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父亲常年在供销社上班，有时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繁重的农活和照顾两个男孩的责任，就全落在母亲身上，母亲也因此是我们家偶尔唱红脸的那位。我们若做了错事，母亲轻则喋喋而骂，重则揪耳以罚。多少年后，我二婶说起妈妈训打小孩的凶态，依然绘声绘色：“看你那个死样子，牙一咬，眼一瞪，手一举，不说小孩子给你吓死了，大人看到你都怕三分！”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之下，我和弟弟倒也很少犯出格的大错，但碰到母亲脾气不好的档口，也只好自认倒霉。

我们家和当时的许多农村家庭一样，直到80年代末才通电，那之前则一直用煤油灯照明。使用煤油灯，自然也有许多相应的“技术活”要做，比如要打开灯罩擦洋火点燃灯芯再把灯罩罩上，每隔一阵子就要把灯罩内壁的黑灰擦干净让灯火再明亮，要换灯芯、捻灯芯、剪灯花等等，自然还要人工“加油”。

有一次，在厨房烧晚饭的母亲让我和弟弟给煤油灯“加油”。在昏暗的暮色里，我们一边打闹嬉笑，一边合作加油，却一不小心就加过了，煤油溢了一地。两人抢救不及之际互相抱怨，乱上添乱，又摔了灯罩。

母亲在厨房里等着煤油灯照明弄晚饭，听到动静，急匆匆跑到堂屋来，踩到地上的玻璃碎片，看见没有灯罩罩着的、熊熊燃烧的硕大灯芯，又马上闻见刺鼻的煤油味，顿时火冒三丈。狡猾的弟弟眼见形势不对，赶紧溜走了。

母亲一边忙着收拾残局，一边开始喋喋不休说：“这么大孩子连给煤油灯添油都添不好。你弟弟小你四五岁，不懂事就算了。你也不懂吗？你长大了能有什么用？除了读书，你还能有什么用？你是老大，十几岁的人了，一点都不晓得好歹，作践洋油，作践钱。你以为钱是流水流来的？不要苦不要挣的？”

说着不解恨，再又见我一句话不说，母亲更生气，就使出她的绝招：咬牙、瞪眼、扬起手来使劲揪我的耳朵：“你说你长着个耳朵到底有什么用？”

因为父亲的职业，我们家里的煤油供应比别人家更好一些，没有窘困到日落就准备上床休息的程度。但在每家每户都几乎捉襟见肘的年代，大人们都是恨不得一个钢镚分成八瓣儿来花的。母亲一方面心疼煤油和钱，一方面恼火于要收拾残局、要忙晚饭。辱骂和责打我这个大儿子，亦是一个母亲情有可原的一时冲动。我不敢回嘴辩解，但也忍着眼泪、犟着脾气不认错，那一刻对母亲满心愤懑，却又无计可施。

事后两三天，我都不跟母亲讲话，且最终在煤油灯下拿起圆珠笔，在父亲给我买的日记本里开始连载自传体小说。小说里一家四口，弟弟被换成妹妹；主人公哥哥“我”如何因为种种小事被母亲责骂体罚，心生怨懑到离家出走。“我”流浪在外，忍饥挨饿之际开始小偷小摸，最终因此被抓，成了少年犯，送到内蒙古之类的边疆地区去劳改。在那里和少数民族的女子成家、生孩子，又在贤淑妻子的劝说下，带着小孩回家看望母亲。不想母亲因为后悔当初责骂儿子害得他离家出走，又被父亲埋怨，最后不得不留下唯一的女儿在家招婿。虽然日子渐渐好过些，但是母亲念念不忘多年下落不明的儿子，想起来就要抹眼泪，最终哭瞎了眼睛。等到三十多岁的儿子带着孙子回家来，后悔莫及的母亲痛哭流涕……

显然，这拙劣的故事情节里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实，比如社会上对各种犯罪的严打和武侠小说和影视的流行之类。十一二岁的我自己，愣是被这个日记本里的故事感动，又忍不住把自传体小说给堂姐爱珍看。爱珍是个急性子，一边看，一边就掉眼泪，大大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样的“文学成就”之下， 母亲的那一顿责骂倒似乎无关紧要了，甚至还要感谢母亲和生活给了我这巨大的灵感。

这一次的落于纸上的、想象里完成少年时期的“离家出走”，也终于会在我的生命中演绎，虽然是以更为平和的方式。对我来说，逐渐成长的过程，也就是离家出走的过程：比如十八岁出门读大学，再比如二十六岁决定远渡重洋来美读博士。

对识字不多的父亲来说，出国留学的这个决定自是不可理喻。他几次三番劝说我在国内找个工作成家立业，我却坚持己见。最后一个寒假，在出国几成定局的情况下，父亲和我在饭桌上争辩了一番。他认为我是“读书读傻了”，乃至眼含热泪、拂袖离桌：“你这么出国走了，不仅对不起你妈和我，也对不起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说得我也要哭出来，只对着他的背影，勉强小声辩道：“哪里有那么夸张？又不是一去不回！”

这件事最终倒是母亲劝说父亲：“儿子大了，就随他的意吧。自己的儿子，不会白养的。”父亲最终还是四处奔波，为我筹齐了那时出国要准备付给国家的一大笔培养费以及昂贵的飞机票费用等等。

我那时当然不知道，那样的“离家出走”，对自己来说其实是一条不归路。好也罢，坏也罢，人生只是不断向前行驶的列车。如今人至中年，我也渐渐理解乡愁的重量，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而我少年时写在日记本里的离家出走的故事，纵然有可笑、拙劣和浅薄的一面，却又似乎昭示了我跋涉在人生长途里可能作出的一种选择。

（原载于《世界日报》副刊版面，202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