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暑假去南方旅行，目的地是上海，因为姐姐在上海。但我们并没有在上海汇合，姐姐和姐夫提前到了南京，我们将从南京一路南下，南京是我南行的第一站。那是我第一次到南方去。

我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南，天很高远，空气凉爽。出了山海关，天气便热起来，分分秒秒的不同。到了南京，热度已达到极致。姐姐姐夫在火车站等我。姐姐穿一件白色短袖的确良衬衫，格子斜裙，脸上满是笑容。我们住在表舅家里，家里有一个表哥，人很清秀，一头天然卷发，名字叫黄华，姐姐叫他“外交部长”。他在地质队工作，此时有闲，就成为我们的导游。我们行走在南京的城门之间、城墙之上。我第一次领略了南京是怎样一个大火炉。表舅母不生火，只买了烧饼和熟食，一家人喝着热茶消暑。表舅母说热天一定要喝热茶，暑气才能外走，千万不能喝凉水，会伤脾胃。

夜晚降临，南京的火车站好像一片战场，广场上横七竖八睡满了人，不仅是旅客，也有当地人，每人身下是一张席子，广场大，时有微风。黄华说：“等会儿把你们送回家，我也来这里睡，这里多风凉。”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为什么说风凉，我们北方都说凉快。有风才凉。

我睡在房间里，半夜热得醒过来，想着外面会清凉一点，就把手伸出去，手好像伸到了一个蒸锅当中，热得我又缩回来。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热的，又闷又热，人好像蒸熟的大虾，没有藏身之处。我这个北方人，第一次经受了考验，我是比南方人更不耐热的。

我在南京的街道上看到精瘦的老人摇着芭蕉扇，睡在藤椅上。他们身体很少脂肪，好像被热气抽走了一样。老茶摆在小几案上。

告别南京，我们在夜晚到达上海。我跟在姐姐姐夫身后，到了学校。进了校门，有人同姐夫说话，那人戴一副眼镜，很清秀。问及姐夫从哪里回来，就笑，说：“这么热的天，你到南京避暑去了？”

姐夫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像日本北海道渔民，穿一件圆领蓝背心儿，八毛钱买的，只几天工夫，就被汗水浸得褪了色，前胸和后背都泛着白。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上楼。学生们都放假了，大楼里很空荡，他们住在七楼，顶楼。据说原来是电梯间。床是上下两层，我住上层，他们住下层。忘了屋里有什么家具，总之十分简单。

怎么能不简单？空间太窄小。那时，姐夫刚刚留校做教师。“本来是单身宿舍”，姐姐对我说，“我来了，那两个人就回家住，把房间让给我们了”。

早晨起来，姐夫去食堂打饭，姐姐去上班。我们吃完饭，太阳已经明晃晃照在窗上。姐夫说：“我们去泡冷气。”

我不懂什么叫泡冷气，进了电影院才知道，其实就是空调。不记得看的什么电影，只记得冷气的感觉很好，凉爽第一次进入我的身体，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我的身体回到了北方。

从电影院出来，立刻回到了闷热之中，比之前更难以忍受。我们走在大街上，那里有很多摆着水的木桌，有人在叫卖酸梅汤、绿豆汤，买一杯喝，很酸，北方没有。北方食物中最酸的是醋，北方的水果都是甜的。南方有北方没有的诸多味道，比如青梅的酸，闷蒸的热，街头刨冰的清凉，还有挂在街角食杂店中那些肉红色的金华火腿，装在竹筐中的面筋，圆圆的排列着，金黄色的吊在柜台上面。

许多年后，我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看到那些吊在餐厅屋顶上的火腿，一排排密密的挂着，越大的餐厅挂的火腿越多。当地人告诉我，西班牙的火腿以黑猪的为最贵最好。在《堂吉柯德》中，“哭丧着脸的骑士”心爱的情人杜尔西内娅，就是腌制火腿的能手。

我们从电影院走出来，在街上消磨了一会，就去黄浦江畔，坐渡船到对岸去。姐姐通勤上班，她每天走得很早，因为工作单位在浦东。那时的浦东还很荒凉。医院大楼只有三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房子里，显得鹤立鸡群。我和姐夫到了医院楼下，见不远处一个女人坐在台阶上，一边洗衣服，一边大声说着什么，她身边没有其他人，只是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我听不懂上海话，却能感到她的气愤。

