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美华文作家小辑”谈新世纪海外华文写作的发展

解芳

“乡愁”、“漂泊”是早年海外华文作家常写的主题。进入新世纪，作家们推陈出新，有了更多元的面向。此次“北美华文作家小辑”收集了五个短篇小说、五篇散文。从旧时代的政治到新时代的困惑，从郁郁不得志到闲适的生活态度，在在见证了海外作家的活力，不容小觑。

顾艳在赴美前，已是颇具知名度的女作家。她文笔流畅，所关怀的题材多以女性在生活、职业及情爱上的实践为主；也写过农村的人世沧桑、晚清民初的历史记忆。新世纪初，她曾一度停笔。近几年在客居地美国才又开始写作。停笔后再出发，顾艳的风格渐趋凝重朴素，题材上也作了新的开拓，将书写焦点集中在海外的中国人。从2020年至2023年，不过三年多，她已经发表了二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其中有一半是写中国改革开放后，以留学移民美国的这一群人，以及他们在美国安身立命、融入社会的种种经验。

《没有告别的离别》写的是由上海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王秀芝，在感情、亲情上的遭遇。作为独女，王秀芝自私任性。她藉着病（忧郁症），谈了恋爱，逐渐疏离了与父母的关系。彼时，美国正遭逢“大疫”流行，父母只能靠网络视讯与秀芝联系。秀芝却沉溺于恋爱，与父母的话越来越少，最后连网络视讯也中断了。

然而，秀芝的恋爱谈得并不顺利。男友突然死于枪击事件，给她很大的打击。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日后，秀芝接到噩耗：父亲已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种骤然，彻底的分离，使秀芝不胜悔恨。而对母亲刻意隐瞒死讯，她则报以怨怼。小说的结尾，母女各成伤心人，母亲冷漠寡欢，秀芝则终究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只好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等待伤口自己愈合。顾艳以秀芝的海外求学、恋爱起始，叙述了一个现代家庭父母、子女关系疏离、亲情反复、 恩义乖离的故事；为现代中国文学“留学生小说”的传统，注入了一种“无奈”的时代感。

中国自清末派遣学生赴欧美日，在文学方面，便有鲁迅、老舍、郁达夫、郭沫若等人，写下海外华人与留学生形形色色的生活，或嘲讽、或愤世自怜。六、七十年代，台湾掀起赴美热潮，文坛上也出现许多作家，写留洋时的思乡情、离乡怨。而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大陆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出国的动机和留学欧美的心态与先前不同，原先那种充斥着留学生小说的感伤、乡愁也渐渐绝迹。

《没有告别的离别》，以“留学生”的处境为着眼点，从原有的留学生小说的格局中另辟蹊径，关怀层面更为深广。小说中，秀芝不愁衣食、荣辱，暧昧纠缠的是她与母亲的关系。作为独女，她不缺母爱。母亲的苦口婆心，即使是飘洋过海，也如影随形。但母爱深沉，又岂是大陆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轻易理解的？所谓“离别”，既是生与死，时空上的阻隔；也是母女间的渐行渐远，疏离与爱憎。

沙石是海外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之一。他八十年代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外文系，后考取奖学金赴美学新闻，在中美两地做过记者、编辑，现旅居旧金山，在一个政府机构做公务员，工作之余写散文、也写小说。他的短篇，如《玻璃房子》，不但文采斐然，荣登2007年中国年度十大小说排行榜，也成了代表北美华文创作的重要作品。此后，他又在《收获》、《小说月报》这些重要刊物上发表小说。

沙石小说的特色，主要在于嘲讽。海外作家写移民，写的不外乎琐碎的个人遭遇，除了奋力求得工作生存之外，几乎只在恋爱、婚姻的圈子里打转。沙石写海外华人在异国生活的故事，却能走出怅惘失落的灰暗格调。他写生活的可笑，绝望，有一股独特的喜剧气氛 嘲人、自嘲之余，还有荒诞的一面。

《地下人间》延续他一贯诙谐幽默的风格，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故事的情节相当简单，但隐含的主题却不单纯。故事里，“我”因病丧命，死前还有一桩未了之事，就是为朋友王大卫写悼。于是，“我”从猝亡的一刻开始，效局外人、作冷眼观。王大卫患得患失的窘态，就这样生动、丰富地呈现出来。

王大卫来自中国，原是有名的国家一级厨师，对烹饪有着深沉的骄傲与使命感。唯一的大志就是希望给推动中华文化做点贡献。赴美后，他在一家中餐馆勤奋地干活。但当他的理想渐渐实现，却被妻子的不屑所摧折。他的传家菜备受当地政要的赞赏，但在妻子看来，却不如洗碗来得更有意义。妻子的轻视，损害了王大卫的自尊心，他对得到认可的需求，显得患得患失起来。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要“我”写悼词，把他一生中最不朽的功绩和最大的贡献，作盖棺定论。

