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64期（原公众号文章由怡然编辑/编发。）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先生，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继夏志清、李欧梵之后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亦是中国现代文学界最重要的优秀学者之一。“如此繁华”，是王德威教授一部学术著作的书名。但我以为这四字，用在他自己身上恰如其分。他的学术论文，语言绮丽诡谲，有股子浓浓的鬼魅之气撩人神经，真是繁华得紧。我阅读王德威教授的著作近十年，却从未见过面。但网络邮箱架起桥梁，让我有了和他联系走近他的机会，并从他的著作中感觉着他文字的气味和魅力。
近些年，王德威教授经常来大陆高校演讲。其中一次在北京大学，从2006年10月25日，直到2006年11月11日。他的讲座深受广大学生喜爱，那些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为了听王教授的演讲，赶着挤公交车往北大跑。我虽没在现场亲耳聆听王教授的演讲，但女儿把录音寄回给我，我就宛若在北大课堂上听课一样了。王教授的普通话字正腔圆，音质柔和、有力；谈笑风声间，常常幽默得令人忍俊不禁。妙语连珠时，他已把理论穿透于文本解读中，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犹如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给人意外的惊喜；又令人不得不叹服他的观点。通过听录音，他的学者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了。可以想象现场讲课的他，该是何等的有魅力。
1999年7月初，我就在台北敦化南路上的“诚品”书店，买过王德威教授由麦田出版社出版的译著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和论著《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严格地说，我是1999年8月开始阅读王德威著作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日后会认识他，纯粹是一个忠实的读者。我读王德威译著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时，为了弄懂其中的难点，一遍遍反复阅读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知识的考掘》是傅柯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文字有时不免晦涩，并不容易翻译；拿王德威的话说：“翻译《知识的考掘》本身就是一场知识与语言的斗争。”的确，王德威翻译得非常出色。早在1983年，他就已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只是到十年后才得以出版。漫长的十年，足以让我惊叹译者的眼光和耐力，实在非同一般。我想1983年，至于傅柯这样一位无法归类的人物，其人其著对西方思想、乃至汉语思想的根本挑战，中国学术界恐怕还未能有确实的感受。
译著前，有两篇王德威的导论，宛若给初读傅柯者一把登门入室的钥匙。在《浅论傅柯》这篇导论的结尾，王德威说：“如何将傅柯的话语各观点转而用于重新审查中国文化知识的演变，或如何藉着傅柯‘知识领域’的定义，来观察中国历史、知识上的分期或分类，是从事比较文学或史学者所可努力的方向。”读者一进门，若能从他这一观点中受到启发和感悟，阅读傅柯时便会有所准备和思考了。
那年，我读完王德威翻译的台湾版《知识的考掘》后，又找了一本大陆翻译出版的米歇·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1998年），两书一比较，台湾版的翻译确实强多了。《知识的考掘》，是傅柯唯一一部没有历史分析、单纯反思方法的专著。毫无疑问，尽管傅柯文字不免晦涩，但王德威把傅柯华丽而严谨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述了出来。读者通过阅读这个翻译版本，明白“傅柯提倡‘考掘学’与‘宗谱学’主要的动机，在于批判或甚而推翻传统及现行人文研究的定义与方法，对西方自笛卡尔理性哲学以降的思想方式，予以迎头痛击。”
《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是我阅读王德威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分五辑：探研小说、历史、政治的错综复杂关系；小说中所体现的世纪末特征；去国与怀乡主题的兴起与发展；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女性小说家及女性角色的衍变；小说批评的纬度与实践。王德威论述文本范围，为晚清至20世纪90年代。他以娴熟的西方文学理论，对晚清小说重新观照。旧瓶新酒，写得灿烂多姿；在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论文中，读者能触摸到他的思想锋芒与真知灼见。他不仅探勘现代中国小说的复杂脉络，更以批评向读者展示虚构的巨大魅力。他说：“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小说中国是我们未来思考文学与国家、神话与史话互动的起点之一。”我想这就是他阐释小说中国多元、丰硕的意义吧！
在我阅读的感觉中，《小说中国》洋溢着一种不可遏抑的独特性和开放性，凸显了作者开阔的视野和审美眼光。全书从晚清到上个世纪末中国小说之流变与国家命运间的关系，都有一个清晰的概观；从而能帮助读者建立对“小说中国”认识的系统性。作者还文学以真实，追本溯源彰显“被压抑的现代性”；并对晚清狎邪小说中的异质性、科幻小说的叙述模式、留学生小说的当下性以及母亲身份中的女人成分，进行了深入开掘和苦心经营。譬如：在《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一文中，作者不仅用独特视角的切入和创新；还在于论证的严密与透彻。同样是砍头，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而沈从文则是把人生当作文学。作者娓娓道来，在文本细读上极有功夫，常能从具体的小说中读出许多有趣味的新意；其论述思路清晰可辨，论证严密以理服人；而论文语言则是令人赏心悦目，乃至爱不释手。我第一次发现论文语言原来可以做得这样奇幻瑰丽，真是一绝也。
