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90期。原公众号文章由李文心编辑，唐简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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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旧物，居然在研究生证的封皮里找出来一张火车票。这张火车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乘坐绿皮火车的凭证。如今绿皮火车的凭证已经很稀罕，而更稀罕的是我这张火车票是供学生专用的折价票，正面正中有个大大的红色的“半”字，表示打了五折。从票面上看，起点站是贵阳，终点站是成都。票是硬座，只要7.1元人民币。读研究生，每月得补贴近60元人民币，所以，火车票再半价，也得花去将近九分之一的收入，还是不能忽略不计的。如果再往前推几年，就是读本科的时候，那时没有什么收入，假期回家，都得靠家里再寄路费。别小看这笔往返路费，有的同学家里实在清贫，寄不出路费，那就只有靠从自己的嘴里省。那时明明顿顿都可以吃肉的，可是就是为了路费，硬是只有常常充居士吃素。
车票背面有一张小座签，上面有指定的车厢和座位。那时，交通状况有了极大改善，可供交通的车辆增加了很多，但坐车也不是就保证有座位的。很多时候，同样的价钱买了火车票，却只能一路在过道上站着，这时，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画面，比如在教室里被老师命令站起来的学生，甚至是吊在城门口示众的反贼，不仅是尊严荡然无存，而且竟然还有了耻辱感。其实，我这样说，是很矫情的。74年，跟一个同学约了一起回广西老家过年，在车站又遇到另一对到浙江老家的孪生哥俩，也都是同学。等到从昆明开过来的特快缓缓停下，我们却上不了车，上面已经挤满了人，又没有人下车。于是，我们就只有从窗口往上爬。上面的人一定认为我们是来跟他们争夺生存空间的，就使劲把窗子往下关。孪生哥俩的哥急了，便用一根扁担死死顶住窗子，不让其闭合。我们四个小孩这才一个个钻进了车厢。上了车，根本无立锥之地，跟人紧紧贴着站在一起，就这样一直站到了柳州，屁股才终于落座下来。那么，车票上贴了一张座签就赋予了车票不同寻常的意义。有了座签的加持，就让车票有了高等级，也让拥有车票的主人有了占有一个位子的凭证，这张座签就如同房契一样，成了拥有某种资产的证明。如是，拥有了贴有座签的车票，一颗心才安放下来，不再焦虑。
那时候，我读川大。家在贵州安顺，学校在四川成都。当是时，囿于经济水平，旅游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蔚然成风，当学生的，假期里没有什么财力周游天下，大抵也只能享受火车票半价回家。假期里往返安顺和成都于是就成为了常态。从安顺到成都，没有直达，必须到了省城贵阳，再转乘贵阳到成都的火车。在安顺买票时，买的车票是安顺到成都的，一共两张，一张是安顺到贵阳的，另一张是贵阳到成都的。从贵阳到成都，是下午约莫四点开车，为了拿到座签，必须早早到贵阳。我往往是夜里四点就起床了，然后到火车站，买了票，在车上一路打着瞌睡，到得贵阳，立马进购票大厅，排了长队，去拿座签。拿到座签，这才踏实了，于是，就坐了公共汽车，沿着遵义路进城，去打发下午四点坐车前的这点时光。
读大学前，曾经在贵州银行学校读过两年，银行学校就在市中心，离大十字不到五分钟的步行时间。银行学校校园其实是一个四合院，只有一块篮球场的空间，饭后散步，一散就散出了校门，到了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就是市中心了。两年读下来，这市中心的每一处角落每一处店家也都用脚步丈量得熟稔于心了。
