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63期。原 2024/01/20 公众号文章由怡然编辑/编发。）

一

十多年前，我们住在爷爷家里。爷爷家在旧金山湾区罗斯奥托斯小城。上世纪五十年代，爷爷从哈佛毕业，来到斯坦福大学任教。那时罗斯奥托斯，一栋两千英呎的别墅才五万多美元，如今已涨到两百五十多万美元了。爷爷家有三室两厅，我带着孩子住在爷爷卧室隔壁的房间。那是整栋房子的主卧，里面有卫生间，衣帽间，内侧的边门直通后花园。

我们第一天搬来时，爷爷和他的同事一起去纽约开会了。迎接我们的是爷爷的邻居麦瑞。麦瑞大眼睛，白皮肤，一头金黄卷发，非常漂亮。她热情地招呼我说：“这间屋子，从前是教授和他夫人的卧室。”麦瑞叫爷爷为“教授”。

我把行李安顿好后，麦瑞就带着我参观爷爷家的每一个房间。告诉我洗衣房在厨房后边，垃圾桶在后花园。然后热情地邀我去她家里坐坐。她家的客厅很大，除了整套组合沙发，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墙上挂着三个孩子和她的照片，却没有孩子爸爸的影子。

我有些纳闷，她却爽快地说：“我离婚了，这栋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后，前夫每月还给点养育费，但有时拿不到。”都说美国男人离婚离不起，像麦瑞前夫这样净身出户的，不在少数。

通往客厅的走廊里，有一匹色泽暗淡的小木马。麦瑞说那是她前夫家族留下来的古董，代代相传，有两百多年历史。我惊讶他们的保管，若是我们家，别说两百多年，五十年内的家具也找不出一件。

我们是那么的喜新厌旧。

爷爷是格雷特的爷爷，也就是我丈夫彼得的父亲。我丈夫彼得远在哈佛大学读书，对他父亲的照顾鞭长莫及。奶奶去世后，爷爷找过两任房客。（房客就是帮助爷爷做饭提供免费住宿的人）

听爷爷说，两任房客都与麦瑞闹得不欢而散。爷爷不会告诉我具体内容，但两任房客都是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前些天，我们在东亚系开会，因为都是中国人，一下就认识了。

那天麦瑞告诉我她的婚姻状况，还告诉我她是理疗师和酒吧钢琴演奏员。为了让我相信，她打开三角钢琴，演奏了一首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闲聊波尔卡》。音乐在我耳畔回荡，我仿佛看见曲子里妇女们快乐的生活场景。这一定是麦瑞向往的美好生活。一曲终了，麦瑞不无伤感地说：“美好的生活在音乐里，现实是残酷的。”

我们离开时，麦瑞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还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让格雷特叫她大妈妈。格雷特是那种嘴巴很甜的小男孩儿，只要有糖吃，一连叫了好几个大妈妈，叫得麦瑞抱起他亲了又亲。

跨进爷爷家门，偌大的别墅只有我们母子俩。到底人生地不熟，内心空荡荡，孤寂感油然而生。因此，一到黄昏，我生怕有不速之客，把每一扇门都关得紧紧的，还反锁上了。这时我丈夫彼得来电话说：“你别出去。有人敲门，别开。”我丈夫彼得后来又补充说：“这小区原来是非常安全的，但前阵子出了一桩人命案子，还是谨慎些为好。”我丈夫彼得的补充，无疑增加了我的恐惧感。

初冬的天气，傍晚五点多就全黑了。打开爷爷家的冰箱，里面装满了面包、鸡蛋和生菜，还有美国肉饼。我煮了一锅饭，炒了鸡蛋和生菜。在爷爷家的第一顿饭，我们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吃过晚饭，我早早地哄孩子入睡，自己钻进了爷爷的书房。本以为可以安静地看一会儿书，没想到门铃“吱啦啦”地响起来，吓得我心“怦怦”直跳，大气不敢喘一下。最要命的是门铃把格雷特吵醒了，哭声回荡在整座房子里。

我对格雷特说：“别哭了，坏人在敲门呢！”两岁的孩子哪管那么多，被吵醒后，使劲儿地哭。哭声和门铃声，此起彼伏地交错在一起。我在慌乱中只记住一点，管他是谁，绝对不能开门。

