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76期（原公众号文章由秋尘编辑，唐简编发）。
晚读白居易诗两卷。《弄龟罗》，写与六岁小侄阿龟和三岁小女罗儿嬉戏：“物情小可念，人意老多慈。”细致入微，非到此年龄不易体会。杜甫在四川，写过不少吟咏小动物小植物的诗，如《江头五咏》等，其中的《花鸭》：“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丁香》：“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细叶带浮毛，疏花披素艳。深栽小斋后，庶使幽人占。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都是“物情小可念”的例子。
白居易存诗近三千首，有亲切近人、意味深厚的，有看似平淡，实则苦心经营的，也有出手平易，确实很一般的——这一类，就是日常话语的分行和押韵。白诗好读，除了少用典故，少用生僻字，不在句法上如老杜那样精雕细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用一句说的意思，他用两句说，牺牲精炼，换取平易和流畅。他是有意这样做的，立争取让更多的人读懂。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大白话要经过锤炼，才能不罗嗦，不落于流俗。读者觉得舒服，看不出用力的痕迹。今人如汪曾祺，最大的好处即在此。
知堂文章好，杂用文言太多，读者有限。钱谦益诗好，典故用得太深，读者也不多。如何适度，最费踌躇。
施蛰存评说李白的《游金陵凤凰台》和崔颢的《黄鹤楼》时指出，崔诗头四句的意思，李白只用头两句就说清楚说完整了，所以在有限的四联里，有机会加上正面写怀古的“吴宫花草”一联，再接回尾联的感叹。所以说，李诗的内容比崔诗更丰富。但从另一方面讲，施先生未提到的，崔因为用四句来说明人去楼空的意思，白云黄鹤几个词反复使用，不仅加深读者印象，还使这首诗带有乐府民歌的趣味，而读者显然是习惯和喜欢这样的表达的。
中国现代作家文字好的，鲁迅，知堂，沈从文，何其芳，汪曾祺，也许还可以加上孙犁。有人精美，但雕琢过甚，痕迹太重，反而把文字弄单调了。比喻和排比句尤其不能滥用。明人小品惯用此招，一用就是一串，后人效颦，适见窘困。
普鲁斯特的语言好，透过翻译都能感觉到。一般来说，语言是翻译中失去最多的东西。莎士比亚也不怕翻译，他的语言风格，哪怕是一个笨蛋来翻，都不能彻底消除。
读《文心雕龙》。铭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蔡邕的铭文独冠古今，但他为桥公的钺作铭，模仿尧典和禹谟，为朱穆的鼎作铭，硬是把铭写成了碑文，因为他一向以碑文见长，不免陶醉于自己的长处，结果把铭写成了碑，这就是“溺所长也。”溺于己之所长，对于许多写作者，是个不大不小的毛病，也是不自觉的习惯。一坐在电脑前，就进入某种状态，摆出架势，有话不好好说，偏要弄出不必要的手段，看似研精覃思，实则还是俗套。某日在楼下找书，看见《风容》新上架，就地随手翻看，读到谈《论语》那一篇，虽觉写得从容舒缓，却有不少某名公式的废话，和不无矫揉造作的语气。时隔既久，感觉特别明显，恨不得立刻拿笔划掉。看近年文字，类似的不干净的地方不少。将来出新版，自应一一改正。这不是伤筋动骨的大问题，好改。人难在意识到自己的毛病，并承认问题的存在，一旦认识到了，承认了，改是容易的。
