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再看《追捕》

■李文心（纽约）

1979年春节期间，堂哥从老家来拜年，父亲带上他和我去看热映中的《追捕》。那时候，没看过几部外国电影（社会主义国家的除外），猛一下在大气的宽银幕上看见东京繁华的街头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场面，非常震撼。细看下来，日本人行色匆匆，神态各异：男人长发披肩，大翻领、喇叭裤，有些还人穿浅色的风衣；女人烫发描眉，无论穿长裙或者套装，都光鲜亮丽，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再后来，男女主人公拥抱、接吻，令我窘迫难当，如坐针毡，因为是和家人在一起。

今年正月里，因为查找《杜丘之歌》的缘故，我在网上又把《追捕》看了一遍。好久不看电影了，一来，好电影少之又少，再者，即使是好电影，也很难使我像年轻时那样快乐。这次重温老片，我看的是完整版。余兴未尽，我又看了当年的剪辑版。40年了，高仓健还是那样帅，中野良子还是那么清纯，而我已经从一个未谙世事的中学生变成一个老气横秋的中年人。那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久闭的国门刚刚开启，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瞥见外面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追捕》是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第一部西方式现代片，我看到日本警察身着笔挺的西装抓人，女青年大胆直率地向意中人示爱，牧场主驾驶私人飞机出行……这一切都大大颠覆了当时中国人的认知。“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这样的台词，再由邱岳峰特有的磁性嗓音说出，难怪中国大地沸腾了。

在我印象中，《追捕》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外国电影，它把中国观众从《列宁在十月》和《卖花姑娘》等革命叙事中一步带入现代社会。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部电影算不上艺术大片，也没有深刻的主题。有人将它归入动作片，我觉得它兼具侦探、警匪、浪漫和惊悚等多种类别元素。在技术层面，编剧和摄影并不特别突出，只有主题曲《杜丘之歌》令人心神荡漾。原片名《君啊，渡过愤怒的河》很别扭，幸亏上译厂把它改为《追捕》，既准确，又好记。

40年前看这部电影，完全为之倾倒；但是40年后再看，却是借助历史的透镜，从美国回望一个东方的故事。虽然现在觉得影片有些简单粗糙，却也生出新的感触。可以这样概括吧：对于我们那一代人，《追捕》不仅仅只是一部惊险刺激的电影，而且更像是一本西方社会的通俗教科书。

自隋唐以降，中华文化一直是日本文明发展的蓝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盘学习西方，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全面领先中国，昔日的学生变成了老师。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大量日文汉字词汇，例如科学、艺术、主义、电话和杂志等，被中文全盘吸收。这说明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借助了日本这个近水楼台，但是日本现代社会的基础是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这是美国在二战后为日本制定的和平宪法的精髓。《追捕》中所呈现的法律制度，正是源于美国的司法体制。中国观众对《追捕》的狂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西方社会制度的好奇。

在我的中学时代，如果一个盗窃和强奸犯被捉到，公安局简单调查、取证之后，就可以定案。但是，《追捕》中的杜丘虽受到同样的指控，但审问他的警察却穿西装、打领带，与美国影视作品中的侦探一样。在审查杜丘的过程中，还来了一个美国式的“列队辨认”，即让被告与身体特征相似的无关人员排成一行，然后让受害人指认。杜丘逃跑后，他所奉职的东京检察厅还要召开记者会面对媒体的质疑。这些西方的司法实践，伴随着警视厅、检察长、嫌疑犯等似懂非懂的术语，强烈冲击着中国观众的视听，令人感到新奇和亢奋。指控杜丘的女子，是个被犯罪集团所利用的小人物，不久就被灭口。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看到日本社会与中国国情不同的一面。这位打扮时髦的女子叫横路加代，家住北海道的乡下。她化名水泽惠子，一个人跑到东京临时找房租住，说是因为夫妻不合，公寓管理员也就认可了，这种人口流动自由和社会接受程度在当时的中国难以想象。

