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芳

南朝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门谈了风骨的问题。他说做文章要“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就是说，文章要像人一样，有清新的风貌、峻拔的骨骼，看起来精神奕奕。这是一种对文章美的理想。并且这种美的理想，又是从人格美的理想中来的。所以，现代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认为，中国传统以来的文评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生命化。可见，中国人对美的认识往往和真、善联系在一起。

风骨的说法，探本溯源，大抵是从人物品藻里来的。关于人物品藻，中国从来是有的。先是看面相，从人的五官、容貌、体态，预言吉凶祸福；后来是鉴别流品。譬如：汉代的王充说骨相，就是从骨法而知人的富贵贫贱、操行品德。曹丕当魏国皇帝的时候，实行了一种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一面看人的家世门第、才性品行，一面看人的风姿仪态、骨骼骨相。这种做法虽然有权势把持、变相世袭的流弊，但还是使品评人物的风气，愈发盛行起来。

不过魏晋时候的人物品藻和从前又有不同。按照现代汤用彤的说法，“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就是说，汉代议论人物偏于实在，往往把外在的形容和人的身份地位联系起来，好像有功利性的意味。而魏晋时候，尤其是晋代，议论人物偏于玄虚，往往从审美的一面欣赏人的精神气象。譬如南朝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记述汉代到东晋的轶事琐语，有许多谈论人物风度的内容。他大概是受了前一代的影响，所以尤重人物的气宇和风韵。至于差别的原因，也许在于汉代是儒教统治、思想上有最高权威作为标准的时代；而魏晋则是政治混乱苦难、精神却自由解放的时代。魏晋人在政治的失落里，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有了对个体美的欣赏。

可见，人物品藻在实用、功利的层面以外，又发展出审美、赏鉴一面。所以，一些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便自然而然地用于艺术。以致于元人杨维桢《赵氏诗录序》里认为，“评诗之品无异于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也就是人化的艺术。风骨便是一例。在人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人格美。一个有风骨的人，往往性格坚强而不屈，品格刚正而有骨气，素性潇洒，风度翩翩。而在艺术的一面来说，风骨是一种艺境美。一件有风骨的艺术品，往往自然流畅、刚健笃实，使艺术家之心清澈显然，充满凝聚的力量。譬如绘画。中国画讲究笔墨，所以用墨要有流动的感觉，用笔要有穿透的力量。六朝谢赫写《古画品录》，讲了绘画六法。其中，有两点说的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又譬如书法讲究用笔、结体和章法。尤其草书，一笔而成，中间有轻有重、有徐有疾。骨架立于其中，故而气脉贯通，隔行不断。所以，书法是以有骨、有筋、有血、有肉的字体篇章为美的。刘勰把风骨引入文学，认为文章要有生命感，鲜活而生动；要有精神性，不能软绵绵、懒洋洋。这一点，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

风骨的精神，在汉魏一代人的放任率性、刚健遒劲里，显得尤为强烈。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没有明言风骨专是汉魏一代的。刘勰以后，南朝梁的钟嵘提到了“建安风力”，大抵有这个意思。再以后，则往往说建安风骨、汉魏风骨。譬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评阮籍的《咏怀》之作时，说“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可见，后人把汉魏一代风骨的精神奉为楷模，并极力效仿。在唐代，主要是初唐和盛唐，这种风气最盛。譬如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以为作诗要传承汉魏风骨，既有兴寄，更有骨气。又譬如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显然有一种对为人、为文大气而深刻的追求。

但至于今日，风骨的精神颓丧而不振作了。近代以来，人们常常耽于“风骨”的释义，想要弄明白所谓“风骨”到底包蕴了什么，好像义理、考据、辞章的功夫，于时代的现实，却未有显豁的联系。微言大义是一面，躬行实践又是一面。如果只知古之精微言论、切要义理，而忘记今之实在的发挥和运用，岂不陷到一潭死水里，成了泛泛的空谈？大抵上，探究原义是重要的，但钻牛角尖、固执而不懂变通却要不得。历史上的东西往往变动不居。譬如四书五经，本来是一层意思，后人注疏校点了又是一层意思。孔子论中庸，以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是一种至高至大的境界。但后来，生出一种无过无不及，折中的、妥协的意思，好像明哲保身之类，竟也庸俗起来。所以，理解古人的东西，先要学与究，然后要学以致用。就好像凤凰涅磐，要让古典的好东西活过来，在今日得到新的生命。

