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米汤

■杨超 （加州）

上世纪50年代末，我10岁，时值身体发育却遇上中国“经济困难”，别说牛奶、豆浆，连汽水也喝不起。这个夏天，我每天却喝上了爷爷特制的美味饮料——米汤。

爷爷煮饭时，特意多加些水，煮开以后将多余的水舀出放凉，加些糖就成了味道绝佳的米汤。如果，将米汤煮久一点，变得浓些，面上长一层皮，就更好喝了。

爷爷没有外出工作，是我们四兄妹的全职“保姆”。我爸爸带着“右派”的帽子，到了离家很远的一个林场“改造”去了。爷爷帮妈妈撑起了这个家，煮饭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那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一年，为了提高钢铁产量，家家都要“捐”出一切铁器，为大炼钢铁提供原料。我们家也砸了锅，献了铁。没了锅不用煮饭了，我们和大家一样，进了街道集体食堂。

刚喝了没几天爷爷的米汤，就没了。

紧接着要“除四害”。那时候，连麻雀也算上一害。

记得有一天刚破晓，全城锣鼓齐鸣，震天动地，竟然把天上的麻雀轰了下地。我捡了一只活的，高兴极了，把它养在小盒子里。没想到，第二天它死了。爷爷说：“它是被赶得无处藏身，没有吃的，饿死了。”这时，我才懂得，原来“饿”，也会死。

第二年的春天，路边的树都没见叶子，光秃秃的树枝上爬满了毛毛虫，看着心里直发毛。毛毛虫牵着根细丝在树上荡秋千，挺吓人的。人们都叫它们“吊死鬼”。

夏天还没到，空气已经热得让人难受，我更加想念爷爷的米汤。

每天，我自告奋勇到街道食堂打饭。一开始，捧回的是满满一锅热气腾腾的白米饭，不知道为什么，麻雀被赶绝迹以后，锅里的白饭变黄变粗糙了，没多久，饭只有半锅，配发了一些米糠饼和甘蔗渣馒头，再后来，街道食堂关了，各家重新开起了小灶，爷爷又开始煮饭了，只是我们每人配给的米却少了。

有了小灶，爷爷的米汤又回来了。

那时候，人人都讲“穷则思变”。原来是“煮”的饭，变成“蒸”的了。听说，这是一个有名大学的“创新发明”，叫“增饭法”。将饭蒸好之后再洒上水，密封再蒸一次，让蒸汽把饭充分泡发，水分多了出饭量就多，原来的一碗饭，一下变成了两碗……可是吃起来像吸风一样，根本就不耐饱。

家里沒有条件，小灶用不上正版的“增饭法”，但每个人都想能有多一点吃的。爷爷开始在饭里加蔬菜、杂粮，让饭看起来多一点。后来，又有人发明了简易版的“增饭法”——“双蒸饭”。先将米在开水里煮一下然后捞出，置于笼屉中蒸熟，同样能“增饭”。

爷爷马上就学会了。他在煮米时适量放水，让煮好的米汤刚好四杯，够我们四兄妹喝。我们庆幸没有了“大锅饭”，才能再喝上了爷爷的米汤。

我上学都得经过荣华北街，那里有一家棺材铺。一天，铺前的石阶下来了一个人，他一头乱发，穿着一条破裤子，露出了苍白的大腿。他在那儿一坐就没挪过位。没人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的脚掌开始有点胀，几天后，整条腿都胖了起来，皮成了蜡黄色，后来，脸也肿了，眼睛变得越来越小。

有人说，他是沾了棺材铺的晦气，也有人说，他是营养不良，得了“脚肿病”。后来，他不见了，也许……应该回家了吧。

这天，我放学回家发现爷爷不在，桌上空空的，没有饭菜，也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米汤。

妈妈和爷爷很晚才回来，带回些馒头作我们的晚饭。原来，妈妈提早下班带爷爷看病去了。

爷爷望着我们四个紧锁眉心的孙子，笑着说：“别怕，没事，就是脚有一点点肿而已……”

“什么一点点肿？！这是‘脚肿病’！”妈妈从厨房冲了出来，她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你们都给我听着，以后再不许喝什么米汤了！”

妈妈真的很生气。我们都噘着嘴使劲地点着头。

为了爷爷，我们再也不“爱”喝米汤了，爷爷的脚也慢慢消了肿。

爷爷的米汤成了我们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