另外，杜丘逃跑，直奔北海道去找水泽惠子，当然找不到。后来，横路加代住的村子里一位老人告诉杜丘，这个新婚的女人叫加代，是手冢民雄的女儿。由此，我们知道水泽惠子的真名叫手冢加代，她嫁给横路敬二，所以婚后叫横路加代。这种妇随夫姓的风俗，自然是西方人的习惯，比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夫人叫燕妮·马克思。中国妇女改姓的少见，偶或有冠夫姓的，比如宋美玲有时候称作蒋宋美玲，应该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但听起来总有些别扭。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面容上并无二致，日本也不是基督教社会，但却从整体上接受了西方这一风俗，的确为日本社会制度平添了一点异国情调。

《追捕》首映时被剪掉好几处，其中最长的一段，有将近10分钟，就是杜丘潜回东京的过程和被妓女所救的那场戏。杜丘和真由美在山洞里做爱，以及真由美脱掉睡袍赤身拦档矢村那两段都比较短，但碍于当时的国情，只好剪掉。

杜丘从水户绕道长野改变进京路线这些细节，剪掉了关系似乎不太大，但是他被妓女救助这一段，却让中国人失去进一步了解日本社会法制观念的机会，非常可惜。

杜丘因日夜兼程走山路，又困又乏，昏倒在东京红灯区的小巷里，被站街女大月京子所救。如果不仔细看，观众可能会误以为是杜丘路遇好心人，原因是大月京子的形像过于正面，既不妖，也不媚，干净利落，几乎和职业白领没有两样。

京子原以为拉到一位客人，不料竟是报上通缉的检察官。杜丘对她说，“你帮助逃犯，这也是在犯罪。”虽然从维护法律的检察官角度看，这很正常，但是京子回答说，“如果不帮助病人，那不也是犯法嘛。”日本是不是有这样的法律，我不了解，但在美国，病人送到医院，不管有没有钱，院方是不可以拒绝救治的。京子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至少说明普通日本人也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接下来，杜丘说他是法律的维护者，不能做法律的破坏者，但是无奈已经多次破坏了法律云云，京子就请求杜丘再破坏一次法律，让她帮助他。这种以法律论事，完全不提感恩和报答的对话，无论怎么听都像是在科普法律，有些不近人情。疑惑之中，我查了原著小说中有关章节。果然，书中大月京子帮助杜丘的目的，是寄望将来自己卖淫被捉时杜丘能在法庭上放她一码。

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也让中国人眼界大开。杜丘潜回东京后，化名津山康夫入住精神病医院，企图找到横路敬二来证明自己无罪。真由美担心时间久了会出意外，就向堂塔医生要求让丈夫出院。这种情况，不要说在40年前，就算在当下的中国，我也不知该怎么办。病人家属要求病人出院，即便从医疗方面讲对病人不利，恐怕也不会强行留医。如果强制住院，谁来负担医疗费用呢？40年前，中国观众听到这样的对话，该做何理解？唐塔说：“请您理解，太太。您丈夫病情恶化，处于病危状态，现在不能出院。”真由美回答：“说什么也要让他出院，医院根本没有权力无视妻子的要求。”这分明是一个医疗体制和病人权力的问题，这在当时，能有多少中国人可以厘清？唐塔接着说，“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诊断，您可以去请鉴定医生。请向东京都申请。”当年我毛孩子一个，完全不知道还有鉴定医生这回事。即便申请，也会向医院申请，哪里会想到越级上诉，麻烦首都的领导？

