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冯老师的量子纠缠

作者 01月24日2024年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42期。原 2023/09/14 公众号文章由 秋尘 编辑,胡刚刚编发。)

冯老师是教英文公共课的老师。川大七年,修过很多老师的课,掐指算了一算,除了研究生的导师王仲士老师,冯老师是教我时间最长的老师了。

甫一进校,英语课开始分班,快班和普通班。分班前,对全体学生进行了摸底考试,然后根据考试结果分班。标准很公平,但过程有点扯拐,过程一扯拐了,结果也就不公平了。我被分到了普通班,而冯老师教的是英语快班。在普通班从字母开始学起,甚是无聊憋闷了一个学期之后,我获得普通班老师的推荐,参加快班的期末考试。我像对待另一场高考一样,拒斥一切娱乐活动,还挤占了其它课程的学习时间,一门心思把快班已经学过和就要学的内容恶补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学期开始,我进入了快班的课堂,一个人坐到了靠墙的最后一排,成了冯老师的学生。

快班的气氛比普通班活跃多了,有几个女同学,来自历史系、中文系和经济系,叫梅、红、平的,尤其突出,如同麻雀似的,上课时,可以跟冯老师有说有笑(有时还很调皮)地讨论;下课时,就更是欢欢喜喜、叽叽喳喳。似乎偌大的教室里,就只有她们存在,这门课就是专门为她们几个开的,其他同学都是陪公主读书。

课堂里越是热闹,我就越发觉得清冷。而且清冷之外,还有紧张。紧张来自对冯老师的敬畏。

微笑总是挂在冯老师的脸上,但他又分明放射出某种威严。他的职业生涯有些戏剧性,1950年进入华西医科大学英文系,读到大二,华西医科大学英文系和重庆大学英文系并入川大外文系,他于是成为了川大外文系的学生。读到大三,又因应中俄蜜月期的需要,转到西南俄专。毕业以后,就长期讲授俄语。后来,中俄交恶,俄语需求萎缩,冯老师又改回老本行,再执教英文。

不过,当年对冯老师的敬畏倒是跟他的职业背景无关,而只是单纯对他的讲授所形成的那种气场敬畏。

英文课都安排在了下午,很是不合时宜。睡午觉的习惯在校园盛行,放学后,吃了饭,就有些犯困,等到下午上课的钟声敲响,还有两个多小时。于是,大家就都会上床睡个午觉。我一向午觉都不会耽误,但是,只要下午有冯老师的英文课,我就会一直记挂着,提前进入竞技状态,哪能把午觉睡好。

把英文课安排在下午,也许不仅对我,而且对另外的很多人大约都是生理上的折磨。有时候,就在铃声止息的那个瞬间,冯老师的步子才踏入教室。他分明是疾步赶来的,脸颊红红的,额头上还挂着汗珠,他拿出手绢来,揩了揩,才翻开课本,清清嗓子,开始上课。有时候,也许太过疲倦,他还会在课间,摆脱梅、红、平一众人的问题追杀,走出教室,吸几口烟。提神过后,这才重新走入教室,登上讲台。

进了冯老师的课堂,虽然脑袋闷闷的胀胀的,但神经却还得一直紧绷着,当不得南郭先生。冯老师从来不会满堂灌,一个人讲满整节课。讲着讲着,他就会突然提问,如果是自由回答,那倒是不要紧,自有梅、红、平那几位踊跃举手发言。但冯老师不会让其他同学闲着的,他对每一个同学的名姓都熟悉,不会指着说:“最后一排靠墙那位。”而是直呼其名,叫:“黄文泉。”如果我刚才在走神,没有听他讲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很是狼狈,先把脸红了再说。更何况,英语课有大量的练习,容不得人在教室,心不在教室。英语课最紧张的是序幕打开那几分钟。冯老师会就上节课布置的练习题发问,一个一个名字叫得惊心,没有一条漏网之鱼。未叫到自己名字前,人家如何回答,倒不是我关注的,马上把注意力放在下一个,一听到自己的名字终于被叫了,犹如晴空里一个霹雷炸响,赶紧回答。如果得到冯老师的首肯,就会大舒一口气;如果冯老师纠正,心就会一沉,一节课里都郁闷。

我就这样在对冯老师的课堂既惧怕,又渴望的矛盾心绪纠缠下,一节一节课地上了下来。虽然极度不轻快,武功倒也勇猛精进。后来英文系搞了一次面向全校的英语竞赛,我斗胆报名参赛。试题有厚厚的十几页,也许没有谁能做完,比的就是谁做了多少,又做对了多少。我一翻开试卷,就不加太多思索,火急火燎快速推进,也没有时间推敲和检查。终场铃声一响,无比抱憾地交了卷。过了两天,结果张榜公布,我凑上前去看,本尊大名居然在列,拔得三等奖。心下甚是欢喜,中午就特意买了最昂贵的一份菜青笋烧鸡犒劳自己。在英语竞赛中获奖,如同在进入快班学习以来所进行的阶段检测中表现优良,让我信心倍增。后来,又在当年难度极高的研究生英语考试中成绩及格,更是说明在冯老师的课堂里的紧张所带来的回报有多么丰厚。

我对冯老师敬畏,其实只是我自己在那个特定时间段里的主观感受,主观感受可以是对客体的忠实反应,也可以是对客体的扭曲映照。我想,梅、红、平这几位当然没有我这样的敬畏,只是享受着课堂里的每一分钟。我问当年的同学李庆,他也没有这种敬畏,觉得冯老师“非常随和,待人接物都是笑嘻嘻的。”我当时的同学,后来的太太告诉我一件事,考研究生期间,她突然大病一场,带病应考。考完之后的一天,她在大校门外偶遇冯老师。冯老师问她最近怎样,她说不好,就把考研的事说了。冯老师就陪她在荷花池绕了两圈,开导她,宽慰她。冯老师不仅是课堂里的先生,而且也是学生的人生导师。