格雷特重新入睡后，门铃还在响。这吓人的“吱啦啦”响的门铃，大有不开门绝不罢休的味道。我悄悄地走到门边，想从门缝里看看外边的动静。然而黑压压一片，根本看不清楚是男是女。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回到书房。

爷爷的书真多啊，那些英文版的、法文版的、中文版的书籍吸引着我。爷爷是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的，书橱里竟然有中文版的乔治桑小说。记得有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想做作家，那就必须读读乔治桑的书。

我不是作家，我是历史学博士生，但乔治桑的书对我同样管用。我非常欣赏乔治桑和萧邦的爱情，简直就是互相成就。音乐和文学，本来就是一根绳上结的果。我这么想时，耳畔响起了萧邦的《夜曲》。一曲终了，我才发现家门口的门铃声不响了。

那个按门铃的人走了，我轻轻地喘了口气。

夜深人静，我躺在从前爷爷和奶奶睡过的大床上，格雷特就睡在我身边。因为我们刚搬来，还来不及买儿童床。我想起我和彼得结婚时，奶奶已经去世了。那时候，我和彼得都在波士顿上学。我只见过爷爷一面，是爷爷来波士顿开会，邀请我们一起吃顿晚餐。印象中的爷爷风趣幽默，但我带着格雷特一起搬来陪伴爷爷住，倒是我丈夫彼得好说歹说把我哄来的。

二

第二天一大早，爷爷家的电话铃把我从梦中唤醒。我赤着脚，三脚两步地去客厅接电话。原来是隔壁麦瑞，她在电话那头指责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开门？”还没等我解释，她又说：“半夜三更孩子哭闹，吵得我一夜没有睡好。”我表示抱歉，她却懊恼地挂断了电话。我第一次领教了麦瑞的脾气，感觉她不是省油的灯。

爷爷不在家，格雷特午睡后，我像个偷窥者那样，到爷爷书房里东瞧瞧，西看看。我忽然发现书房的角落，有一架立式钢琴。钢琴上面堆满了书、画册，还有三四本影集。出于好奇，我首先打开影集。那里面全是色泽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是从画像翻拍的。

仔细一看，那些画像上还标着年份，1789年、1802年......等等。也就是说，这些画像来自遥远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是学历史的，必然想到研究，如获至宝。只是我有点做贼心虚，慌慌张张地将这些照片全部翻拍下来，保存到电脑里。

格雷特午睡醒来后，我给他坐进儿童车，推着他去附近超市买牛奶、糕点、婴儿奶粉、尿不湿和卫生巾等。初冬的季节，地上满是枯黄的落叶。风一吹，婆娑起舞。我们刚进超市，远远地看见麦瑞在拿免费品食品。为了不让她难堪，我推着儿童车绕道而行，先去买尿不湿和卫生巾。

也许这家超市太会经营了，长条桌上摆着免费赠送的卫生巾，两只一包。我忽然发现麦瑞不知什么时候晃了过来，一下全拿光了。我心里有点暗暗吃惊，趁她没发现，很快转到了糕饼部。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饼干，还有专给婴儿的磨牙棒。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喜欢吃椰子饼干，我就想买些回去。正在寻找椰子饼干时，格雷特眼尖，看见了邻居麦瑞，兴奋地大声喊：“大妈妈，大妈妈。”

原来，麦瑞又晃到糕饼部来拿免费食品了。那里的小方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盆子，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免费品尝饼干。麦瑞将玻璃盆子里的饼干，全部倒入了自己的手提包里。我别过头去当作没看见，假装在货栏里寻找食品。

“嗨，你们来超市了？”麦瑞兴奋地问。

“是啊，买些日用品。”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别客气。不过我有事需要你帮忙。你等下回去，到我家来帮我抬一下钢琴，我想挪个地方。”

“好吧！”

麦瑞满意地点点头，顺手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糖，给格雷特道：“叫我大妈妈。”我还没等格雷特开口，推着儿童车与麦瑞道别。心里想，麦瑞一个住豪华别墅的体面美国女人，怎么就像个穷要饭的？

我在付款处，结识了一个上海来的外婆。她带着她的两岁外孙女，看见我是中国人就与我搭讪，还给我她的手机号和家庭住址。她的住址离爷爷家不远，可以说是一条街上的邻居。我也给了她我的手机号和爷爷家的地址。我们好像都单纯得没有一点防范，大概这就是异国他乡遇同胞的缘故吧！