沙石笔下的人物偏执而悲哀，但因为他的戏谑才情，使得故事居然有了喜剧的兴味。“我”死后，看透世事，意识到在一个捉摸不定的他乡、异国，任何实现理想的企图都会变成无意义的笑话。于是，“我”以一种犬儒的态度，嘲讽王大卫的人间努力。人总是“一山望着一山高。在中国的时候，一心想着要来美国，都说这里有发财之路，可到了美国回头一看，原来发财的机会是在中国，所以在美国的中国人才有了那种搭错船的感觉。”小说结尾处，“我”写完了悼词。悼词里，成绩卓著的大厨，终究加入了受气包行列，成了洗碗能手，像一出充满错位的悲喜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沙石对世界和人生难以言说的迷惑。

沈乔生的《黄秋子》写一位知青教师的经历。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暴露了知青们的软弱无力感，令人不胜唏嘘。沈乔生年轻时，也曾到北大荒插队落户。作为下乡的知青，他必然见证许多矛盾，落后的农村生活，封建守旧的思想，都与外来青年格格不入。八十年代，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在全国风靡一时。沈乔生自七十年代末发表小说，也写过不少知青小说，重新审视和理解了那段疯狂的青春岁月。他的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写的是少年在特殊年份的个人遭遇。从资本家姨太太的孩子， 到人人仇视轻贱的对象，只是顷刻间的事。

除了知青小说外，沈乔生也写都市中小人物的困境；如《就赌这一次》、《股民日记》，题材就取自他炒股票的亲身经历。赴美后，他的小说题材范围扩增不少，也写了几个以美国为背景的短篇。但他念兹在兹、挥之不去的，还是他在北大荒的那段经历。“文革”、“上山下乡”，也就成了他许多作品的母题。

《黄秋子》的主人公“我”是个知识青年，从上海下乡到北大荒，又心心念念想回到上海。故事以“我”与黄秋子相识始，写“我”如何在农村孩子心底埋下希望的种子，又如何使他尝受幻灭。

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我”站在正义的高地，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广施同情。由于母亲改嫁，黄秋子成了劳改犯的儿子。他遭人非议，“我”便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除此，“我”还鼓励他力争上游，灌输给他一种深远的、自信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精神。但黄秋子与“我”何其不同。他所想所念的，不过是不挨饿、不受冻。当他奋起辩驳、挑战权威时，“我”却因为惧怕，掩面而逃了。小说的结局，有一丝不值的遗憾与怅惘。“我”在恢复高考后，回到上海。黄秋子随母亲迁徙，不知何去何从。这篇小说写得相当节制，淡淡数笔，写出了“我”对往事的忏悔，也使读者看到作家对历史创痕、人性纠结的勘探。

黄宗之是非文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在新世纪加入小说的创作。他从事医学研究工作，业余写作，投稿报刊。至今二十多年中，已经发表、出版了六个长篇，二十多个中、短篇。《空巢前后》写子女离家后，对父母心理的巨大影响。小说写得平实，故事由中心人物“我”展开，简单的几笔，便刻划出每个人的特征。妻子喜交际应酬，女儿和母亲如出一辙，每日呼朋唤友，无比热闹；而“我”向往个人空间，只想要找一块清净之地写作。直到女儿离家上大学，没有了恼人的噪音，“我”才感受到家里空荡荡，是如此的空虚寂寞，提笔写稿，却文思闭塞难以成行。

“空巢”，是近年来常被讨论的话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或离家求学，或成家立业，与父母的往来减少、关系渐远。而父母却不免在情感上仍依恋于子女。对“空巢”的书写，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尝试。

冰心于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讲的就是子女离巢后，不得不面对的孤独感；小说的主角是从美国回来省亲的梁教授。他来“我”家作客，眼见“我”儿女绕膝、家庭融洽，触景生情，想到自己的子女各奔东西，生活清冷，不禁怅然若失。冰心的小说，写在出国热潮渐兴之时。她把留在国内与出国去国的两个知识分子家庭，放在一起，显然想造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效果。留在国内，虽则经历种种苦难，但家人的关系总归是天伦和乐。在海外求生存，种种艰苦，冷暖自知，到头来只有无奈而自嘲的喟叹，“却入空巢里，啁啾终夜晚悲”。然而，谁能料到“却入空巢里”的“终夜晚悲”竟也跨越国界，在东方的土地上成了司空见惯的事。黄宗之的小说虽以美国为背景，但道出了中国传统家庭正经受着情感结构改变的考验。

