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妾丰碑(四)苦海

作者 05月11日2018年

 

 

小妾丰碑(四)苦海

 

第四章  苦海

 

 

    中国人上船的时刻到了。那条船叫卡德基尼亚号,正停泊在澳门海湾里。葡萄牙官员身穿光灿灿的官服,站到跳板上。这是他们的岗位,他们只查数字不查人。广州的翻译到此就和大家分手了。三百名中国男人和一名中国女人,看上去是一个团体,但实际上是由两个互相仇恨的小群体,即客家人和原住民组成的。而这两个小群体之间的隔阂,现在已经开始在语言方面初露端倪。这中间只有满基一人对双方独特的语言都能听懂。当然,主宰他们命运的船长说起话来,却连一个人也听不懂。

    这是一条纵帆船,桅杆上飘扬着蓝色的H/H公司的旗子。他们一登上这条船,心情就十分激动,以至暂时忘记了他们眼下的苦境。第一个走上跳板顶端的华人,站在那里望着面前浩瀚无垠的大海,对自己今后的行动情不自禁地首鼠两端,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他看到水手把他那点可怜的财物随便堆放在船尾时,这种恐惧之心越发加剧起来。

    这是一名原住民,他跟在水手后面,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弥足珍贵的行李,但很快被船长拦住了。豪克斯伍尔德船长抓住了他脑后的那根辫子,把他拖来转去,而后又狠命一脚,把他在甲板上踢个大跟斗。“到下边货舱去,你这个愚蠢的中国崽子!”船长狂怒地吼叫着。而这个迷惑不解的原住民却依然惊慌失措地站在那里,结果又被船长踢了一顿。只见他脚步踉跄地向货舱退去,因为没有抓住梯子,就一头栽进十四英尺深的货舱下面。

    其他华人立时紧张起来,而船长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很快地转个圈子,抓起一只系绳栓,朝那些爬上跳板的华人走去,一边用一种谁也听不懂的语言咒骂着他们,一边用手抓住另一个原住民的手臂,先是往四下里抡,而后再向梯子猛地一推。等这些可怜人都明白过来的时候,那个高个子美国船长又拼命地咆哮起来:“这条船上什么事也不能出!”船长挥了挥那只系绳栓。此时此刻,这些未来的种植园劳工已经消失在黑洞洞的货舱里。

    这些华人往船舱下面走去时,都情不自禁地再向自己的祖国瞥上最后一眼,一种无可慰藉的悲痛涌上心头。一个人离开了中国,这是一件悲惨痛苦的事。有些人甚至感觉到自己将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这片伟大的国土了。无论中国对待他们有多么苛刻,她毕竟也是自己的国家,是悬于天壤之间的一片神圣土地。广袤无垠的平原,春苗碧绿的秧田,雄伟壮丽的山脉,奔腾无羁的河流,那是一片值得热爱的热土。此时此刻,抛弃这片热土的每一个人都不禁回忆起自己的村庄。在那个村庄里有他们的宗祠在等待他们归去。

    刚好轮到玉珍进货舱时,有个好心的原住民爬出来,告诉船长第一个被扔进货舱的人

摔断了脚脖子。可是这个助人为乐的人刚到甲板上,船长就立时火冒三丈,随即用那个

系绳栓朝他劈头盖脸地打起来。“你们他妈的这些中国海盗,谁也不许到我的甲板上来!”船长咆哮着。

    玉珍是最后一个下梯子的。她刚准备下去,就见惠普尔医生朝她笑。原来船长正用系绳栓指挥她呢。她顾不上理睬他,就把目光向后投去,朝中国再瞥上一眼。她想起自己的父母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惨遭杀害,想起折磨她的饥饿,想起由于被绑架而深深感知的惊恐。她一想到这些,就为现在看到中国的尽头而高兴。她是女人,所以名不能见宗祠。而把她和祖国青山日夜相连的纽带,只能是对自己身上那些如山重负的记忆,而决不是任何别的纽带。正是因为如此,当她朝祖国瞥上最后一眼的时候,才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再见吧,该死的国度。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你啦!”

