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当年是和张爱玲齐名的上海滩红作家，时人合称她们为“苏张”。现在苏青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张爱玲，甚至有被渐渐遗忘的趋势。她总体上确实比不上张爱玲，但有才气的，不该被无视，她的散文《我的手》在我看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作，区区千余字就写尽了世间沧桑与冷暖，不输任何名家名作，她本身就是名家。
苏青比张爱玲年长六岁，也姓张，本名张和仪，出生于浙江宁波，家道殷实。她的家庭是新式书香门第，父亲喝过洋墨水，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积极鼓励女儿上学，这点与一般家庭颇不一样。
苏青自小便在新式学校读书，跟张爱玲一样，也是学校的才女，在学校的知名度很高，同学们称她为“文艺女神”。文学只是她的业余爱好，她的志向是当外交官。1933年，苏青19岁时，如愿考上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但她只读了一年大学便不得不退学，不是因为跟不上学习进度，而是她未婚先孕，只好回家结婚。她的外交官之梦由此破灭。
苏青丈夫叫李钦，是个富二代，长得清秀，与苏青是同学，两人曾一起演舞台剧《孔雀东南飞》。李父看演出时，觉得机灵、秀气的苏青与儿子很般配，便托人去张家提亲。两家门当户对，家长都满意，更重要的是，苏青也愿意，虽然这是一桩包办婚姻，但是很完美。
他们婚姻生活起初的几年也是完美的，爱情结晶接二连三地诞生。不幸的是，这些结晶全是女孩。盼着抱孙子的婆婆渐渐失去耐心，变成一个仿佛在童话里才出现的恶婆婆。她不仅对苏青没有好脸色，还教唆必须要除掉一个最小的女孩，才能招来一个弟弟，她当年便是如此才怀上儿子的。
受新思想熏陶的苏青如何受得了封建婆婆的歹毒，两人关系僵得不能共住同一屋檐下。于是她便撺掇丈夫去上海。
俊秀的李钦在上海滩的职场上没混出明堂，倒是油头粉面地混迹于欢场，身边的女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苏青对此忍了，没法忍下去的是家中无粮，心中发慌。当她开口要钱买米，恼羞成怒的李钦居然打她一巴掌，说她也是知识分子，可以出去自己挣钱。
苏青很硬气，因为有才气。她挣钱的方式只能是写稿子。她把自己的心酸与委屈全都宣泄在《产女》一文中，此文被林语堂主编的幽默小品文杂志《论语》录用后，苏青的文运从此一马平川。她那直来直去的文风也像纵马平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出现在她笔下，不遮不掩，伶牙俐齿地表达她的感想。有趣的是，张爱玲也是有什么就敢说什么，但表述方式曲里拐弯。
张爱玲像一鼎香炉，苏青则是麻辣小火锅。张爱玲很欣赏苏青，曾特别写了篇《我看苏青》，说喜欢苏青的热闹，像个红泥小火炉，有它独立的火，红焰焰的，哔哩啪啦作响。张爱玲的比喻很形象，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苏青的写作特征。
苏青靠着文学重生，她的婚姻却快要死了。她在散文《我的手》里寥寥数语便道出了她的生活状态与心态。她的手掌原是丰腴、红润的，渐渐粗糙、皴裂起来，摸着绸缎都会发出声音，她的女儿们都奇怪她的手怎么会有声响。于是“我笑了：瞧瞧他的脸，但是他不笑。半晌，他皱着眉头，用憎恶的口吻对我说道：‘瞧你这只手，可不是糟蹋了我的宝贵的钻戒？’我悄然无语，第二天，便把宝贵的钻戒还了他”。
苏青的婚姻维持十年后结束，她写下《结婚十年》这本自传性的小说纪念那段岁月。小说从结婚写起，生女儿引发的家庭矛盾，生活的艰难迫使她写文章赚取生活费，一直到夫妻二人一别两宽。小说写得生动幽默，不少细节令人莞尔，比如结婚那天，花轿迟迟不来，她恰好内急，按规矩新娘不得离开床，于是她只得“跪在床上，扯开枕套，偷偷小便起来。小便后把湿枕头推过一旁，自己重又睡下，用力伸个懒腰，真有说不清的快活”。这个细节不仅有趣，而且写出了主角怀青的性格：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的坦然与无畏。一个三十而立失去婚姻、家庭的悲剧，愣是被她写出“女儿自当强”的傲娇来。她成了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独立女性的代言人。
苏青把写小品文直来直去的风格用在小说上，连夫妻的床第生活都敢写出来，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事，何况作者还是女子。此书在1948年以前就再版36次，比张爱玲的书还畅销。道学家们骂她是文妓，背地里看她的书却看得眉花眼笑，出了门才绷起脸来。无论受到什么批评，谁也阻挡不了苏青气势如虹，成为与张爱玲并列的大牌女作家。她不是张爱玲的陪衬，她们是双子星座。
离婚且有名的苏青引起一个大人物的注意，他就是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
苏青刚离婚那阵，手头还是不宽裕，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只得暂住朋友家。陈得知苏青状况后，马上派人匿名奉上十万块，一举解决了苏青生活上的窘迫。陈的“匿名”不过是欲擒故纵，苏青很快就知道“赞助商”是谁。她写了一篇《古今印象》提到她对陈照片的感觉：“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陈的鼻子确实很大，这句话是持平之论，却饱受讥讽与抨击。在传统文化的某个角落，男人的鼻子与性能力有关，于是苏青受到群嘲。
不过苏青与陈之间关系不一般应该毫无疑问。陈先是聘请苏青任政府专员，不久苏青因为不喜欢公职而请辞，但工资照拿；苏青想办杂志，陈拿出五万块做启动资金。如果陈与苏青只是普通朋友关系，那么陈简直就是个圣人。陈非柳下惠，就像胡兰成是只大猪蹄子一样。胡还是苏青介绍给张爱玲的，这两人真是好闺蜜。苏陈之于张胡的区别仅仅在于有没有结婚证书而已，结局都是悲剧。
苏青写文章是好手，办杂志也是高手，创办的《天地》比林语堂的《论语》还畅销。她实在厉害得不像话，书也卖得比张爱玲的还好。只是她的命运比张爱玲还惨。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公博成了丧家之犬，并于次年被枪毙。苏青作为陈的红颜知己，自然厄运临头，她被当作著名“汉奸文人”遭到全民口诛笔伐。苏青却没有为了撇清自己而落井下石，在1947年出版的《续结婚十年》里，她满怀伤感地怀念陈：“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间竟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也就算数了，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啊”。无论陈是什么人，苏青都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陈在她身上的付出是值得的。
解放后，苏青原本可以和张爱玲一样，选择出国，但她舍不下孩子们。离婚后，她曾写道：“我的手再不能替孩子们把尿换尿，搞鼻涕了，只整天到晚左手端着茶杯，右手写，写，写……”（《我的手》）
她后来连写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历史问题让她处处碰壁，她试图融入生活，但被生活拒绝了。晚年时，苏青和离婚的小女儿及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她在给朋友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哀莫大于心死，莫过如是。
苏青去世前，想看看自己当年的得意之作《结婚十年》，遍寻不得，女婿只好复印一本满足她的心愿。1982年12月，苏青在病榻上吐血而去，得以解脱，枕边放着《结婚十年》。她曾被当作上海滩自强女性的典范，她救得自己一时，救不了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