到了市中心，我多半会去找以前银行学校的老同学。因为是首届，留校留省分行的同学很多。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电邮，直接按照最原始的方式，到人家工作单位登门求见。正是午饭时分，当然，人家就会邀我吃午饭。也不靡费隆重，就在左近某家馆子里吃几个包子或者一碗面。“便宜坊”是我们常常光顾的一家，里面还算整洁，吃食也还可口，算得上叙旧的好地方。吃完了，彼此抹抹嘴，就再别江湖。做东的还得接着去上班呢。人家知道我四点就起床了，就会体己地问，要不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还说某女同学的宿舍就在工作单位，要不就去那里。听说是闺房，我哪里敢造次，就连连摇头，谢绝了。
那么，接下来，我也许会去看电影。东街小十字有一家电影院，中华中路也有一家。随机选了一家，到了那里，也不管剧情，随便买了一张票，就进影院。半睡半醒，看完电影，走出影院，眼前一亮，一个激灵，该赶回火车站了。
排了长队，检票进入站内，再乱纷纷上了车，找到位子，把行李放好，方才有了妥帖的感觉。如果靠窗，会有一些小确幸，仿佛买的彩票中奖了。接着，就打量邻座，快速搜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抽烟等等信息，评估一路旅程是否愉快是否有点意外的收获是否……结果往往是失望的，我的邻座大都是引车卖浆者流，彼此一路无话可说。我或者看看窗外转瞬即逝的房屋、村落、田野、远山、小河和行人，或者假寐，或者真寐，一路到了终点站。
车厢里空气浑浊，烟客者众，饶是邻座没有烟客，烟一下还是就侵袭充塞了全车厢，抽烟的不抽烟的都笼罩在了烟雾里。再加上汗水和脚臭的气息，空气比现在让人谈虎色变的雾霾还恐怖。如果靠窗，就有了主动开窗吸氧的特权，如果不靠窗，就只有央求人家了。
从贵阳到成都，以绿皮火车的速度，即使是所谓的特快，逢小站不停，抵达成都，也是整整一昼夜。白天，窗外景致人物无论美不美，总是可以看看，帮助消磨时光的。夜里，外面偶有鬼火般的灯火，大多时候，总是黑洞洞的。车厢里的灯光苍黄惨淡，大家都闭了眼，进入自己的世界。坐在硬座上睡，不是睡的自然姿态，只能浅睡，无法酣睡。便有人不顾体统，钻到座位下，躺平了睡。我不仅不羡慕，而且很厌恶。躺在人众的臀下腿下，姿态再舒服，境界也是龌龊的，这不是自己抛弃自己的尊严吗? 韩信甘受胯下之辱，那是为了大谋略、大格局，就为了躺下 -- 睡，值吗？
我闭了眼，试图想什么，又想不出什么，思绪如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终于睡着了，耳朵里却还是传来火车碾过铁轨发出的声音，不一会儿就传过来尖锐的声响，似乎碾过了接缝的不平处。这时，就有了莫名的担心，怕火车翻了出去。有了这份担心，就又暗自祈祷起来。除了担心火车翻覆，还担心到了站，有人顺手牵羊，把我的行李偷走。说起来，行李里能有啥呢？没有黄金，没有钞票，没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即使丢了，也不是什么值得清理的损失。但是，正是不值钱，才怕人误以为值钱，偷了去，不说损失什么，但至少情绪上会大受伤害。于是，也不敢放心深睡，老是每隔一会儿，就会张开眼睛，扫扫周遭。每每停靠站台，更是不敢掉以轻心，睁大了眼睛，紧盯人上上下下。
这也不能怪我对人缺乏起码的信任。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摄像头，公共汽车里扒手猖獗，川黔线成渝线上的列车上还发生过多起行凶抢劫的案件，案件往往发生在夜间，盗贼们堵住一个车厢，明火执仗看准了目标，持刀逼人拿出钱财。
梦幻的晨曦终于透过窗户显现了，周围开始有了动静，有人整理纷乱了的头发，有人起身到厕所洗漱。我也不由站起来，张开双臂，放肆地伸了两个懒腰。不久，车停靠某个站，有人下去放风、买吃的，然后又回来，拿了洗漱用具，再下去。原来是车站上正给列车加水，加完了，水龙头就闲在那里。乘客上前打开水龙，对着哗哗的水洗漱，比车上厕所那是快活多了，我也学了他们的样，下去把洗漱完成了。
回到车厢里，再蹉跎半天，成都北站才终于姗姗到了，一千一百公里的行程这才关上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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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回家的旅程要惬意很多，除了买票这个环节。