    接着,她就把目光投向梯子下面的满基。自从她被绑架以来,这是唯一对她发过善心的人。她十分高兴地爬下去,和他在一起。他伸手帮她时,她心中无限喜悦。然而她哪里知道,他此举的目的仅仅是怕她跌断脚而影响到檀香山出卖她的价钱。

    她一到底下,梯子就立即被撤走,紧接着舱口就被沉重的木板盖得严严实实。很显然,船舱要彻底封死。中国人立即提出强烈的反对。船长在一片反抗的声浪中又吼起来:“拿枪来!”话音刚落,滑膛枪随即而来。他一边命令三名水手沿着船边跪下,一边高声叫道:“放!”子弹旋即呼啸着飞过华人的发辫,砰然射到舱壁上。魂飞魄散的华人们跌倒在地板上。紧接着,最后一块木板就被钉死了。现在只有一束摇曳的光线,从盖舱口的铁格缝隙中间透过来。风是连一丝也刮不进来,只是甲板上安了船帆,以便行船时把微风兜住,再刮到下面来。水是没有固定供应的。只有一只肮脏的泔水桶。行李就是每人随身携带之物。至于睡觉盖的毯子,那根本无从谈起。玉珍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与满基,以及满基那二百二十九名同伴一起,在漫长的旅途中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

    有一件事很快解决了。原住民待在船头,客家人待在船尾。任何一方都不愿被对方感染。玉珍认为该与自己的族群待在一起。她迟疑片刻,想到船尾去。然而客家人根本就不愿意和这个嫁给原住民的客家女再有任何瓜葛。可与此同时,原住民这方面同样不欢迎她。万般无奈,她只好在原住民的地方好歹找个角落,和自己的丈夫待在一起。后来,原住民把那个摔断脚脖子的同伴带到她面前,示意让她照料。玉珍看看那人的腿,断定伤势并不十分严重,就用筷子做个夹板,用破布头绑在伤口上。她又从别人那里借来行李,粗略地做个褥垫,让他躺在上面。如果有水,她本来可以为他洗脸的。

    船到这时才有了动静。起初只是在岸边微风中荡漾,最后终于进入大海那缓慢沉稳的波涛中。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呕吐,满处打滚。全舱人都陷入晕船引起的惶恐不安和极度痛苦之中。玉珍当然也不例外。恶心得恨不能让船沉到海底。第一个夜晚就在恶臭中度过了。

    黎明时分,一个水手一边打开铁格把几桶水放下来,一边朝他的同伴嚷道:“你想闻

闻地狱的气味吗?”

    那人走过来闻了闻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忍过来的呀?”

    对这个问题,第一个人的解释就是:“他们是华人,他们就喜欢那样。”水手又把铁格放回原处,但是忘记重新在甲板上安风帆。于是新鲜空气就再也进不到货舱了。天越来越热,又没有足够的水来消除恶臭,这三百人中间大多数健康状况便每况愈下。呕吐,大小解,这一切都指望那只泔水桶,但是很快就会满满的。万般无奈,只好随地而来。炎热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那个伤了脚脖的人,热得吼叫着要回家。

    下午,放下的水稍微多些,那个水手喊叫着:“天哪,来闻一闻吧!”他的那个同伴也认为装了满满一船的华人,实在没有办法。谢天谢地,他们还真想起来要支起风帆往里放点风。黄昏时分,整个货舱内的情况开始纳入正轨。此后的四十六天,日日如此。早上八点,下午四点,开始往舱下送饭。所谓的饭就是船长和水手们吃剩下的一点咸牛肉。水是没有管够的时候。后来人们想出一个办法,一接到下面的信号,上面的水手就把泔水桶用绳子提上去倒掉。甲板上的风帆有专人照管。这样一来,还稍微有一丝风吹进舱内。虽说如此,任何人要想吸上一口新鲜凉爽的空气,那比登天还难。汗水、粪尿以及呕吐物混杂在一起,浑浊肮脏的空气根本不见减少。说来令人吃惊,即使肚子最娇气的人,也终于对此习以为常了。究其原因,也许是这种气味正代表他们自身,确切地讲,他们正是这肮脏窒息环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漆黑的夜尚未来临,满基就趁着微弱已极的光线端详玉珍。她虽然有一双不体面的大脚,但也有她的迷人之处。满基情不自禁地把她拉向身边。但是在这肮脏不堪的船舱中,有如此之多的原住民,玉珍下意识地缩了回去。“他们正看呢,”她低声说。

