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盒子──有关天安门时期的疯狂和回忆

文/Nell Freudenberger，译/应帆

　　哈金继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等待》之后，长篇新作《疯狂》（The Crazed）在美国出版，《纽约客》发表美国小说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 Freudenberger）的书评《中国盒子──有关天安门时期的疯狂和回忆》（Chinese Boxes─ Madness and memory in the age of Tiananmen， The New Yorker， Nov.4，2002）。这篇评论说（由应帆译成中文）：

　　哈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疯》和他的早期小说一样，是关于人生种种的一个复杂网络；他把人物们置于绝境，让他们惶惶难安。小说中的“我”，万健，是一所省立大学的文学系学生；他的导师杨教授，也是他的准岳父，在１９８９的春天得了一次中风。万健的未婚妻在北京读书，不时写信向他汇报正在北京不断发生的民主抗议运动。万健身为准女婿，每个下午要去医院陪伴导师。他坐在病床边，看着杨教授渐渐地疯掉：他不断地自言自语，吐露种种秘密，又要对万健谆谆教诲，却全然不顾万健的反应。

　　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一样，哈金于八十年代中期离开中国大陆；他 们的小说又同样探讨在一个被严密控制的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地位。高行健用中文写作，因其文风而被归类到“实验派”作家；这一点上，哈金与高不同：哈金用英文写作，文风却属于不动声色的超现实主义。杨教授在医院里沉痛哀悼自己 的婚姻和职业（他过去生命的全部），万健却在一旁心不在焉地想：“也许他该看个心理医生；针灸或者推拿也许管用。”哈金小说里的叙述者通常都有点愚钝 气质，仿佛他们刚刚醒来，需要不断眨眼才能适应强光的世界。这种印象和作者一贯的绝对客观的叙述风格不无关系：“我给他拍了会儿背，让他喘息平定。然 后慢慢放他躺倒。他脸部的肌肉不停地扭曲，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嘴里咬他。我从心底感到恶心。”一系列的动作细节的铺陈，使得最后的情感之结不落窠臼。 身为最好的现实主义作者之一，哈金运用朴素直接的语言悄悄表达出强大的情感 力量。

　　哈金擅长于把握矛盾和冲突──就像他的人物们圆鼓鼓的眼睛上长着修长的眉毛──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善于描绘不忠实的情感。万健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对不起未婚妻的行为，却在暗暗喜欢一个年级比他高的女研究生苏薇亚。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导师杨教授和苏薇亚一直在偷情：杨教授在半疯半醒的状态里，一直在向一个年轻的女子吐露衷情，言语肉麻到说她的奶子“像咖啡奶糖一样”等等。苏薇亚来医院看望她的情人，给他带来昂贵的落季的西瓜，而万 健只能一边被迫目睹这一切，一边恨恨想道：“她居然喂他！她根本就不想掩饰他们的关系，我又感动又难受。我感到孤立无援，似乎本来我还可以到她那儿寻 求安慰的，现在她也是不可即的了。”这种“尚未体验就已失去”的主题在哈金作品中反覆出现。

　　《等待》的场景在一个乡村和一所城市医院之间切换，哈金运用一种外科医生的、既深入痛处又游刃有余的精湛刀艺，探讨了爱情亲情纠葛不清的主题。《疯》的场景局限于医院病房，读者可感受作者急切于描 绘这里的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那种准确和精湛则显得更为可贵。有趣的是， 在两部小说中，哈金都似乎有意让他的主人公保持多重生活，让他们幻想去追逐 并存却矛盾的欲望。

　　《疯》的最后几章内容和前面的有些游离：前面是医院病房里的幽闭性疯狂， 这几章却是剧烈的实质的运动性疯狂。无论是万健还是作者本人，似乎都不由自主地被天安门事件给吸引了。万健立刻决定他要去北京参加运动，目的却迥异于别的学生，因为“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忧患国家的存亡。我去参加运动的动机十分私人化：绝望、愤怒、疯狂和愚蠢驱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哈金描 述广场四周的氛围时，似乎不如表述万健所思所想那么得心应手：这里的对话描 写更像意大利式的西部片对白。比如一个抗议者喊道：“入夥儿，赶快逃命吧！”一位军官则威胁地吼道：“我要干掉所有你们这些流氓！去你丫的！”万健对自己的需求越来越明朗之际，作者却似乎不知道要表达什么了。在小说的最后几章中，这种缺陷更为明显：哈金似乎在创造一个六四事件的个人版本，虽然他本人 早其几年就离开了中国。他通过万健的嘴巴说道：“我想我不仅是要向梅梅表达 我的勇敢，而且作为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自由人，让自己和这个革命机器脱离开 来！”

　　哈金可以把政治事件写得优美而隐晦。《等待》中农村妻子和城里的时髦女 朋友之间的隐寓性冲突，《疯》中杨教授悲哀而自虐的长篇大论，都让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但在《疯》中，以六四这样的近年事件作为情节主线上，哈金有点 力不从心，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小说人物总是很难和先验性的叙述同步。万健痛 苦倾听，杨教授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和薇亚的关系，是这篇小说的亮点，但是这种丰富的个体心理活动却终为喧闹的公众历史所淹没。读者或许期望，以哈金对于复杂人性的敏感，他也许不会花费笔墨去记录街头的抗议运动，除非这种抗议是 为了保障人性的复杂：不同意的自由，维护的自由，以及避免众口一词的自由。 作者被主题套住的同时，人物却逃脱了这种困境，他离开了校园，开始了一种更为永久的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