那么今日如何学以致用，让风骨的精神获得新的生命？这里要说到文人的承担与责任。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是官吏。近代傅斯年在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把文人的职业分了四类：一是史掾，二是清客，三是退隐，四是江湖客。其中退隐有真退隐和假退隐之分。除去那些真正退至山林，断绝了世俗的交际应酬的文人，其余诸类，无论在上层还是在民间，大抵免不了对民众、社会和国家的热情与理想。而今天，则往往把作家和学者统称作文人。可见，搞创作和做学问变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文学和文学研究变成了一种专门的领域。所以，今天的文人好像多了一分孤立的姿态，有点清高、有点唯我起来。

汉末至魏晋，是政治黑暗、社会苦痛的一个时期，常有战争、生死的劫难。那个时候，一面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对生命易逝的忧患感喟；一面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建功立业的慷慨多气。所以，汉魏风骨便有一种大气之美的意蕴。大气之美，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要有一种大的视野、大的胸襟。譬如形而上的天地、死生之思，又譬如现实里的政治、社会之虑。初唐和盛唐一代的许多文人，秉承了这种精神。他们写出塞诗，便是一种深沉激昂、对民族命运的思虑，是一种大气之美。

而今日，这种气象大抵是衰颓了。与从前不同，今日的文人往往不再把国家的、民族的、甚至人类的重担背负在身上。他们把一种博爱济群式的热情，变成了一种自爱自利式的冷漠。从精神思想的超越性和广阔性，走向了物质生活的日常化和琐碎化。这好像是自我意识的旧念复萌，但实际上却和魏晋时候那种对个体生命带有超验性的思虑截然不同。有时候竟是唯物欲之我的。譬如，近来的有些作家，把自我的意识细致化到了面孔、器官。于是“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的称谓便蔚然成风了。

这里有一种文人的导向作用。它让周围的人殆尽了独立的精神，也忘掉了承担现实的使命，而耽溺在感官的享乐里，显得愈发狭隘褊小了。“八十后”一代的作者也步了后尘。写颓废的情欲，写萎靡不振的小圈子生活。至于一种正义凛然的风骨精神，一种对生命无限之思，和对更广泛人民进行关怀的大气之美，却是看不见的。又譬如学者，有时候过分地钻在甲骨文里，和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又过分地被社会同化，用麻木地生产文字来换取生活资料。至于尖锐的立场和见解，更普遍地为民众呼喊，和对社会质疑、提问，却是看不见的。可见，今日文人之心，在个体、权利一面是敞开的，而在群体、责任一面却又封闭起来。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汉末至魏晋时候，社会混乱与苦难，但思想和精神上却无所拘牵。所以那时的文人是极自由、极解放的。就风骨的精神来说，是风随心动、直捷清显，也是自由之美的意思。自由之美，就是心性的无拘无束，潇洒而不滞于物。譬如竹林七贤的阮籍，旷达不拘礼俗，好老庄而嗜酒，仿佛心与神游的境界。而今日，社会安康、物阜民丰，人却上了枷锁，变得不自由了。现时代消费的诱惑，好像蔓延的沼泽，把人吞噬。于是，人们不自觉地落入一种唯消费是从的窠臼。文人亦不能免俗。

譬如今天许多作家写作，大抵是投商业趣味的所好。刻意标新立异，用一种刺激感官的方法，来换取短暂的名利。作家的如此躬行和大众的随波逐流，相互影响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风气。所以，卫慧身体写作的《上海宝贝》流传到海外，可以翻印数十万册。又譬如学者，大抵是不断地开会、不断地著书，来实现对身份、地位的执著念想。惟其可叹的则在于思想缺乏了热情，缺乏了自由的精神，便看起来大同小异，没有火花闪现了。所以，一种是大气之美，一种是自由之美。缺少了这样的精神性，文章便没有了气力，没有了感召与思考的力度。按照过去的传统，就是没有风骨了。

事实上，今日的文人很需要以风骨的精神来纠正流弊。就好像初唐的陈子昂在那时候呼喊骨气，来洗脱六朝的浮华糜弱。今日，有人提到人民性，也有人提到人类性。一则是对民生疾苦于时代的反思，一则是对国家文化于世界的反思。其中便传承了风骨精神的意蕴，虽然这种声音尚是微弱的，但承担起人类的苦难，是文人不可抹灭的道义与责任。日本大江健三郎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就以为文学要介入政治、介入社会。也就是用一种敢于直言的姿态，一种宽广的胸襟，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去关心生活在世界里的人。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传统的风骨精神，是必然要继承的。

发表于《天涯》杂志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