新千年之禧，我在书店偶然看见王德威著《想象中国的方法》（1998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十分欣喜。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买回了家。这部书，侧重论述晚清小说与中国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颇有洞见地指出晚清至民初那一阶段文艺动荡的重要性，以及晚清小说的丰富性在以往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通读全书，晚清科幻小说、翻译小说中的现代性、谴责小说中的闹剧意义，晚清的狎邪小说都在作者的阐释中推陈出新；使我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丰富内涵，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王德威的文学史叙事从“破与立”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建构一种“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瓦解了传统阐释新文学“起源”，以五四为依归的文学史叙事。这正是他作为杰出学者，独辟蹊径的敏锐和胆识。当然也来源于他丰富的学养和明晰的洞见。他早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师承学者刘绍铭教授，乃是夏志清教授的再传弟子。说来也巧，2003年我女儿在香港岭南大学读书时，我就认识刘绍铭教授了。刘绍铭教授说：“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的不多，他（指王德威）是个难得的例外。”
2003年底，我从书店买回来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一书；仿佛老熟人那样，感到格外亲切。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本书以小说为重点，探讨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面向：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全书所收十篇论文，亦可视为十种进入现代历史与文学的门径。每一篇论文都重新思考了“历史与文学的伦理承担”，且内容丰富、文笔风格多变、思路新颖清晰；阅读时，立刻就让我着了迷。若说废寝忘食，一点不夸张。在《批判的抒情》一文中，作者这样阐释沈从文道：“我认为尽管在大多数作品中，沈从文表现出一种幽谧宁静、心向‘自然’的姿态，他的写作其实回应了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文化/政治局面，其激进处并不亚于台面上的前卫作家。他的作品应被理解为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辨证的一端，而非例外。”我想对游离在感时忧国文学主流之外的沈从文，作者作这样的阐释是非常独特中肯又颇有洞见的。
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和《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中，我都读到王德威笔下的张爱玲，甚是喜欢他与众不同的发现和阐释。《落地的麦子不死》（山东画报社2004年5月），是王德威一部撰写张爱玲及其传人的专著。作者对张爱玲文学成就的书写，其实是颠覆着我们传统教科书对现代文学史的刻板叙述；使读者认识到张爱玲的重要不仅在小说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她有着一种预见性的世界观。的确，“张爱玲是一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她敏锐的触角和她的思想与语言，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
从《金锁记》到《怨女》，从中文到英文；张爱玲将重复叙事学发扬光大，但王德威并不停留在“张也许是想藉不断书写老上海，来救赎她日益模糊的记忆”，而是以他“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独特视角，发掘出张爱玲对抗现实的生命冲动和女性书写立场，以及在犬儒世故中的悲悯情怀。他说：“对世纪末世景的洞悉，才是张爱玲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他的这一洞见，给我很多启发。我虽然谈不上“张迷”，却也是把张爱玲的书全部读完了的；但我从未想到这一层。
有学者说：“继夏志清之后，把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再予以肯定及发扬的当推王德威教授。”我想想也是，更何况王德威教授禀赋过人，行文立论，旁征博引，蔚为大观；不仅肯定和发扬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还挖掘出一批海内外“张派”传人谱系给予梳理；对他们各类创作得失给予分析。而他对西方文化理论的娴熟，使之能从中西文化的观照对比中，指出华语小说家隐秘的内在书写；尤其对“张派”传人，漂亮的词汇就像柳叶刀一样，一层层切开文本躯体；引导读者走近他们，领悟其中的奥妙。