江岚的《费城的冬天》是个恋爱故事，说的是“我”与恋人遭父母棒打鸳鸯、拆散姻缘，最终各自成家、生儿育女。江岚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自然地投身文学创作。小说里，浪漫的爱情发生在一个名叫“海城”的地方；而“我”飘洋过海，抵达另一座城市，终结了自己的爱情。恋爱结束的理由，趋近琼瑶式的俗套，是父母反对子女的恋爱。“我”追求刻骨铭心的爱情，却终没有勇气反抗，只作出了妥协现实的选择。小说抛弃了历史时空的坐标，着眼于言情，以女性第一人称的自剖形式，向恋人“你”倾诉衷肠，算是有创新的实验。

小说以外，海外散文创作的数量既多，也不乏可观之作。

蔡维忠的《兰西草地》是一篇游记体的散文。蔡维忠非文学科班出生，但对语言和写作技巧的把握，相当专业。他从事的是新药研发工作，业余写散文，投稿报刊，已经出版了两本散文集，一本艺术论集。2021年，以《哈佛导师》得了《上海文学》奖。

蔡维忠擅写叙事体的散文，时常借力于小说手法，组织材料，描写社会百态、人情世故。写起以个人旅行经验、游览见闻为题材的散文，也颇得心应手。《兰西草地》写一次加拿大纽芬兰之旅，敷演了加拿大纽芬兰最北端那片兰西草地的前世今生。从十世纪挪威人“红发艾瑞克”踏足格陵兰，到其子发现葡萄之地“温兰” ，再到二十世纪探险家英斯达在“温兰”的牧草地上追寻先民踪迹，作者抽丝剥茧，一路铺展北欧人发现与殖民北美的历史；而其心有所感的，是对家园的乡愁。

刘荒田是海外文坛的散文名家，自八十年代起，寄回大陆发表的散文已成书38本，产量甚丰。他落笔自如，颇能融会小说情节、戏剧张力，来展现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学养。《雨天，在唐人街的咖啡店》，写“我”偶遇旧识的一段经历。构思布局显然受到鲁迅《在酒楼上》的影响。鲁迅写知识分子的落魄、徬徨。“吕纬甫”反封建、提倡新文化，然而兜兜转转几圈，始终又回到了原点。

在刘荒田笔下，“吕纬甫”式的落荒者，汲汲营营追逐远大前程。他们从大陆到香港、再从香港到旧金山；回首看来，生活磕磕碰碰，仍是处处不如意。这种灰暗、不脱感伤的基调，其实也是没落的唐人街气氛的写照。

盛林的散文，自有一番风味。她从江南水乡嫁到德州乡下，迥然不同的环境给了她不少灵感。随手拈来总有写不尽的生活琐事，极富趣味。自从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嫁给美国》2012年出版以来，十年间累积了六本散文集，写的都是美国乡村简单、朴素的 生活。2019年，她出版《半寸农庄》，次年参加浙江省“三毛散文奖”征文，赢得大奖。

《番茄和龙卷风》这篇，写她自己与家人因语言隔阂，稍一不慎，就闹出笑话。于是，“番茄”（tomato）成了“龙卷风”（tornado），自己也与家人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关系。远嫁异邦，语言不通，人地两生。有人会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大书特书漂泊的心境和尴尬处境。盛林却以她一贯乐观的态度，挖掘生活里有趣、有价值的一面，孜孜于此、乐在其中。

吴玲瑶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她的散文讲究幽默，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三、四十年代林语堂、周作人一派的传统。她的散文集有五十六本，相当惊人。从《女人的幽默》到《生活麻辣烫》，再到《笑里藏道》，都可见她对“幽默”的重视。“幽默”不只是她写作上的把握，也可视之为她的人生观。《中西幽默相辉映》这篇，吴玲瑶又论及“幽默”。“幽默”不只是美国人独有的特色，也能溯源中国的传统。从孔孟开始，戏曲、小说、传奇、故事，“幽默”处处有迹可循。事实上，这股“幽默”的感染力，也充分显示在作者身上，让我们看到一种正面的、不无病呻吟的态度。

陈瑞琳是海外文学评论家，曾编选《一代飞鸿——北美中国新移民作家短篇小说精选述评》与《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评介海外文学新作。除了评论，她也写散文。《梦里惊魂是故乡》，写“我” 回乡采风，感慨故都的风华、历史的沧桑。长安古城，文人事迹随处可考。李白黄鹤楼送故人，张骞丝绸路通西域，涌上心头的都是对历史文化的赞美，为家国自强上进的骄傲。

“北美华文作家小辑”的几篇作品，反映了近年来海外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主题和走向。有琐碎的个人遭遇，乡愁的继承与舍弃，也有对新时代、多元社会的观照。每个写作者都在不断地创新、反省、再创新。他们所写的海外心境、人生经验颇为可观，价值不容忽视。

原发于《黄河》2023年第四期（双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