对付完期末考试，大家的心都散了，都不愿在校园里再多盘桓一天。于是，放假第一天的票就格外难求。火车站有心方便学生，到校园里来上门售票，按说票是有保障的。然而，爱拥挤的国情依然通行于校园。临时售票点设置在工会院子里的书店隔壁，但买票的学生并不因此而斯文。队伍开始还有序，等到开始售票，就变得无序了。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去买豆腐的经历。文革时候，买豆腐也是凭证的，但是有了凭证，家家还得把孩子派出去，在神龙不见尾的队伍后面排队买豆腐。天不见亮，人们就到了豆腐社，队伍已经拉起来了，我们老老实实排在后面。可是，不一会儿，有人说这支队伍不算数，要排在别处。于是，又跟着乱纷纷的人流再排。有好事的人，还给大家派发了一个个小纸团，上面是表示顺序的数字。这些小纸团俨然如一颗颗定心丸。可是，等到天亮，豆腐社开门了，哪里还有什么队伍和顺序号，队伍刹那间就散了，大家都一起往前冲。
买车票的虽然都是学生，买起票来，却也生猛，靠近售票口那里，老是一个大脓包，怎么都挤不掉。规矩地排在队伍里，半天都不能往前移动一步。翘首盼望了百十次，终是无奈。当然，最后还是买到了票，而且都是贴了座签的，只是已经过了午饭时分。
坐上回家的列车，心情很是轻快。归心似箭，一根快乐轻捷的箭。同车厢的大都是学生，车厢不再是一个市民社会，气氛比来程少了好多烟火气息，捧了书和杂志静读的学生随处都是，说笑声不时从某处角落升腾而起，扑克摊子、象棋摊子和跳棋摊子也一处处开张了。通过隧道的时候，黑暗猛然降临，四周也突然沉寂。大家不耐烦地等着列车开出隧道，欢声笑语又才回归。餐车开来，买了跟来程并无二致的盒饭，吃起来，竟然也有滋有味了。
从贵阳开到成都的特快是82次，从成都开回贵阳的则是81次，依然是特快。路过小站，仍然一律忽视，骄傲地呼啸而过。路过大站，特快这才把步子拖沓下来，缓缓停下。我们不再如来时那样，枯坐在车厢里。虽然在成都已经买了好些特产，但大家还是都呼啦啦下去买各地特产。到了资阳，就下去买资阳豆瓣；到了资中，就下去买冬尖；到了永川，就下去买永川豆豉；到了江津，就下去买江津蜜饯……这些特产，当然不是在车里受用的，都是带回去讨好亲友的。站上兜售的小贩在站台外张望着各个窗口，殷勤走动着，提篮里小推车里满载着形形色色的食品，有罐装水，有辣豆腐干灯影牛肉麻辣胡豆之类。大家的食欲都被调动起来了，从窗口里叫喊着，递出钱去，接过来吃食。
路过重庆，进入黔境，列车开始在山里穿行，不时穿过桥梁和隧道，离家越来越近，停靠的车站也开始冷清起来。桐梓、遵义、息烽、修文一站一站次第来到，看到了苍莽的黔灵山，贵阳站就到了。
到了贵阳站，我离家还有一百公里呢，还得转车到安顺。不过，这个时候，已经不像来时那样焦虑，家乡已经咫尺之隔，随便转趟车，不管是快车，还是慢车；也不管有没有座位，都无关痛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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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叹着回家的路太长，足足走了一个昼夜，走了一千公里。可是，我的好些同学，到了贵阳，路才走了一半，家乡的云还遥远着呢，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又得往前赶路。有的要到广西、有的要到湖南，而有的却要到更远的福建，也不知在列车里还得忍受几个昼夜的折磨呢。在列车的硬座上过一个昼夜，就会腰酸背痛；那么，几个夜晚下来，不仅积垢难忍，而且还脱了形，姑娘花容失色，小伙形容枯槁。这种窘境，我后来是体会到了的。
第一次，是从成都到南京跟女友一起过寒假，里程一千八百公里。
另一次，是研究生访学后从北京回成都，里程是两千一百公里。
最后一次，是从贵阳到上海乘机赴美，里程是两千公里。
既然这几次里程都是成都到贵阳的两倍，那么在车上的时间就是两个昼夜。数着光明和黑暗的交替，吃着一盒又一盒的列车盒饭，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这才到达了终点站。
