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树铮，1939年生于苏州。62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89年移民美国，来美前为苏大中文系主任。早年写过小说，译过小说。来美国后主要写散文，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

音缘（ 宣树铮）

(转载自《香港文学》2019年2月号）

初中时考音乐，老师弹琴，学生四个一组唱。我把三个同学的声音都盖住了，而且最后我抢先一步唱完——就像赛跑第一个撞线。我洋洋得意地看着老师-----三十出头云英未嫁，我们私下都称她老小姐。老小姐怜悯地看着我，像是看个残疾孩子，轻轻道：“你不是唱歌，是哇啦哇啦背书。”我可怜兮兮地问：“不及格了？”老小姐踌躇片刻：“给你六十分吧。”

大学时候，在学校里听过一次演奏会，实在欣赏不出名堂，只得提前退席，心里感到悲哀：我与音乐今生无缘了！就此也落下了个自卑情结，只要碰到一伙人聚一起纵谈音乐，就不免往后缩。我对周围那些拿起乐谱就能哼，抄起乐器就能耍的人，总是说不出的羡慕和钦佩。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大崔。

大崔是音乐教师，我在天山脚下教书时的同事。他有一颗大脑袋，开始人都叫他崔大头，后来一变而成大崔头，再一变，像是遇上了血滴子，头没有了，成了大崔。大崔是正宗北京人，从自治区音协下放到中学教书来的，长我十岁，那年也就是三十来岁。大崔每天黄昏都要耷拉着平头大脑袋在操场上散步，高高的个子，反剪着手，像挂在五线谱上的四分音符。大崔能弹钢琴，奏小提琴，能弹热瓦甫、冬不拉，箫笛笙管上口成曲，最出手不凡的是二胡、琵琶、三弦。有一回谁从县剧团弄来一副唱“道情”的渔鼓简板，大崔拍打得有板有眼，还韵味十足地唱了一段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大崔有一副好嗓子，能从京、昆、评剧、梆子唱到京韵大鼓、唐山落子。开始我对大崔只是心仪，没有交往，也没有想到交往，我是个与音乐无缘的人，何必去攀识音乐人？不料大崔来找我了。他听人说我有一本线装的《白石道人歌曲》，借书来了，说是研究上面的谱。我告诉他，我对音乐可是一窍不通。我们没有谈谱，谈的是姜白石的“暗香”、“疏影”。打那以后就有了交往。日子久了竟然成了颇谈得来的朋友。大崔用不着改作业，无需备课，那会儿也没有电视看，晚上往往过我这儿来聊上一阵。多半是我听他聊，聊李叔同、黎锦晖、黄自、王洛宾，聊刘天华、瞎子阿炳……有的人我还从没有听说过。有时候大崔会绘声绘色地讲上几则梅兰芳、金少山、言慧珠……的轶事，或者哼上一段马连良的“借东风”。有一回大崔感慨道：“人哪，相聚是个缘，要不咱俩怎么万里迢迢聚在天山脚下这小陋室里聊天来了？”我说：“可惜我跟音乐没有缘。”

我们也有过一些浅薄的争论。大崔认为一个人的各种感觉是相通的，所以诉诸视觉嗅觉的色香可以用诉诸听觉的音乐来表达。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小说《盲音乐家》。盲音乐家小时候就是凭琴音来辨色的。但我始终觉得，这根本不能称之为色。至于香就更玄乎了。“弦上黄莺语可以，弦上玫瑰香行吗？”我问大崔。“我是说一个人可以由音乐而感到花音。信不信？”“你是说产生幻觉？高僧说法，天花乱坠，你能来个大崔抚琴，花香扑鼻，我就服你。”大崔揉着鼻子笑道：“那你等着。”

这一等，等到了第二年雪消。西北的春天来去一晃，雪尽春老，俨然已是初夏。学校里两棵沙枣树仿佛一夜之间抽条吐绿，接着珠苞攒动，一树娇黄，香气郁郁，撩拨不开。那天晚上大崔夹了把二胡来了，他说他谱了首二胡曲“沙棗花”拉给我听听。好啊，我腾出椅子，坐到床上，一门心思听。声音柔和，散发慵懒，暖洋洋初夏的节候，我听出了婴儿的牙牙学语，姑娘的吃吃匿笑。琴声一波一波，飘逸而缠绵，含蓄而热烈，我的想像终于跟不上琴声，迷失在一片抽象的乐声中，进不去，仿佛被关在花园外找不到园门一样。我索性欣赏起大崔来了，他一边拉二胡，一边眯着眼侧着头，鼻翼翕动，一副醉嗅花枝的模样。琴声慢下来了，渐渐远去，越过天山那边去了，消失了。但对大崔来说消失的也许不是琴声，而是花香。“刚才闻到花香了吗？”他问我。“现在也闻得到啊，空气中本来就有花香。”他摇摇头：“不一样。”

大崔还作过好些曲：“天山落日”、“大漠行车”、“鸦阵”、“胡同”……我这最不懂音乐的人反倒往往是最早的听众。我最喜欢那首“大漠行车”。从学校所在的县城坐长途车到乌鲁木齐，二百公里出头要走七、八个小时。砂石路面，坑坑洼洼，汽车又老旧，孤零零的车在大漠中哆嗦着前行，摇颤颠簸，发出的声音犹如哭泣。每次坐车总有说不出的感触，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感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触，悠悠世路沦海一粟的感触，但又不完全是，这实在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感触，文字无能为力。“大漠行车”却将这种感触用音符用旋律曲折淋漓地表达了出来。我跟大崔说：“音乐在此胜过了语言。”大崔笑道：“你开始和音乐有缘了。”

文革前夕，报纸上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大崔问我：“自古有文字狱，有没有《音乐狱》？”我实在想不出来，自然也有音乐家被杀的，安禄山杀雷海青，但那是因为雷海青摔琵琶不给他奏乐，和音乐本身无关。大崔说：“所以还是不要耍笔杆，搞音乐保险，文字实，音乐虚，抓不到把柄。”

不料文革开始大崔还是站台陪斗了两回。接着，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一墙，名字上打了红叉，罪名是写“黑曲”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大字报上说他的“天山落日”是与“东方红，太阳升”唱对台，攻击伟大领袖；“鸦阵”是诬蔑社会主义祖国“天下乌鸦一般黑”；全国人民正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场”，而大崔却偏要走封资修的死“胡同”；“大漠行车”，行到哪儿去？是不是投靠苏修？大崔看了批判他的大字报一声不吭就往回走，都说他回到家把乐谱统统烧了，把胡琴、小提琴都劈了生炉子了。

七二年，大崔北京的亲戚帮忙，发来调函，调他回北京的通县。其时我才从牛棚出来。走的那天我去送他，行李中有一口自钉的白木箱，大崔说：“都是乐器。”“不是说劈了当柴烧了？”他道：“有把自己劈了烧的吗？”看着他上车，车子开走，我想我的一段音缘也告终了，怅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