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42期， 原公众号文章由李文心编辑，唐简编发。）

董事会正在进行中。今天的会议，非同一般，各个部门的主管都到了。他们正在讨论一项重大的决定。会上，一位副总裁提到去年一个相关的项目，让我查看一下合同。做为一位新员工，我有点心虚。一瞬间，感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我，好像在等待我出洋相。

查看一份合同，一件最简单、最平常的事情，却让我在一个个云平台穿梭，腾云驾雾，不知去向。到储存文件的云平台，没有找到。快速上合同管理的云平台，还是没有。马上给律师事务所发邮件，几分钟没人回复。打电话，无人接听，留言响起。前任律师已经离职，无人可问。这一刻，我像是一个刚刚入职的新人，不知所措。

2021年初，在疫情中我加入了一家硅谷科技公司。一个小小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寄到家，上面装了20多个APP（很多我都没有听说过），我就走马上任，在家开始了新的工作。习惯了以往到办公室上班的固定模式，你有己的办公室，律所有秘书，打字员，资料员，收发员，更重要的是有几乎随叫随到的IT服务。多年来，我总是回避，甚至排斥高科技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可是现在，像我这样的科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要靠各种软件和APP居家工作，便有了一种刚入职场的新鲜感和挫折感。眼前只有一个电脑屏幕，你能看到大家的头像，穿着非常随便的衣服，后面是各种真实或者虚拟的背景画面。我们身兼多职，公司需要的就是你要做的，职业功能也变得模糊起来。想起30年前入职时情形，仿佛是行走在另一个星球上。

职业形象

90年代初，法学院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华尔街一家知名的律师事务所当公司证券法律师。从学生到华尔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职业形象。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职业化，从穿着到行为，到客户的工作，首先要让自己看着像个职业人士。我们默默地按照行内的职业形象装扮自己，于是我的衣柜里有了很多白色的衬衣，黑色的西装套裙和黑色的长裙，这是一个去“个性化”的过程。

在纽约，一次我的女同事面试一位律所的暑期实习生，她居然注意到了他袜子的颜色和衬衫、领带的颜色搭配协调。那时我从来不会去注意人穿什么鞋，更别说穿什么袜子了。后来我惊讶地发现，面试暑期实习生和新律师，评估表的第一项是职业形象，后面才是工作态度，工作经验/职业兴趣/学习成绩等等，于是我明白了职业形象有多么重要。

在硅谷，上班穿衣非常随便。如果哪天你穿得比较正式，同事也许会问，你是去见客户？还是去面试工作？更不用说疫情间，居家上班了。

职业阶梯

那时华尔街顶尖的律所除了招收一些当地法学院的高材生，一般只到名列前茅的法学院去招收学生。通过暑期实习的表现，律所决定是否正式聘用你。律所的工作有明确的分工，律师有助理和秘书，高级助理也有秘书。律所有IT，打字员，资料员，图书管理员，收发员。晚上加班，有公司提供免费司机接送你回家，一条龙的服务。当然，那份工作是没有任何轻松可言的。周围的同事一个比一个更拼命，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很长。拼的不仅是智力，更是时间和体力。回报是一份看似丰厚的收入，还有工作机会本身。

律所的晋升之路也是很明确的。你从法学院毕业上任，不断地被淘汰（主动离开或被迫离开），晋升为合伙人的比率非常小，当然很多人中途离开了，选择了其他的路。工作七八年后，你有资格被评估/晋升为合伙人。我见过因为经济和业务的关系，一些同事在大所需要十年的时间被“考察”。

那时律所的高级律师，尤其是合伙人，一般都会精心装扮自己的办公室。标准是桌上有家庭照，旅行的照片，书架上有书籍，墙上有文凭，艺术装饰品，或者放上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收藏品。从这些装饰中可以看到主人是什么样的人。装饰办公室是一种“文化”。办公大楼的角上办公室（corner office）往往是属于资历最深，权力最大的合伙人。你走近，就会感到一种权力的份量。

那时，我们每天早上挤地铁，到华尔街站下车，随着一群身穿黑色西装的人流，目无旁人，行色匆匆地走出站台，然后涌入各个办公大楼。早上到办公室，晚上便不知几点回家。加班是家常便饭。

一次半夜下班，公司没车了，一辆黑色的长长的，可以坐八至十人的大型豪华公务车停在我面前，司机戴着白手套，殷勤地招呼我上车。我以为他搞错人了。车子载着我穿过布鲁克林大桥，这是我每天下班回家的路，我就住在河的对岸。下班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只希望闭上眼睛，马上到家躺下睡觉。可是这一次，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晴朗的夜空，城区高楼的万盏灯光，天水相接，水中的倒影，星光熠熠，分不清是天上还是人间。我第一次发现曼哈顿的夜景是那么美，希望回家的路长一点，可以多欣赏一下这美丽的夜色。