好在，这几次路线都是新的，万卷书没有读完，倒是先行了万里路。高考备战自学地理时，曾经一遍又一遍地记忆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路线– 宝成线、陇海线、京广线、京沪线、沪昆线……，当年，它们显得遥远而抽象，此刻，它们都走出了书本，如此生动地呈现在眼前。那些史书里的城市、传说中的城市、显赫的城市、因了各种特殊原因而曾经成为新闻热点的城市都不再在缥缈的彼岸，我逼近它们，毫无顾忌地打量着它们，从它们中间穿行而过。八百里秦川、中原大地、华北平原、三湘大地、江南水乡、秦岭、黄河、长江……这些在书里诵读过千遍万遍的地形地貌如长长的画卷一样，在眼前徐徐展开闭合。曾经声名显赫的兰考也竟然出现在视野里，盐碱地依旧触目惊心，在阳光下白得晃眼。连从古老成语里早就认识的邯郸也赫然出现在眼前，看着那些正在行走的人，想象着他们的祖先当初学步的姿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不再只是一句歌词，而是窗外真切的风景；远处黄土高坡处一孔一孔的窑洞照旧鲜活，并没有殒没在历史深处；长江下游的船队联结而行，长得堪比火车。列车穿越山山水水，也穿越了不同的风土人情和不同的文化经济带。沿途每每停靠一个车站，不同的方言就会热烈地涌向耳际，向旅客热情兜售的食品，凸显出天南地北的奇异风味，我不再数得过来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特产。
古人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盖因千里在古时候对常人而言是一个超验的里程。而当年的我，坐着绿皮火车，一昼夜就可以完成完成一千公里的旅程。虽然辛苦狼狈，但如若古人地下有知，也会惊叹这个速度的。古时候，速度最快的也许是为唐贵妃运送荔枝的旅程。那是公元七世纪中叶，为了保证唐贵妃吃到的荔枝仍然有新鲜的口感，各种保鲜措施之外，最最关键的一环是运送。运送是用快马接力完成的，即便是宝马良驹，每日也不过跑两百公里。也就是说，绿皮火车再慢，也是一骑红尘送荔枝速度的五倍。通常，古人如果要完成长途旅行，只能经年累月在路上奔波不息。就在荔枝驿道运转的同时，杜甫挈妇将雏，从甘肃天水（今成县）向成都逃难。两地实际距离377公里，把拐弯抹角走过的路算进去大约不足500公里，正好是成都到贵阳的一半。杜甫腊月初一出发，走到成都，已经是腊月底。就是说，坐绿皮火车一个白天就完成的旅程，杜甫一家花了一个月。漫漫长途，除了徒步，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舟、牛车或者马车，好多或外任或贬谪的官员和文人的一生就在旅途上画上了句号。李白一生旷达，热爱游历，却也因旅程的艰辛漫长，故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之叹，后来得赦北归，才过岳阳，不久即作古。杜甫后来出川，在湖南舟中辞世；苏东坡贬官到海南，遇赦北归卒于常州；王阳明总督两广，平定民变后北归，死于归途的江西南安舟中。李贺因为仕途不畅，出外游历数年，回家不久就病亡，时年仅27岁。这些还是历史上振聋发聩的名人，要是把名气不大的也加入这个名单，名单一定会很长很长。古代行路难可见一斑。所以，孔老夫子才谆谆告诫众生，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怕的就是若死于旅途，就不能尽孝道了。
今天，从北京到上海，坐高铁，里程1300多公里，不过花四小时十八分钟；坐飞机，里程1200公里，只花两小时。而马斯克的愿景就更疯狂，他设想利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技术，在地球上建立一套交通系统，在30分钟之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地点。在他看来，人类应该成为多星球的物种，可以在地球、火星等等星球上如候鸟一样自由地旅行和栖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对我们关于漫漫长途的嗟叹而不解：那点旅程不就是出门遛个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