我们上了楼，在楼道里等着姐姐下班。姐姐穿着白大褂，带着听诊器，两只手插在兜里。她穿及踝的肉色丝袜、白色皮凉鞋，头发剪成童花式，烫着卷发。她那时是一个新婚的妻子、毕业不久的医生。

来来往往的人们同她打招呼，有患者，也有医生护士。

“陆医生，下班了？”他们说着吴侬软语。

我对姐姐被这样的吴侬软语称呼，很不适应。姐姐在没读医学院之前是电台播音员，她声音清脆、节奏强，是有名的小钢炮。

姐姐笑着说，他们喜欢听我说普通话。

“你的普通话真好听”，姐姐学着护士们的吴侬软语说，“我查房时跟着的人最多”。

这时，一个苗条的白衣天使走过了，白色帽子下面是一排整齐的刘海，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女孩，毛茸茸的睫毛，眼睛明亮有神，嘴角弯弯，含着糖一样的笑。

“陆医生，下班了？”她说。

“是的。留心四号六床的患者，他白天不太好。”姐姐叮嘱说。

“好的。走好，回见。”美丽姑娘说。

姐姐换下了白大褂，变成了我熟悉的样子，不再是一个白衣天使。我们就下楼，坐船渡回江那边去。

“刚才那个就是安妮。”姐姐对姐夫说。

“今天跟我说，就要结婚了，嫁的丈夫是个街道工人，也没上过大学。”

“那为什么嫁呢？”我问。

“因为房子呀。”姐姐说，“男方家里有房子”。

“又不是嫁给房子。”我说。

“就是嫁给房子”，姐姐叹一口气说，“上海的女孩子出嫁，第一就是要有房子”。

我想起姐姐住的电梯间。她弯弯的眉毛蹙着。我转换了话题。

“刚才，我们在医院楼下看见一个女人”，我说：“她一边洗衣服一边骂人。”

“那是阿炳的婆娘。她今天又开始骂了。”姐姐说。

“这次为什么？”姐夫饶有兴趣地问。看样子这是他们的老话题。

她说：“阿炳把一件衣料拿给了他姐姐。”

“那这次她怎么骂？”

“她一边洗衣服一边骂，说阿炳是个小赤佬，什么都不会做，就会把东西送给别人，别人又不给你饭吃，又不给你暖脚，热热的天，酸梅汤也没有一口，小田螺就更不要想，你还要把一件衣料给她送去，上好的衣料，60支纱的衣料。我娘老子都舍不得穿的衣料，天杀的阿炳。”姐姐绘声绘色地学着，普通话中带着一点上海腔，她还不会说上海话，她只是把普通话用一种类似上海话的腔调说出来，她这样说时忍着笑，尽量把眼睛再睁大一点，我和姐夫忍不住笑起来，回头看，半船的人都在看我们。

姐姐就住着口。沉默一会儿，压低嗓音，叹一口气说：“今天上午就看了20多个病人，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查了体，做了检查，还是不能确定是什么病，等会儿回到家，我要查查书，看还有什么可能导致这种病情的原因。”

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终于回到了淮海路上，在一家小笼包店吃了饭。出了门，天气还是闷热着，好像一个蒸锅。姐姐说：“台风什么时候来，不是预告说今天来吗？”姐夫说：“也许正在路上走。”

正说着，天突然下起雨，来势凶猛，街上的人立刻疯跑起来，我们没地方跑，就站在一个窄窄的檐廊下边，看着暴雨突然袭击，狂暴得好像要摇动整个世界，豆大的雨点打在街道上，被太阳晒透的马路立刻升起一层白雾，很快就形成积水河。雨点猛力反弹，溅得老高，发出劈哩叭啦的声音。与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们，衣服都在瞬间淋湿，却没有人恼怒，个个喜气洋洋的。

“终于风凉了。”一个穿水红连衣裙的时髦女人喜笑颜开地说，一缕卷发湿透了，贴在白皙的前额上。

我们小心地绕过小水坑，择着路回家，姐姐换了件家常衣服，把一双皮凉鞋擦干，摆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后，我问为啥摆这么整齐，姐姐说要摆整齐的，38元（人民币，下同）钱，在出口转内销的店里买的，是我半个多月的薪水呢。