我从超市回到爷爷家，立即带着格雷特去麦瑞家帮助搬钢琴。然而钢琴是个庞然大物，压在地毯上，轮子根本不会转动。用尽了吃奶力气，它巍然不动。我忽然想起来，有一次我和彼得在波士顿搬家，那个书柜不能拆卸又非常笨重，彼得在书柜的四脚底下，塞进去塑料薄片就可以在地毯上移动了。我把这方法告诉麦瑞，但她说她家没这玩艺儿，让我回爷爷家去找。恭敬不如从命，我回到爷爷家东翻西找，从车库的工具箱里，找出来四个塑料薄片。

“拿来了，你试试吧！”我说。

麦瑞拿着薄片往钢琴脚下塞，可是根本塞不进去。她骂了一句粗话，双手一摊说：“没办法。你来试试吧！”我也不知哪来的灵感，忽然就塞进一片，接着第二片、第三片都被我塞进去了。钢琴脚下有了滑片，就有了推力，稍微用点力，就被我们推起来了。

麦瑞哈哈大笑：“这办法真好，这四个薄片就留在我这里吧！回头我和教授说一声。”我有些惊讶，心想麦瑞怎么这样的？

三

我和格雷特，已经在爷爷家住了三天。这孩子每到半夜三更，就哭闹不止。隔壁麦瑞意见很大，说我白天给孩子睡多了。如果格雷特再这样哭下去，不仅是麦瑞，爷爷回来一定也会头痛的。我丈夫彼得曾说：“我爸总是子夜才睡，早上六点即起床。”也就是说，后半夜对爷爷的睡眠至关重要。

从前，格雷特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根本不哭夜。这初来乍到的，莫非爷爷家有什么鬼魂在屋子里飞？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原因，就做大扫除。将家具重新摆放，把大床靠到墙边。这样格雷特不会滚到地上，还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谁都不愿意家里有个“夜哭郎”。一连三天，我都被他哭烦了。想起母亲从前告诉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就是真正的“夜哭郎”。母亲气得把我扔到厨房，由我哭闹去。如今，我儿子格雷特也成了“夜哭郎”，我却无处可扔。我正在犯愁，接到了上海外婆的电话。她问我，此刻她正带着外孙女路过爷爷家门口，是否可以进来坐坐聊聊天？

这样的要求，换在我自己家根本没有问题。但我初来乍到，爷爷还没有回家，我自作主张邀请还不熟悉的朋友进来，好像不大妥当，便撒谎说：“不好意思，我不在家里呢！”

上海外婆在电话那头说：“没事没事，那就下次吧。反正是一条街上的邻居，下次我再来看你。”

“好的，我们后会有期。”

我就这样婉拒了上海外婆，以为可以马上挂断手机。谁知她在电话那头，东拉西扯地聊开了。仿佛憋闷了多年无处倾诉的话，像竹筒倒豆子那样“哗啦啦”地倒了出来，完全不顾我爱听不爱听。我不好意思搁断她的电话，只能奉陪着。原来上海外婆的女儿是养女，女婿是白人。女婿在硅谷一家电脑公司做工程师，女儿是小学教师。

上海外婆的丈夫，婚后不到十年因肝癌去世。她说是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前些年女儿怀孕，她过来帮忙，这一来就没再回上海。宛如带她女儿小时候那样，外孙女也是她一手拉扯着的。只是许多时候吃力不讨好，总是遭到女儿女婿的数落。

上海外婆对她这个洋女婿，心里有诸多的不满和怨恨。我想上海外婆一定是太孤独、太寂寞了。与我还不熟悉，就把家底都倒了出来。我有种莫名的感动，但不知该怎么来安慰她。也许，我的倾听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吧！

搁下手机电话，我发现我们的聊天整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我带着格雷特在爷爷的书房里看书。爷爷的书橱里，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儿童绘本。也许是爷爷小时候读过的书，虽然颜色枯黄，但色泽依然绚丽。我用英文朗读给格雷特听，读了一本又一本，最后读到一本中文版的《夜哭郎》。这封面是个男孩子，挂着两滴滚圆的眼泪，很像格雷特。

“瞧，这是你！”我对格雷特说。

格雷特“哈哈”笑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绘本上的图画。我就是在这个绘本里，得知一个传说：有一种“夜哭郎”是受了惊吓，只要在一张黄纸上写下“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把这段话，贴到有行人路过的地方，小孩就不哭夜了。