    满基十分恼火,激动地站起来说:“我是接过婚的人,不让我和媳妇待在一起是对我的侮辱。我得自己想法弄个地方。”他说完就把自己的行李卷起来,用刀尖从舱壁上剜下木片,后来又找到两块可以做隔间的板子。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就为自己收拾了一个专用的住处。他把玉珍带到里面,她可以在里面更衣。他俩把自己关在里面,他躺在粗糙的木板地上对她说:“要不是你这双大脚,你就和我从关家娶的媳妇一样好了。”

    客家人和原住民都算在内,没有一个不佩服满基的这种安排。逐渐地,人们对玉珍也日益敬重起来。满基把充满运气的《百子临床图》挂在舱壁上说:“但愿我能百子临床。”他有所不知,这幅图画还真灵验,到了适当的时候,玉珍还真的要为他生子的。

    已经是第二周了。那个原住民受伤的脚脖子还是不见好,伤口已经感染化脓,脚上开始出现一条危险的蓝线。一天早晨,铁格子打开要往上面提泔水桶时,一个原住民顺着绳子爬上去,打算向水手求援。他那张不祥的黄色面孔和长长的发辫在甲板上一出现,就把上面的人吓得喊起来:“造反啦!造反啦!”

    大副急忙向前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抓起一条系绳栓。豪克斯伍尔德船长也立即离开驾驶舱,迅速地顺梯子跳到甲板上。这时,一个水手已经朝那个惊恐万状的原住民抡了一拳,得他向大副跌过去。大副急忙将系绳栓往下一抡,着实地砸在那人的脑壳上。那人一下就被打懵了,正好倒在冲过来的船长面前。船长一看见倒在自己脚底下的造反者,就朝他脸上拼命地踢。沉重的皮鞋踢在无力自助者的颧骨上,直到他面目皆非方才罢脚。

    可怕的事情结束了。船长向水手们喊道:“喂,你们几个赶快把这该死的海盗扔回货舱。”话音刚落,两名水手就抓起这个魂不附体的原住民的头,扔进下面的货舱。

    “他妈的!”船长烦躁地喊着。“没有会讲中国话的人,我们就不该出海。永远也不应该。”他发了一通火儿,而后又命令道:“爱斯宾瓦尔先生,拿枪来。”那人把枪递给他,他就命令水手朝货舱内华人的头上方开枪。

    “永远也别想劫我的船!”船长一边咒骂着苦力们,一边向驾驶舱顾盼自雄地走去。

    脸色灰白的惠普尔医生正在那里等他,并严厉地质问道:“有必要这么凶吗?豪克斯伍尔德船长。”

    高大肥胖而又不可一世的船长望着船头说:“约翰,你最好还是少管闲事。”

    “你们这种野蛮行为真让我受不了。”满头灰发的惠普尔医生态度强硬地说。

    “你怕血?”豪克斯伍尔德问。“还是怕你的投资泡汤?”

    惠普尔医生拒绝回答他这种颇具侮辱性的质问,继续往下说,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作为一名基督徒,我不能原谅你这种对待人的态度。这些人是我诚心诚意花钱招来的。”老头子一边继续驾驶航船,一边语气冷静地说:“惠普尔医生,你知道去年有多少条船被走私到船上的中国海盗劫持吗?”

    “不知道,”惠普尔医生回答道。

    “十一条,”船长说。“光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十一条。真不知道咱们这条船里到底埋伏着什么。海盗 …… 刺客 …… 叛乱者。你想想吧。我的意思是说,H/H公司的船决不能被中国人劫了。正是为了这个,我才亲自监督咱们这次小小的冒险计划。”

    “可是你没命地踢一个不省人事的人!”

    “惠普尔医生,我十分尊重你的意见。我也喜欢你的办事方法。不过干我们这一行的,如果一个船长不敢,也不愿把自己的敌人踢成肉酱,那就连船都难保了。我现在有十九条船。我不想让我的任何一条船毁在一群该死的中国人手里。”

    惠普尔医生一边默默地琢磨着他这些话,一边向驾驶舱走去。他措辞沉稳地说:“船长,我虽然对你十分敬畏,但绝对不能同意你的做法。你要知道,这些人既不开化,也不能保护自己。”