姐夫把五斗橱上的电视拎了起来，原来这电视后面有一个把手是可以拎着的，他拽着长长的电线，把电线卷成一圈，用一只手拎着跨出门，走过一米宽的楼道，就上了屋顶。

我们站在屋顶上，这个上海的屋顶，可以看到许多低矮的屋顶，也能看到远处的街道像一条条蜿蜒的小蛇，南京路上的霓虹灯，眼睛一样闪着光，让我想起那个老电影，春妮的故事，童阿南的故事。还有一些建筑物比我们的屋顶还要高。我站在屋顶上，突然感到自己好像城市荒野中的小孩，异常渺小。姐夫把电视放在屋顶上，姐姐端了一盆热水擦席子，擦完了再铺好，凉风徐徐而来。

天堂！姐夫大声叫着，张开两只手臂。那时候，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不像现在。前几年，我在西雅图看到他，他的头顶已经“地方支援中央”了。

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头发茂密，飘散如旗，挺直的身材，纵身一跃，就越过栏杆，像一匹野马一样，站在哪里都是风景。

我们躺在上海的屋顶上，好像躺在草地上一样舒服，像躺在大地上一样平坦，我们躺着望天空，天上的星星睁着眼睛，1982年，上海屋顶上的夜空是美丽的，星星若隐若现。

姐姐每天晚上都会三省吾身，她把白天的行医工作总结一番，该查的内科学都查过了，就开始计划明天的工作，家里该买什么，姐夫明天该干什么，她都会口授一遍，我在上层床上，听她像妈妈一样絮叨了一会儿，然后翻身起来，拿出一支笔一张纸，写好了，用一只图钉钉在墙上。

早晨，姐夫起床，第一件事就去看姐姐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指示去工作。他去的时候，我留在家里，有时洗衣服，有时写日记。更多的时候，我坐在屋顶上想心事，我想，我大概有点恐高症，因为我靠近边缘时会头晕，我就距离远一点看，但即使很远，我依然可以看到许多风景，看到楼下的行人变成很小，好像大头针一样。在学院的院子里，有人打网球，有人大声说话，有人在弹琴，有人在唱歌。放假了，还有好多学生没有回家。我们卧房的下面是一个鼓房，有时有学生会来敲打一会，鼓声汹涌澎湃，震耳欲聋。

周日，姐姐休息，她就拿一个小电炉子，在过道的地方煮大米粥，姐夫去食堂买青菜大排，三个铁的长方形饭盒装不同的菜，我们就在屋顶上吃饭，清风袭来，好像露天广场，屋顶是我们的厨房，客厅，餐桌和阳台。

当然，这个多功能的屋顶只适合早晨和夜里，太阳踪影皆无的时候。在白天，我和姐夫最多的还是在街上闲逛，在电影院泡冷气、喝酸梅汤。有时，会有朋友拜访，有一天来了一个微胖的青年，与姐夫的年龄差不多，他带来一张买电视的外汇券，凭这个可以买一台彩色电视机，姐姐谢了他。晚上，我们在黄浦江上坐夜航船，那个青年一直在谈论出国的事情，姐夫的同学里只有他们两个还在中国，大多数已经出国了，那青年说他正在学日语，最近有一个去日本的名额。

“法语不学了？”姐姐问。

“法国的那个名额被别人拿走了”。青年矜持地说。然后，他问姐夫在学什么。

“在学西班牙语”，姐夫笑着说，他的笑容让人猜不透是真的还是开玩笑。

“你准备去哪个国家？”青年认真地问。

“随便哪里。”姐夫说，“哪里能去就去哪里”。

他们就谈论谁在纽约，谁在巴黎，谁在布达佩斯。在那里上学还是打餐馆，还是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他们谈到一个叫陈勇的同学，带了50瓶清凉油到非洲去，沿途以卖油维持生活，清凉油被称为“中国神油”。

他们又说到刘洋，刚刚在密执安买了一辆手动旧车，在街上开了500米就搁浅了，修车钱比买车还贵，他只好自认倒霉。

还有林安妮，去了巴黎郊外，如今变成了一个挤奶女工，早已忘记了弹竖琴的基本原理，如今，奶牛就是她的竖琴。他们一边说一边笑，世界的版图在他们口中游来游去，好像在谈论城南和城北。