养气篇谈到中年人的写作：“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年轻时精力充沛，可惜见识太浅；中年后鉴密识洞，可惜体弱气衰。气衰了，还要殚精竭虑，一定伤神。上周和儿子通话，他说自己现在已经不是精力最好的时候，听了不免大笑，说，若论体力，按最严格的标准，比如做运动员，做战士，二十六岁显然过了顶峰，但作为普通人，在三十五岁前，都是最旺盛的时候。若论思考能力，五十岁前，都是最敏锐的阶段。我这些年记忆力虽不如前，但理解能力更强，思维也没有减退到不堪的地步。我觉得脑子还是好使的。这样说，自然是为了激励他，但也没有夸张。气衰，一是记忆力弱了，二是精力差了。但如果环境优裕，心情愉快，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刘勰说，有志于文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老而弥静，老而弥深，歌德做到了。可见不仅是天才，运气也好得不行。朱熹说，年纪大了，要保持敏锐的思维能力，读书是唯一的途径。
唐太宗六马赞，以拳毛騧一首最好：“月精按辔，天马行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青骓一首最亲切：“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白蹄乌和飒露紫两首，令人想起嵇康的《送秀才入军》。赞虽然不是诗，多数如诗。李白的赞写得也好，似乎都是一个路子，可见对赞的要求，就是如此。偶尔读到明清人的四言砚铭，实际也是赞。都讲究写得骨格刚硬，内容则近似格言。文章最忌写得软，多读古人的赞可以纠偏。
多年作文，从不为技巧和内容发愁，总有东西可写，总能够写得得心应手，唯一的不足，是不够深刻，不知是读书不够，特别是读哲学和历史不够的缘故，还是缺乏把事情想得深刻的能力。朋友中不乏富于理论素养的，他们写文章，明显和我不是一个路子。但各有优劣，未可轻判高下。别人有的，是我缺乏或不足的，我有的，是他们缺乏或不足的。想改变自己，兼众家之长，很难很难。杜甫号称集大成者，可李白那样的飘逸，李商隐那样的深婉，他也写不出来。不过，知己之短，怎么说都是好事，至少可以朝这个方向多使点力气。疫情以来，写了《安魂曲》，还有不多的一些诗，感觉不错，同样得心应手，想华丽就华丽，想朴素就朴素，想幽玄就幽玄，想直白就直白。无论哪种风格，什么题材，写得好的，显然比文章深刻得多。同样主题，为什么写成文章自然而然地就平易近人，写成诗就深邃多了呢。而且在文章里偶尔只鳞片爪闪现的个人性情，在诗里往往表现得更透彻，更痛快淋漓。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很可能是思维习惯，也是表达习惯的问题。
和早年相比，诗的写法有所不同。早年写诗，起手有气势，就像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现在写，有一个预热过程，开始是简单平易的句子，随着深入，思维进入更佳状态，更好的句子超出预料地冒出来，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也许，年纪大了，进入诗的境界必须依靠写作本身。只有“写”本身，才提供足够的刺激，激发想象力和思考能力，把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思。
起得高，后面也许难以为继；渐入佳境，前面部分不免平庸。这是需要注意的。
年轻时酷爱李白诗。如今读杜甫更多。李白与时代的游离，我们今天做不到。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内心再也没有坚定的信念，也不仅仅因为如今的时代决不允许任何人与之脱节，而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行为的最终无意义而使我们成了附庸。杜甫说，我生在这个时代，我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我的，我就是这个时代。但今天的时代不属于任何个人，它逐渐虚化，满足于其符号性质，以为这就是它的本质。一个无底的谜面，精确到无比繁复，却不指向任何方向。如果那些向我们开放的花都暗藏恶意，或充满了阴谋，如果一只匆匆跑过的猫也暗藏着恶意，或充满了阴谋，那么语言是什么呢？我们还有足够的语言吗，不管是作为武器还是作为盔甲？幸亏我们不是花，不是猫，也不是语言。只有在“不是”的状态下，才能躲避恶意和阴谋，即使是假想的恶意和阴谋。