这事儿看起来很神，但哪会真有这样的效果？不过试一下也无妨，如果格雷特每天没完没了的哭夜，岂不是要把我逼疯了？

我在爷爷的书桌上，找出来一张黄纸，还找出来一支黑色记号笔。我把这段话抄到黄纸上，又在爷爷的书桌上找出来粘胶带。爷爷的书桌像个杂货铺，啥东西都应有尽有。我对格雷特说：“咱们去贴天惶惶地惶惶吧！”

我在爷爷家门口的这条直街上，只要看见电线木杆就贴一张。当然大部分路人，根本看不懂我写的中文字。有些人出于好奇，专门走过来看我贴的黄纸。他们冲我摇摇头，意思看不懂。我用英文告诉他们，这是“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夜哭郎。”他们听后笑起来，摸摸格雷特的头说：“今天晚上不会哭夜了吧？”

格雷特才两岁多，不知道自己半夜三更哭闹。不过出来贴黄纸，就好比是玩耍。我把他抱起来，用他的小手摸摸电线木杆上的黄纸。他高兴地雀跃着，摸了又摸。

这时麦瑞朝我们走过来，老远喊：“不能乱贴纸张，赶快撕下来。”我没吭声，心里想别人贴的标语，怎么不见撕掉的？当然，我不会和她唱反调，借口回家做饭，推起儿童车就走。这时格雷特朝麦瑞嚷着：“大妈妈，大妈妈。”

格雷特这一嚷，就把麦瑞嚷来了家里。麦瑞撕掉我贴在电线木杆上的黄纸，揉成团扔到了爷爷家的垃圾桶里。然后跟我说：“今天，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回家吃饭，我就到你这来蹭饭啦！”我说：“晚上我们吃水饺。”她说：“我最喜欢吃中国水饺了。”

我“唉”一声，心里想遇上这样的邻居算我倒霉了。不过，我礼节性地招待了她，给她盛一大碗水饺，再给她摆好饺子调料和饮料。麦瑞坐在紫红色的餐桌前，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了，她说：“嗯，这饺子太好吃了，再给我来几个？”

四

麦瑞吃饱喝足，盘子和叉一放就走了。她说她要回家等孩子们回来。老大老二是女孩子，读八年级和十年级。老三是男孩子，读七年级。她说她最不放心的就是老三，正在叛逆期，最怕他跟着学校里的坏孩子吸毒。

我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心里想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三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不容易。这会儿，格雷特在地毯上玩积木，搭房子，我抓紧时间洗碗、收拾厨房。爷爷家的厨房，已经相当老旧了，橱门油漆斑驳，拉手也掉了。

丈夫彼得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哄格雷特睡觉。他说明天他老爸下午从纽约飞旧金山，大约傍晚五点左右到家，让我准备好晚餐。他还说他老爸喜欢吃中国的酸辣汤，梅干菜扣肉。我丈夫彼得说这些的意思，就是让我去超市买食材，回来做给他父亲吃。好比中国的女婿去丈母娘家，总要带点礼品。我这准媳妇见了公公面，岂有不孝敬的？

格雷特用中文叫他爸爸，就说成“发发”；这让我丈夫彼得，一直怪我没教好发音。他自己中文说得不好，希望儿子比他强。他说，他们家每一代起码有一个中国通，但到他这一代断档了。

我搁下丈夫彼得的电话，格雷特已经睡熟了。因为这孩子哭闹了好几夜，一到晚上，我就惶惶不安，有种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晚上孩子哭闹时，有足够的力气抱他、哄他；我也早早地躺下了，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忽然滋生出许多担心。我担心恃候不好公公，也担心与麦瑞处理不好邻居关系，更担心她老来讨我便宜。纵然我能忍一时，也肯定忍不了长久。到时候是非曲折，不欢而散，在爷爷眼里，倒像是我的不好也莫可知了。为啥前两任房客都搬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啊！

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倒是一觉睡到大天亮。揉揉眼睛，发现身边的格雷特依然熟睡着，居然一夜没哭。难道这是中国民谣土办法的神奇效果？我内心升腾起一股对古人的敬意。