“总是能赚到一些钱的”。在一阵沉默之后，姐夫突然用上海话说，“我老婆怀孕了”。

在那年夏天，这是我唯一听懂的上海话。

我们乘着夜色回家。姐姐说我们明天去看房子，她的单位分给她一间房。我们很高兴，姐夫就在大街上唱起歌来。他把歌词变成上海话，加上他滑稽的表情，非常可笑。

小时候姆妈对阿拉讲，大海就是阿拉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大海啊大海，就是阿拉的故乡——

第二天去看房子，房子在南市区。我们沿着窄小的楼梯上去，非常窄，一人宽。

如今，我每次看见美国胖子，就会想起那个楼梯，他们肯定过不去。

每一个台阶的角，都放着一只鞋——两只鞋会让上楼的人为难。

我们排成一队，姐姐在最前面，然后是姐夫，然后是我。我们上了三楼，卧房，厨房全部加起来，一共9米，那间房里挤着一个老太，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有一堆什物。我们没必要进屋，一目了然。男人女人好像刚吵完架，都气鼓鼓的，女人见我们来，就堆起笑脸，脸上的肌肉却是僵硬的。男人说房子小是小一点，但我们这间比其它的还划算。我们有屋顶的，他说着，就站在过道里，用一只手撑起来一个小铁盖，顺着铁盖的缝隙，可以看到一小片屋顶，男人站在老旧的木梯上，说这个拖把是我们家的，大盆也是，可以当个储藏间。然后他很神秘地对姐姐说：“这个是秘密，楼底下的人不知道，知道了是要抢的——”

谢过他，我们下楼，我原来是队尾，一转身便是队头。二楼的门开着，一个女人拎着刀站在一张方桌旁边，正在松一块大排，她一边拍打着大排，一边大声说着上海话，一双眼睛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十分锐利。她拍打的声音和上海话合成一体，却不呢哝，而是铿锵有力的。

下了楼，姐姐问我房子怎么样，我不说话，只管长出一口气。姐夫说你还问她？你自己的眉毛就好像一只表，现在是8点20。他的两只手把眼睛和眉毛向脸的两边拉，拉成一个板滞而绝望的样子。

“我对未来没有奢望”，姐姐说，“我只要有一件像样的房子，有钱买一架钢琴”。

我们回到7楼的屋顶，坐在宽阔的屋顶上，凉风习习。在这屋顶上，我们仿佛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南市区的小阁楼，也忘记了黄浦江上的摆渡船。

姐姐放下涂了很多蓝线的《内科学》，呆呆地望向远方，我们一时无语。这个城市正在进入黄昏，黄昏如此之美。夕阳慢慢地落下，落在高楼上，也落在低矮的里弄里，落在南京路上，也落在黄浦江里。夕阳缓缓落下，光照进每一寸土地。我们就这样坐着，无语，心像夕阳一样，温暖而安详。

离开上海的屋顶，我就要回北方去。姐姐姐夫送我去火车站。

“今天阿炳的婆娘没有骂”。姐姐突然说。

“为什么没骂？”姐夫问。

姐夫的两道眉毛本来是又平又宽又短的，疑问的时候，就向两边垂下来，好像一个八字眉。我突然间好像看到他老年的样子，我想他老年的样子会是很慈祥的，眉毛会长得像老寿星那么长，身体会像南京小巷的老人一样瘦，穿一件白色圆领衫，摇一把芭蕉扇，喝着泡成褐色的一壶老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没有任何理由把他想成这个样子。然而，当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几年前，我在美国看到他，他已近老年，一点不瘦，穿烫过的新衬衫，喝新磨的咖啡。他完全长出了超出我想象的样子。他同我儿子用法语交流，他故意用蹩脚的发音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想操着这些语言去世界任何地方。他至今还会一点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他说他现在正在学习哈尔滨方言中的满语，也研究上海话与日语的关系。他在东方时学习西方的语言，现在他身在西方，他对东方的语言深感兴趣。他是个有语言才能的人，而语言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桥梁。

“因为阿炳死了”。姐姐说。

“死了？”我和姐夫异口同声地叫道。

“是呀，真可怜”。姐姐说。

“为什么死了？”姐夫睁大眼睛问，他的眼睛睁成一个四方形。

“不知是什么事情想不开，从楼顶上跳下去自尽了。听人说是在外滩一个高楼，也不知怎么上去的。临死之前还去阿姐那里，把那60支纱的衣料拿回来，给他老婆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