本穿越历史时空而展现眼前的《梅花百绝》孤本却是他为石予师在文学历史研究上留下的最好记录。
参考书籍文章：
商金林著《江苏历代文华名人传——叶圣陶》
叶圣陶著《家住苏州》
郑逸梅著《世人说语》
管继平著《尺素风雅：近世文人书札》
张香还著《与叶圣陶通信的那些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