    惠普尔医生认为,从道德方面讲,他这些话已经说到家,于是离开驾驶舱。船长这时从后面跑过来,抓住他的手臂一抡,嚎叫起来:“当了一回传教士,你就永远是传教士。我说医生,你根本就不懂得该怎么管好船。你不该插手我的事情。我的事情都是人才能做的,决不是传教士能做的。”他轻蔑地把惠普尔推到一边,然后向驾驶舱昂首阔步地走去。他是这条船的主宰,他决定这条船上的一切。

    惠普尔医生受了这一肚子窝囊气,感到怒火中烧。不过他的头脑并没有因此而被搅乱。为生意,他在太平洋周旋了多年,经常遇到一些执拗不化的人,吃够了他们的苦头,不过也懂了不少道理。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取胜就要凭良心办事。他就是凭这种坚定的信念,才默默地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在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在新加坡,在檀香山这些迥然相异的地区闯出自己的一条路。他现在正冷静地朝船舱走去,隔壁就是当初在香港停船时,船长放过两个中国姑娘的地方。他拎起急救箱,就像四十多年前开始学习时那样认真地检查着,然后神色凝重地来到铁格子前,对值班水手说:“打开让我进去。”

    “船长会 …… ”

    “打开,”惠普尔命令着。“下边有个人快死了。”他夺过系绳栓,砸开销着铁格的楔子。铁格滑到一边去了,但是没有下去的梯子。他只好用两膝夹着急救包,手扒着舱口沿儿往下跳,一下落进臭气熏天的货舱里。“真臭死人了!”他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这么一句。接着他就走到了这三百零一名华人中间。

    甲板上阳光明媚,船舱里却是阴暗无光。他双眼适应了这阴沉沉的人间地狱,鼻子适

应了这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时,他发现有两个人直挺挺地躺在货舱中间。别人都分别拥挤地站在两个截然分开的人群中。他想:“他们就是原住民和客家人喽。”真说不准他们是否会像一窝蜂似地向他扑过来。公正地说,他们确实真有权利这样做。这三百人之中的每一个人,当初在村里都见过他。因此,他们似乎已是老朋友了。而他现在正努力证实这一点。

    惠普尔也顾不上考虑眼前这种不确定的危险处境,跪在那个脸被踢坏的人身旁检查伤势,接着就把一大堆什么东西放到那里,中国人都能认出那是药。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手指伸进那人的嘴里,一点一点地摸。那人早已不省人事。他一边正骨,一边想:“多亏他现在昏迷不醒。”他又在那翻张开的伤口上抹药。这里被沉重的皮鞋踢破了皮。令人高兴的是,这人的眼睛伤势不太重。惠普尔仰望着张张好奇的脸,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而对此,这些华人是完全理解的。

    这时,玉珍来到惠普尔的面前。这使惠普尔的注意力又回到那个伤了脚脖的人身上。他仔细琢磨着她那种筷子夹板。他对这种创举反复表示称赞。正是因为如此,玉珍也越发受到大家的欢迎。不过惠普尔心中明白,如果不进行迅速有效的治疗,他的腿就会坏死。他朝铁格外面大叫道:“给我送点热水,快点。”水手很快就打开铁格,可舱里人马上就听到船长在大声吼叫:“谁他妈的让你动那铁格子?”水手答到:“惠普尔医生在护理生病的中国人呢。”起初是一片令人不安的沉寂,接着甲板上就响起沉重的脚步声,而后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不知打在谁的脸上。再接着就是一盆滚烫的开水,从铁格上浇下来。

    “这就是他要的热水,老天作证!我要教教你怎么打开铁格子!”话音刚落,就从上

面传来可怕的声音,就像华人此前常听到的那样。不过,看看人群中间的惠普尔医生,他们敢说,这次挨打的是美国人。

    不一会儿,人们在那令人沮丧的半昏暗中看出有一张脸正紧紧贴在铁格子上,而且继

续嚎叫:“约翰·惠普尔,是你在下边和那些该千刀万剐的中国海盗在一起吗?”