在华尔街经历了生活的两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这个窄小的空间，我们匆匆地来，又匆匆地离开，没有人为你停留。常常看到律所同事的离职感言，那也许是我读到的同行中最感人的文字。在离别的那一天，我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们，忽然知道了他/她是什么样的人，向往什么样的生活。想到从此一别，余生未必能够再见，于是心中生腾出许多不舍，还有那份离别的诗意。后来我发现，在我的律所同事中，太多的人都幻想着，憧憬着离开的那一天。看似光鲜亮丽的职场背后，每个人都有着太多的艰辛。

硅谷，打破框框

离开纽约后，我似乎一直在逃离这种生活。直到孩子出生，我决定接受一份离家很近，看似稳定的工作。在加州，发现东西两岸的文化很不同，纽约传统的职业形象在这里显得不那么接地气，也没有那么受欢迎。加州更加多元化，办公室的文化也很不同。

硅谷的初创公司很多是从车库开始创业的，公司员工在cubicle（小隔离间）工作。后来，许多公司打开了隔离板，一排排大办公桌，或者是几张桌子拼凑成一排，上面放上一台台电脑屏幕，甚至只有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员工们共同分享，共同拥有一个开放的工作空间，据说这种环境有利于创新。

以谷歌公司为例，他们把那些色彩鲜艳的开放式休闲区域称为第三空间——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替代“办公室”的工作空间，人们觉得是一个更“爽”，更可爱的工作场所。他们的设计给人想象力，鼓励人用一种“好玩”的心态去工作。

律师行业是一个很保守的职业。过去，我在旧金山湾区工作过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公司文化也在悄悄地变化。我曾在一家东部老资格的律所在硅谷新的分部工作，硅谷办公室的主管律师让人把她办公室的椅子全部搬走，她只要一张可以自己调控高低的办公桌，她可以站着，或坐在一个圆球上工作——那是一种健身球，她当椅子来用。总部的律师来访，看到硅谷分所主管坐在圆球上工作，还是吓了一跳，这太新鲜，太离奇了！相比之下，当我们硅谷办公室年轻的律师穿着牛仔裤大摇大摆，出现在波士顿总部的办公大楼时，秘书们在背后窃窃私语。

硅谷的客户大都是从事技术工作的，不修边幅，不拘形式。你若西装革履，说着他们不熟悉的语言，不是在为自己筑起一堵高墙吗？这些科技公司更在乎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是否能帮助他们保护知识产权，找到投资人，告诉他们如何避免风险，或者帮助他们得到有利的合同项目。但是传统的职业形象不会吸引客户，也帮不了忙。

在纽约初入职时，老板告诉我们，见客户时一定要注意职业形象，这是重视和尊重。但一位硅谷科技公司的大佬对我说，看着那些穿得貌似有品位的律师，就觉得他们不够聪明，不够酷。我认识几位大律师，他们都非常有人格魅力，无论穿正装或者便装，教养是他们的名片。这当然不是轻易能够学到的。

在硅谷，我们想让自己成为更加有趣的人，大家愿意与你工作，这比所谓的职业形象更加重要。我有一位客户在雇佣员工时（包括法律部的员工）有一条要求：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对于这种要求我当时不能理解，建议去掉，但是客户坚持。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公司与雇员的关系

我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心态，重新思考个人与公司的关系，因为现在的职业道路与过去不同了。首先，没有一家公司会承诺你一份“永久”的工作。公司只是招聘他们眼下需要的人，没人知道你那份工作，甚至那家公司能够存活多久。公司不会为你设计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因为那条路，走着走着，也许就消失了；走着走着，也许又出现了很多叉路，你又不得不面对新的选择。

疫情中，很幸运能加入这家硅谷新公司，我很喜欢它的产品，它的团队。但是，我们都没有办公室，包括CEO；我们也没有公司的电话。一台电脑寄到家，没有IT的帮助。我第一次开始用谷歌搜索，如何使用新软件。遇到问题，首先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让我谦卑，也让我真实面对。

硅谷高科技公司，充满了创意，时时刻刻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它让人们不断地打破各种框框：有形的，无形的；精神的，物质的。当年的老律师说，他们在办公室面对面地交谈工作，心里才放心。但是，现在我看到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抛开了传统的职业模式，开始设计并拥有自己的职业之路。你可以从事不同的专业，可以有第二职业，可以自己创业。各种学习，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新的可能

我把家里的大餐桌变作了办公桌，开启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每一天都不知会遇到什么难题，但是每一天都感受到新的可能。

从30年前纽约华尔街的第一份工作，到今天在硅谷高科技公司居家上班，时空变了，我们手中的工具也变了（现在是电脑和手机的时代），但是工作的内涵没有改变。客户和公司都希望找到有能力的好律师，最后做事的关健还是做人，只有赢得客户真正的信任，他们才能把自己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

每天在学习中，在各个云平台穿越，许多文件和密码消耗着我的大脑内存，如果不想窒息，就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内存，从而让自己拥有更广阔的精神空间，才能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