诗使人充实之处，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不是”，这才是我们唯一的确定性。
今年春天，把李白诗重读了一遍。有些诗，可以理解得更深些。李白的好，在诗中，是突如其来的。有时候，读到一首诗的前几句，好得不得了，忽然间，后面接不上了，一路下去，平淡得很。但李白的绝大多数好诗是浑成的，就像沈德潜称赞两汉魏晋的诗，难以摘句，摘出来，都是简易平实的句子，但整体就是好。李白作诗，要看运气，他忽然就写出一首杰作。有时候，题目大，他是准备铆足了劲写的，偏偏写出来并不好。年轻时候，他写诗作文，用心写，反复改，改出一首好作品。以后就不会，总是一气呵成。在写作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思路怎么走是瞬间的事，一个句子后会冒出什么句子，事先不知道，它出来就出来了。有的句子出来，作者觉得好，但怎么个好，说不清楚，甚至这句话究竟要说什么，也难解释清楚。总的旨趣是明确的，是作者的意图所在，但作者有时会忽略了他真正的心思，然而诗自然发展到一定的地方，那些没有想到的，那些很可能不愿意说出来的，就说出来了，而且是以深刻的艺术方式。
四十岁以后不那么习惯读李白诗，一是李白思想单纯，单纯得我们从中找不到可以用来排解疑惑和烦忧的东西。其次，李白不费心在字句上雕凿，诗不耐细嚼。老杜正好相反。中年以后，我们更习惯老杜，王安石，李商隐，韩愈那样的表达。还有黄庭坚，和一部分陆游。如果内容以量来计算，李白的九百首诗，比杜甫的一千四百首，容量少太多了，毕竟李白一辈子都在表达那几样东西，而杜甫的眼界要宽一些。
杜甫没有李白那么主观，那么自恋，他关心的事情更多。其中区别，正如沈德潜说孟郊和贾岛的区别。贾岛不能和孟郊相提并论，孟郊有杜甫和白居易那样关心天下寒温的胸怀，贾岛则主要是说自己。
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的傲气，在于他一次次的失败、暂时的屈服和天真得可笑的谄媚（他以为那不是谄媚）之后，依然完好的傲气。他穿过滑稽的戏服，但他从来没有被阉割。李白以他梦中的神仙世界战胜了现实。
读李白和杜甫，就像喝茶和喝咖啡。有时喝茶，有时喝咖啡。缺了一种，都会想念。
读高阶秀尔《日本人眼中的美》，几十篇轻松的演讲和专栏文章。
千利休家栽种的牵牛花，很有一些珍稀品种，丰臣秀吉闻名，亲去观赏。等他去了，园中盛开的牵牛花已全部被摘掉，秀吉很不高兴。稍后进入茶室，壁龛中插着唯一的一大朵漂亮的牵牛花，顿时觉得心满意足。高阶说，千利休为了突出一朵花的美，大胆牺牲其他所有的花。这是排除干扰，舍弃无用之物的美学。其次，造成秀吉情绪的前后强烈反差。不满之后，突然看到最美的一朵花，印象无比深刻。高阶以此解释绘画中的留白。
这就是对留白的不同理解。中国人不需要牺牲其他的事物来突出一件事物的美。中国人只是选取，而忽略其他。千利休的美学中有某些残酷的东西，过于决绝。
高阶秀尔在欧洲旅行，喜欢购买当地的风景明信片。他说，建筑高处的细节，身临其境是看不清楚的，明信片则提供了很好的补充。他发现，西方的风景摄影，专注于建筑本身，建筑或其中一个细部充满画面。在日本则不然，无论寺庙还是城楼，很少只拍摄建筑物本身的，一定把建筑置于周围的环境中，建筑和自然景观合为一体。往前追溯，在歌川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中，雪后初晴的日本桥，花之飞鸟山，每一幅都和季节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名胜不仅是空间性的场所，更是和时间合为一体的场所。”
这和中国的传统是一致的。在中国，即使是以建筑为主的界画，也有建筑存在的环境，包括人文环境。离开自然环境的亭台楼阁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是纯自然的景观，也要有人在：一个拄杖而行的游览者，坐于水边林下的隐士，或者如柳诗所写，漫天大雪中寒江独钓的老翁。