    “我在给他们看病呢。”惠普尔说。

    “好吧,如果你爱中国人,你就下边待着吧!”接着,船长就命令那个看守铁格子的新水手说:“如果他动一动想出来,你就用这块板子砸他的脸。”

    约翰·惠普尔在自己漫长的科学生涯中只有三个基本的发现,而这些发现就产生在随后的一小时内:有些人意志坚强,但不懂别人的语言,不过却能准确深刻地交流思想;这种准确并不就是逻辑,这种感知也并不就是感情;如果一个人极力想被人理解,那他就已经被人理解。就在随后的几分钟里,惠普尔先生就以某种方式既向客家人,也向原住民解释过两点。第一,如果那个人能使用大家剩余的那点水,他的脚脖子就可以治好。第二,只能到不透风的墙跟前才能撒尿。无论是客家人,还是原住民,都必须这样做。下午他以身作则,就到那个指定的地点去小解。他满意地看到尿液很快地顺着一条地板缝儿流出货舱。他仔细闻闻这个地方,得出的结论是:“最近一两天将会出现可怕的高温,但即便如此,这里的情况也比从前好多了。

    船长在航海日志上写下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叛乱者的行动会把卡德基尼亚号船毁掉。为了惩罚这些叛乱者,那天没有往铁格子下面送水送饭,也没人把泔水桶提上去。惠普尔医生留下来,准备在拥挤的货舱里度过第一个漫漫长夜。他刚要躺在光光的木板上,玉珍就从客家人群中走出来,找来几件富裕衣服。这些破衣烂衫已经生了虱子,可是惠普尔医生依然接了过去,并对衣服的主人表示感谢。这时货舱中的臭气让他直恶心。

    直到转天下午四点钟才有人打开铁格送点水来。喘息不止的华人此时此刻所表现出的严明纪律,让惠普尔感到惊讶不已。姬满基以原住民头领的身份站出来,另一个粗鲁朴实的大汉作为客家人的代表也站出来。水刚分完,惠普尔医生就喊道:“请再送四桶水来好吗?”

上面的人聚在一起悄悄地议论着这一要求。过了一会儿,那沉重的靴子声又传过来。船长透过铁格子喊道:“你要什么来着?”

    “我们再要四桶水,”惠普尔和气地说。

    “你要什么和你能得到什么那是两回事,”船长嚎叫着:“我这是在惩罚叛乱。”

    “你叫人把泔水桶提上去好吗?”惠普尔恳求道。

    “不行!”船长说完就扬长而去。

    第二个可怕的夜晚,舱里的人由于饥渴至极,都得了急症。惠普尔医生对华人解释说船长精神不正常,所以包括他本人在内,每个人都要当心,不去碰他,以免他会发疯。这一夜的恶臭更加剧了。也许是因为风进得太少。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又送下四桶水和一点吃的。惠普尔和大家一样,肠胃简直拧到了一起。他暗自责问:“上帝!你难道就让我们的肚子享用这种东西?”漫长的白天又熬过去了。惠普尔医生照料着那个不仅断了脚脖子,而且下巴也被打烂的可怜人。虽然很忙,但毕竟还没有达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他还能挤出时间思考:“出门在外实在不易。戴狄斯号船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也不一定能好到哪里去。可起码没有如此经常的晕船。现在要是在太平洋 …… ”

    华人在这段空闲的时间里也在想:“我敢打赌,象他这样的美国人从前绝对没有尝过这种苦头。”虽说惠普尔和他的这些华人朋友之间,已经能够互相表达不少意思,但对这次大迁徙的基本情况,却是永远也难以说清的。即便他们都能明白对方的语言,但对互相之间结下的这种悲惨的兄弟般关系,谁都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拖着。惠普尔医生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他是极力要求把泔水桶及时倒掉的,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臭气。他曾把满满一桶水泼到小便处。这确实起到不小作用。很快,面部受伤的人也不那么呻吟了。另外一个病人小肚下面那条危险的蓝线也逐渐消失了。后来,为了一件惠普尔难以理解的事情,有些原住民便大吵大闹起来。这时,满基突然站起来说了些什么,而后就和妻子开始在舱内一角挂起那些破单子。

    白天怎么枯燥地过去,夜晚就是怎么枯燥地来临。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铁格子就被踢开了。船长突然叫喊起来:“你想出来吗?惠普尔。”

    “既然是我把他们带到这条船上来的,”医生轻轻地说:“我就必须等到他们伤好之后才能离开。”

    “你看着办吧。给你点面包。”说完他就把一块面包扔进了货舱。惠普尔拾起来,分给华人一些,但他们都不喜欢。这时惠普尔才觉察到,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主要是客家人。