这晚我睡得特别好，弥补了前几天的睡眠不足。早上起来精神朗朗，心情也不错。给格雷特起床、早餐后，就带上他去中国超市买食材了。

梅干菜扣肉是绍兴菜，我的外婆是绍兴人。小时候看外婆做梅干菜扣肉，真香，闻得我直掉口水。没想到身为白人的爷爷，也爱吃梅干菜扣肉。前些年，我听彼得说过爷爷喜欢鲁迅，去过绍兴。

爷爷最喜欢鲁迅的《野草》，还说鲁迅写《野草》是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前夜，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我相信爷爷说这些，绝对不是吹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中文比我都好。他研究中国古代甲骨文，那些象形字我一个也看不懂，他却研究得津津有味。

我们刚从超市回来，麦瑞就来了。她好像跟在我身后似的，冲我说：“凯丽，我的汽车坏了，但我约了十点的牙医，你载我去一趟牙科诊所吧？不远，开过去二十多分钟。”

其实，这点小事她完全可以叫出租车，麻烦我就是为了省钱。我只能说“好吧，只是爷爷下午回来，我得准备晚餐。”

“现在才上午呢！去吧去吧，等下回来我帮你。”麦瑞转身对格雷特说：“要不要和大妈妈一起出去玩啊？”

“要。”格雷特一边说，一边开心地扑到麦瑞怀里。我仿佛又被麦瑞牵着走了，心里的懊恼油然而生。后来我把麦瑞送到牙科诊所，她说：“我看完牙医给你电话，你来接我回去。”

“好的好的。”

唉，遇到这样的邻居算我倒霉了。

下午五点多，我已蒸好了梅干菜扣肉，家里飘着香气。与爷爷一起去纽约开会的同事陈刚把爷爷送回了家；还把爷爷的行李扛进了书房。听我丈夫彼得说过，陈刚是华裔学者，单身，没结过婚，陪着85岁的老母亲一起过日子，是不折不扣的孝子。

陈刚胖胖的身体，个头不高，在爷爷的肩膀下面，估计不到一米七。我用中文和他打招呼，他笑眯眯地邀请我去他的胡佛研究所参观。我说下次吧，他就开车走了。然而，我们不知道没有下次了。一个月后，他孤身一人再次去纽约开会，在旧金山机场贵宾室候车时，死在了卫生间的马桶上，待发现已经是两天后了。

生命是脆弱的。

我第一次在波士顿见到爷爷，都没觉得他那么高。这次才发现他足足有一米九几，头都快碰到门顶了。爷爷西装革履，还系着一根蓝领带，看上去很帅。由于旅途劳累，爷爷先要躺一会儿，准备七点起来吃晚饭。我把梅干菜扣肉热了又热，也许蒸得时间久，闻那香气就是我小时候外婆做的味道了。

爷爷休息的时候，格雷特也睡着了。我一个人闲来无事，欣赏着被我翻拍到电脑里的爷爷家族照片。那几百张照片，就像一条历史长河。我惊讶十八世纪的时候，爷爷的祖上已经住着花园别墅房子了。

那些先辈男人西装革履，年轻女人堆叠高耸的头发，穿着那时代越来越宽的帕尼埃裙撑，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穿着蕾丝高领，戴着大花帽子，就像我在某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难怪传到爷爷辈依然是哈佛博士，传到我丈夫彼得辈，也依然是哈佛的博士生。这是个有薪火传承的家族啊！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些照片里，想象的翅膀在我脑海里飞翔。

五

听我丈夫彼得说过，爷爷晚餐后有吃水果的习惯。通常是草莓、蓝莓、菠萝等。因此前两天我去超市买了这几种水果，这会儿我洗了几颗草莓，又切了几片菠萝，在水果上插几根牙签，摆在一只白色盘子里，端到爷爷的餐桌上。

爷爷就餐很有仪式感，小方巾盖在双腿上。虽然学会了筷子，但刀叉不能少。吃饭时，他和我谈起在纽约会议上遇到哈佛老同学，谈起那时候跟杨联升和洪业学习中文的有趣事儿。

正谈到兴头上，门铃响了。我打开门，麦瑞说：“我来给教授做理疗啦！”爷爷看见麦瑞随即起身，仿佛早就约好似的进了书房。我望着他们的背影，略有所思地收拾残羹冷炙

格雷特坐在童车里吃草莓，一首巴赫的曲子流淌在餐厅里。我想起彼得曾经说过，爷爷给麦瑞的理疗费相当高，但高到多少不知道。

洗刷完毕，我带格雷特回卧室。在卧室里，我分了三个空间：一个书房，一个儿童房，一个卧室。它们既是独立的，又是整体的，即使我坐到书桌前，也能照顾到孩子在“儿童房”里的玩耍。