高阶说，日本在引进和吸收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有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也显示日本文化的个性。山本七平在《日本人是什么？》一书中列举了日本没有模仿中国的例子：科举，宦官，族外婚，多妻制，姓氏，册报，基于天命思想的易姓革命，再加上稍晚的缠足。高阶添加一项：宫廷雅乐。他说，日本有选择，有抵抗，和韩国不同。韩国对于中国文化是照单全收，结果影响没有跨越过大海。高阶的意思是，日本是有选择地吸收，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影响到全世界。
书中多次讲到俳句诗人与谢芜村。芜村临终，以白梅寄怀，命弟子月溪记录。先作诗曰：“冬莺飞且止，昔日王维垣。莺啼何切切，萋萋草上霜。”沉吟良久，再又念道：“白梅朦胧影幢幢，夜色微曦渐欲明。”
芜村吟罢，闭目问道：“夜还深吗？”月溪回答：“黎明犬吠身犹冻，悠悠寺钟鸣声声。”
白梅句，不计日文原文的格式，似可译为“白梅朦胧，夜色欲明”。
又，芭蕉作著名的“古池洼声”的俳句时，先想好后面一句：“蛙跳入水中的的声音”。弟子宝井其角建议前一句用“棣棠烂漫时”，高阶说，“棣棠烂漫时，蛙跃入水音”，表现出晚春时节繁华又带有一种莫名的忧伤的景象，也不错，但芭蕉没采纳他的意见，使用了“寂寂古池边”，表现出凝重和悠远的意境，接近王维的“鸟鸣山更幽”。
湿热天气，上午读范成大《揽辔録》，下午去书店，购《风容》两册送人。范之《笔记六种》，之前只读了《梅谱》和《菊谱》。古今皇帝中，日子最舒服的是乾隆；古今大文人中，日子最舒服的要算范成大。一方面他官做得大，生活条件优越，另一方面，他性情应该是比较温和的，故能从容享受。读其《四时田园杂兴》，最爱夏日部分，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槐叶初匀日气凉，葱葱鼠耳翠成双。三公只得三株看，闲客清阴满北窗。”“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侬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凉。”“千顷芙蕖放棹嬉，花深迷路晚忘归。家人暗识船行处，时有惊忙小鸭飞。”都是童年乡下日子的写照。范成大也写到了车水：“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垄翻江逆上沟。地势不齐人力尽，丁男长在踏车头。”水车的形制，自宋及今，了无改变。我见到的情形，是四人或五人踏车，一人敲锣，同声高唱：“车水哟，栽秧哟，糯米干饭淘汤啰。”六七十年代，在乡下，吃干饭（与稀饭即粥相对）是相当奢侈的事，糯米干饭更是好上加好，浇以肉汤，锦上添花。只有“闲客清阴满北窗”是我们那时候不能想到的，但外祖母村中有大槐树，树荫下常常在中午聚集了很多人，吃饭聊天。树下躺着一块大麻石，树到大半个人高处就有分叉，小孩子能够踩着石头上树，树干被磨蹭得油亮光滑。
人生快活日子无多，童年回忆之美好，多出臆想，然而更多的日子，是加以臆想也不能美好的。或者说并无美好不美好之分，只是平平常常地过下去。人皆如此，那么他们写下的故事，也就和我们差不多，是添加了善意的臆想的。陆游老了，拄杖在乡间漫步，遇到农夫们，便驻足说几句天气收成和家事如何，现在想来，也是难得的安闲，不知我们有没有福气活到如此境地。
读书是提醒，也是欺骗；是为了让人更明智，也是为了让人更糊涂。如何取舍，端看各人。看天分，看机缘。但无论如何，学会不害怕是最重要的事。智者无忧，不是无忧，是不再害怕。孔子纵有天大手段，改变不了身边发生的事，他只是不再害怕而已。圣人之所以圣，便是在此处，在尽心尽责之后，接受一切必然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