    第三天,铁格子又踢开了。盖舱口的木板也拿走一些,而且还扔进一把梯子。惠普尔慢慢地爬了上去,让自己的眼睛适应着强烈的日光。他这才看清水手们正荷枪实弹地警卫在那里。听到惠普尔医生离开了,华人都很难过。惠普尔说他会送下更多的水和更好一些的食物。接着,那些木板又重新被死死地钉上了。

    惠普尔和豪克斯伍尔德的见面是十分难堪的。头两个小时,船长一直躲着他。到吃午饭的时候,两人才见面。惠普尔开门见山:“船长,我们必须给这些人再送点水。”

    “我们会送的,”船长吼叫着。

    “他们的饭食也得好一些。”

    “医生,那是不可能的。咱们对运送他们的价格达成的协议可不包括这些。”

    “把米弄得干净一点总是可能的吧。”

    “我们的厨子可没学过做中国饭,医生。”

    “他应该把饭给他们做好。”

    “我们定的可不是这种价格,”船长执拗地说。

    六十六岁的惠普尔既不害怕,也不硬顶。他只是说:“两天之前你骂我是个传教士。多年来,我也一直认为自己的确是。对这种指责,我是越上年纪越不在乎。我就是传教士,一直就是。那么,船长,对传教士的真相,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想知道吗?”

    船长怀疑指责自己的这个人起码和自己一样聪明,于是措辞谨慎地回答说:“我认为传教士所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是知道的。”

    “不,船长,你并不知道。你要是知道,那就不会像过去这几天这样对待我了。有一件事就连传教士都害怕。我想这你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事?”船长问。

    “他们写。”

    “他们什么?”

    “他们写。我是说他们有个狂热的癖好,就是手里拿笔写书,写回忆录,写报纸需要的信。”他冷冰冰地望着船长说:“船长,如果你对华人的饭食再不改进,到檀香山我就写。我打算给报纸写信。船长,你不是总喜欢你那条船上的蓝旗吗?到那个时候,它就会永远沾上了可耻的臭名。什么时候H/H公司的船一入港,人们就会知道我那些信。传教士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船长。这就是他们能写。他们是太平洋的良心。”

    一种令人不安的沉寂在继续着。最终还是被船长一拳打破了。他狠狠地照桌子就是一拳。震得碟子啪啦啦乱响。“噢,他妈的,这不明明是讹诈吗?”

    “当然!”惠普尔随声附和。“讹诈是文明人战胜野蛮人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而你,就是一个野蛮人,船长先生。”

    “你要怎么样?”船长吼叫着。

    “每天的米饭要增加两倍。肉要说得过去。水每天增加三倍。泔水桶每天拉上去三次。我每天都要随便地到货舱下边巡诊一次。”

    “这条船真要反了!我可真受不了。”船长狂乱地吵闹着。“不到檀香山我不能打开舱盖。”

    “我现在要到铁格子下面去。”惠普尔针锋相对。

    “你给我回来,”船长警告说。

    “华人会把我举出来的。”

    “看起来你还挺喜欢 …… ”船长并没有把这种侮辱性的话说下去,只是悄悄地问:“告诉我,医生,那个中国女人怎么样啦?那些男人轮番调戏她吗?”

    “她是一个人的妻子,”惠普尔冷冷地回答说。“他们俩住在货舱的一个角落里。”

    “告诉我,这个人,嗯,这个人 …… ”

    “是。他在墙上挂一块单子,就住在单子后面。”

    “嗯,那我可真该死啦!”船长沉思着。“要是换成三百名美国水手,他们才不会让一个男人为那种事就单独去住呢。不会的,先生!”

    “也许中国人更文明,”惠普尔说着就离开了。

    他十分骄傲地陪着人们把第一批增加的水送到舱内。改进的饭食送下来的时候,他也在场,而且那可怕的恶臭现在多少有所减弱,因为他自己负责照看风帆,以便让新鲜空气能透进臭气熏天的货舱。那个人摔断的脚脖子伤势已经减轻,另一个人的脸也好起来。在惠普尔的开导下,一些原住民对客家人也亲热起来。在航行接近尾声的一个特殊日子里,满基实际上已经是放手让玉珍自己单独生活。这倒不是他又对自己那个从关家娶的媳妇做白日梦,而是他发现玉珍是一位最惹人喜欢,又最勤劳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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