麦瑞在书房里，给教授做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的理疗。理疗不就是中国的按摩和推拿吗？如果是按摩，麦瑞应该知道身体分：手三阳、手三阴；足三阳、足三阴；哪些是阳经，哪些是阴经，起源于哪里，止于哪里。而推拿呢，则需要根据一些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理脏腑，治疗人体的一些疾病。这些中国东西，我估计麦瑞也许是不懂的；或者，一知半解的。

麦瑞离开后，爷爷把我叫到客厅聊天。客厅里，那张米黄色的单人沙发是爷爷的专座。沙发旁挂着一幅中国山水画，还有一幅爷爷的自画像。我忽然想起偷看他书房里的影集，并且翻拍下载，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没想到他说：“这是要留给你们保管的，今天我就把它交给你吧！”

“交给我？”我有些惊讶。

“是的。”爷爷很认真地说。

爷爷有五个孩子，彼得是他最小的儿子，上面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爷爷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岂不是让我压力山大？我连连说：“不行，我不行。”

“我的选择不会错。”爷爷坚定地说。

我和爷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爷爷的手机响了，那是麦瑞来的电话。听她电话里的声音是想避税的意思，让爷爷用现金给她理疗费。这当儿，我趁机溜回了自己的房间。

我躺下时，发现客厅的灯还亮着。本来我担心格雷特哭夜，会吵醒子夜才睡觉的爷爷。幸运的是，自从那天贴了“黄纸”后，格雷特果然不再哭夜了。倒是半夜三更的，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哭泣声。

那是谁在哭？

我披上衣服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客厅。客厅的灯依然亮着，只是光圈调到了昏黄色。爷爷在哭泣，爷爷怎么了？我胡思乱想着，爷爷发现了我。他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的老伴了。”

原来，爷爷是想他的妻子了。我有点尴尬地想退出去，爷爷却继续说：“她是我们家里最理解我、最支持我研究事业的人，也是最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我点点头表示理解，想安慰他，但看见他眼中的泪从眼角散落下来；我不忍心一个老男人的哭泣，还是悄悄地退了出去。

重新躺下后，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爷爷失去了他的妻子，就像失去了一半的支撑。我带着孩子搬来陪他住，能弥补他什么呢？除了给他做饭，我没法填补他内心的空荡。然而生活总要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我不能确定我们能陪他多久。

与爷爷生活两三个月后，我知道爷爷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唯一开心的事，就是等麦瑞来给他做理疗。尽管价格不菲，有无效果不说，但爷爷心里却是高兴的。我想爷爷对这个邻居的特别关照，就是促使麦瑞对爷爷前两任房客闹得不欢而散的根本原因吧！

现在，我仿佛替代了爷爷的前两任房客，虽然没有不欢而散，但我处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被霸道的邻居麦瑞使唤来使唤去的，心里相当郁闷。前几天，麦瑞飞洛杉矶看她姐姐，让我送她去机场。我终于鼓起勇气婉拒了她，结果她和我吵起来了。事后，她还向爷爷告了我的状。爷爷把这事儿告诉我，还告诉我说：“我给麦瑞一百美元打车钱，免得她为这事生你的气。”

唉，这是什么逻辑？爷爷真是老了，糊涂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都在为邻居麦瑞介入到我们家里的生活而烦恼。我不能像先前两任房客那样不欢而散，一走了之。因为爷爷，我也不能与麦瑞彻底闹翻。所以面对麦瑞，我无计可施，只能尽量躲避。

就在我尽量躲避麦瑞的那些日子里，一场灾难几乎让麦瑞彻底崩溃了。那天黄昏，麦瑞的儿子因为偷窃两个高中生的钱包和电脑，被他们一枪打中了脑袋，当场死了。这意外的灾难，让麦瑞吓得瑟瑟发抖，双腿一软就昏过去了。

我和爷爷都非常震惊。

我不知道麦瑞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但痛失爱子还是让我心生怜悯。我忽然感到她的不容易，那些心里对她的抱怨，就在这一瞬间如烟云飘散。

（发表于《当代小说》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