2005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此书，早在1997年曾以英文形式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学界引起较大反响。1998年，王德威在台湾麦田出版社又出版了《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一书；讨论了文学与历史的辩证，国家及个人主体论述在现代文学中的表征；“现代”、“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以及流派、典律及典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其对“现代”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大自国家神话与意识形态图腾的形成；小至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扮演，都做了深入而犀利的解读。
由于这两部有关“现代性”著作的出版，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颇受海内外学界注目。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观点，对于过去学界相对薄弱的晚清文学（小说）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并推进了对于该问题的讨论。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追问下；“被压抑的现代性”被用来正面表述了晚清文学的“现代性”特质。而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文版序中，他这样说：“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王德威认为晚清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开启了“五四”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而且还包含着比“五四”更为丰富的可能性。因此作者从理论上颠覆五四叙事传统的同时，还建构起了晚清现代性文学史叙事。这个叙事从晚清的四大类小说开始，其后一直延伸到鲁迅等五四作家的某些方面；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小说、沈从文小说、港台言情小说和狎邪小说，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内地小说。
王德威感兴趣的是傅柯式考古性探源与发掘，如他所言，他的研究不在于把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而是试图“描述”被“五四现代性”所压抑的“晚清现代性”。这么看来，王德威的研究其目的在展示晚清文学的丰富图景，以及隐藏其中的现代性线索；而不在于确立标志现代文学之开端的界碑。作者史家学识与眼界，使其全书纵横开合、观点新鲜透辟、议论犀利；对五四作家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而他本人的价值选择亦已跃然纸上；这让不少读者关注他的写作思路。他们感兴趣他为何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也许正如傅柯所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我发现王德威在大陆出版《想象中国的方法》后，几乎每年都在大陆出版新书。《当代小说二十家》出版后（2006年8月三联书店出版社），当年就荣获2006年广州《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王德威说：“与其将本书看作品评当代小说高下的定论，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如果说王德威在《现代中国小说十讲》里，注重的是“时间、书写、欲望、记忆所构成的叙事网络”；那么在《当代小说二十家》里，王德威则在跨世纪华语文学的版图上，从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北美地区一共选出二十位华语作家，既介绍作家特色，也把他们纳入文学史的脉络里加以观照和阐释；提供了一种“想象华语文学的方法”。
这种方法与其说是现代性启蒙，不如说是作者的强烈信念。王德威说：“以我的个性与愿意着力的方法来说，做好研究的‘专业性’是比较能够胜任的一种‘介入’方式。对我而言，保持一种清醒而警觉的研究视角，厘清学术与外部的批评距离，生产好的学术作品等等，都可算是一种‘介入’。如果我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依旧能够对文化产生正面的影响。” “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重整汉语文学谱系，二是着重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三是理论穿透与文本解读的完美融合。”（学者季进语）我对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海外学者，拥有极大的敬意和热爱。他们的话题与命题，提供了中国本土学者切入文学史的全新视角与路向。他们的研究范式和进路，亦同样给需要了解海外学者思维模式的本土国人以必要的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经过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三代学者的努力，如今已枝繁叶茂、前程似锦；而才华横溢的王德威教授，还将继续扩展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除了大陆，他还将扩大到其它地域。我想这是一个杰出学者的自觉探索和清醒意识，也是他批评魅力和人格魅力的所在。
2008年1月15日于杭州天水斋
（发表于《作家》杂志2008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