1980年秋季,国家教委和四川省外办为四川大学外文系首次引进6位英语外籍教师和3位日籍教师。这一举措非同寻常,要知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语教学是没有外教的,即使是录音也不是随便可以接触到的。多年以后,在东海岸一个聚会上,遇到一个川大教英文翻译的,说他读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跟外国人接触过,四年期间,就只是接触了几盘磁带而已,至今还是有很大的英文交流障碍。学校不仅把非常稀缺的外教资源分配给了外文各系,而且还居然让我们文科英语快班雨露均沾。

丹普斯(Dempsey)小姐就是那个时候来到快班的。她来快班,冯老师得居中协调,除了安排并参与教学,还会安排课外活动。一个周末,冯老师就跟我们大家一道,陪着丹小姐在校园的荷花池边绕了一圈,又在大校门进来后的法国梧桐树大道上走了个来回,拍了好多合影。期间,主要是他跟丹普斯小姐聊,而我们似懂非懂旁听。

冯老师上英文课,就课文讲到精彩处,也会顺势发挥一下,提及外语之外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话题。有次,正学的课文里是一则关于巴以冲突的小故事,他就说道:“犹太人还是应该有块土地生存。”他的语气虽然平静,但却像是一记爆喝,为我们传来了新奇的信息。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早在1948年就成立了,中国也于1992年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现在说犹太人应该有块土地生存,早就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只是一个普遍认同的常识。但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都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类官方的外交铁则。后来,才渐渐领悟了冯老师的议论。冯老师这种国际大视野也许跟他的家世有关联。

冯老师的父亲冯元勋老先生,早年就留学比利时列日大学矿冶系和蒙斯工学院矿冶系。回国后历任民国时期的四川省建设厅长、实业厅厅长、四川留法勤工俭学会教育长、成属联立中学(石室中学前身)校长、四川大学教授等职,与张澜、吴玉章等过从甚密。负责留法勤工俭学会期间,曾经送出大批四川子弟赴法留学。陈毅兄弟二人当时也在留法预备学校就读,很得冯老先生垂爱,为他们开小灶补习法语。考试进入前30名,就有公派资格。陈毅担心获得公派资格另有勾兑,就到冯老先生府上问个明白。冯先生当即庄严保证,公派资格一定以考试成绩为准。陈氏兄弟这才吃了定心丸,刻苦备考,终于进入前30。冯老先生果然秉公录取,陈家兄弟得以获取公派留法资格。冯老先生还亲自到码头送别。冯老师的家族虽然根居遥远内陆的四川,却放眼世界,心向远方,他的好些堂兄堂侄都有很好的外语素养,就职于外事外交领域。

跟着冯老师读了三年,本科就要毕业了,满载着从他的课堂里沉甸甸的收获,我跟几个同学商议,请冯老师跟全体快班同学在大校门合个影,表示我们对他的感激。冯老师欣然应允,其他同学也热烈响应。以为这张照片就算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从此不会再走进冯老师的课堂。

不想,读到研究生,文科的英语教学竟是冯老师担纲,于是,我又得以再做冯老师的学生,聆听他的讲授。

这时候,有了本科三年跟冯老师的师生交情作铺垫,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拘谨了。课还是安排在下午,但我已经少了以前那种焦虑。上课的时候,我俨然有了当年梅、红、平的风光,主动坐在了第一排,不再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冯老师会经常对我提问,我也会很荣幸地接受提问,无论回答正误,都很是轻松愉悦。课间,我还会主动走到讲台上,帮冯老师擦黑板。毕竟,在下面坐着的学生当中,我算是冯老师的老部下,旧嫡系了。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在考试上获得人情分,有次,考试成绩只得了70来分,我羞愧不已,又有些疑惑。批改过后的考卷发下来,那一分一分的折扣,还真是没有冤枉我。冯老师一如既往的公平严谨。

前些年,回国的时候,我们还专程到川大竹林村的冯老师寓所去看望过他。冯老师还是多年前跟我们上课时那样,头发依然梳理得有型,谈笑间还是透露出一贯的风采。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身上刻下残酷的痕迹。他笑道:“那时,我就看出你们是一对。”我诧异问道:“真的?我那时是一个人坐呢。”也许,冯老师具有可以穿透岁月的眼神吧。

前年,我关于大学岁月的文章《追寻智者的岁月》在新三届发表后,收到一个读者回复,问是否知道当年的外教丹普斯小姐。原来,她是冯老师的千金,当年跟丹小姐来往密切。有个当年快班的女同学,看了拙作里有冯老师和丹小姐跟我们的合影,就把文章转给了她。她来信是为了打听丹小姐的下落。我认真在网上搜索了一阵,终究找不到一点丹小姐的雪泥鸿爪。人海茫茫,当年那个总是穿着艳丽宽松的波西米亚长裙的丹小姐在哪里呢?我向冯老师千金追溯了过往,当年我们如何尊敬冯老师,冯老师上课又是如何精彩的那些情节,她说可惜她从来没有上过父亲的课。是的,我们很荣幸,当年能有冯老师授业解惑,使得那一段学习经历能奠基和滋补我们的一生。我请她代问冯老师好,她却说:“我父亲去年走了。”在记忆中,冯老师还年轻,咋就走了呢?心里兀自叹息了好久。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冯老师走的时候,已经高寿九十了。当年的老师们,一位一位,走出了人世,从此止步于翻过去的日历上的某一页。而我们也渐入老境。这篇文章就寄给天国里的冯老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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