40年前，我最喜欢的人物当然是杜丘和真由美，一个高大坚毅，一个浪漫率真。高仓健扮演的杜丘，长脸短发，眉毛重，鼻梁挺，可谓一表人才。但是，他性格木讷，从头到尾既不哭，也不笑，不属于那种风流倜傥的英雄。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硬汉形象，多年后才从海明威的小说里找到它的原型。中野良子扮演的真由美纯情大胆，虽然没有李秀明那样的端庄美丽，但是气质风度绝对一流。尤其她性格热烈任性，不问对方婚姻状况，直白地说：“我喜欢你！”人家说：“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她回答：“我是你的同谋！”这后一句话，即便放在今天，也仍然会让无数男青年彻底崩溃，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那也在所不惜。

而现在，我最喜爱的人物却是真由美的爸爸，远波善纪。远波先生年届六旬，是位成功的企业家，他经营一家大型牧场，但是并不一味赚钱。事业有成后，他打算步入政坛，参选北海道知事（相当于阿拉斯加州长吧）。他40岁上有了真由美，妻子不幸在产后去世。远波专心抚养女儿，没有再娶。这些情况我当时印象不深，只是记住了他的一句台词，其实并不经典，不知为什么我却过耳不忘。他看到杜丘在东京近海迫降成功之后，对女儿说：“我不参加竞选了。当初我那么热衷于竞选，想想真可笑。”

现在看来，远波先生不仅是位高智商的生意人，而且他还是位高情商的父亲。当初，杜丘救了真由美的命，远波并无心帮助杜丘，而是背着女儿劝他自首。他的助手打电话报警，他也默认了，因为他深怕此事影响他的政途。但是，当他发现女儿铁了心要与杜丘好，于是转变态度，主动把私人飞机送给杜丘，帮他冲出警察的包围圈，返回东京去讨清白。我认为这时的远波，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不管杜丘的命运如何，先挽回父女关系再说。但是，当杜丘在九死一生中迫降成功后，远波动了真情，安排真由美赴东京协助杜丘，说出了上面那句台词。他的真心感动了真由美，所以，她一下冲过去，给了父亲一个大拥抱。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动作，不知是否符合当时日本的国情，但却是《追捕》这一冷峻故事中最为温馨动人的一幕。

与杜丘一根筋似的执着相比，远波的华丽转身貌似商人典型的圆滑，但其实是人性智慧的高度结晶。远波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不是无止境的赚钱，他已经足够富有。所以他要参政，实现人生更高层次的抱负。但是，女儿的任性突然打乱了他的计划，此时，他幡然猛醒，意识到女儿才是他人生的重中之重。妻子死后，他完全可以再娶娇妻，究竟为何不再续弦，怀念前妻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意与真由美的关系。显而易见，如果他再婚再育，真由美就有可能变成人见人厌的丑小鸭。在这一点上，远波先生表现出浓厚的东方传统思维和观念。必须承认，远波是影片中最为西化的人物，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香蕉人”：他住西式的独栋洋房，开林肯轿车，驾驶赛斯纳飞机，进门不脱鞋，喜欢在壁炉旁读报纸，喝白兰地，吃奶酪。虽然他的形象西化色彩浓厚，但是他的行为却给我一个普世的启示：在无常的人生中，有时候一个令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顷刻间竟会褪尽它迷人的光环。环顾左右，审时度势之后，方见得那人生之要义，却正在灯火阑珊处。

影片中还有一些细节，40年前看时，完全没有意识，比如片头的广角镜头和东京的步行街。另外，汽车都是靠左行驶，我不开车，自然也不会注意到。再就是片尾，唐塔命令杜丘从楼顶跳下去，皮笑肉不笑地说：“杜丘，你看多么蓝的天。 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当时，中国的天空究竟蓝到怎样，我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是，现在顺着唐塔的手看东京的天空，只见灰蒙蒙的一片，哪里有“多么蓝的天”，至少也是中度空气污染。《追捕》拍摄于1975年，日本经济高度发达，但环保问题还没有得到重视。现在北京的空污，应该和当时的东京不相上下。历史的似曾相识，竟在这个时候浮现于我眼前，无论如何是难以料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