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10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凌岚编辑/编发。）
如果问，中国元朝的首都是哪里？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大都，现在的北京"。这是标准答案，但并不准确。因为元朝实行“两都制"，是元上都和元大都。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即大汗位，1263年升开平府为都城，定名上都。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又改称大都。元朝共有十一位皇帝，其中六位，包括最后一位元顺帝，都是在上都举行登基仪式的。
有元一代，始终执行“两都巡幸制”。每年农历四月，皇帝率后妃皇子，朝廷百官，及侍从数千人，浩浩荡荡从大都前往上都，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数人留守大都。这段时间，元朝皇帝在上都处理政务，颁发诏令，1274年6月忽必烈征讨南宋的诏令即是从上都发出的。同时在上都也举行传统的狩猎和祭祀活动，联络漠北蒙古各部宗王，蒙古王亲贵族的议会(忽里台)也在这里举行。九月秋凉，再回大都。当时上都和大都间有四条驿道相通，通常是春天从“辇路"去，秋天从“西路"回。对于习惯于迁徙的蒙古民族来说，这不算是折腾，而是游牧民族生活习性的遗存。
元上都位于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的金莲川草原上，在北京正北250公里处。
元朝实行两都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忽必烈登上大汗的宝座，不能说是合法的，属于某种程度的“篡位"。
蒙古国的都城是在漠北的哈拉和林，现蒙古共和国中部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距乌兰巴托西南365公里。13世纪中叶，这里是世界的首都，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南宋朝廷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马队、高丽王国的进贡者都来这里这拜谒。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忽必烈把他的藩府南移至蒙古高原南缘，闪电河畔的金莲川地区。1256年命他的汉族臣属刘秉忠选址建造新城，名开平府。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围攻四川的钓鱼城之战中身亡。此时忽必烈正在湖北前线作战，已经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他听到蒙哥大汗身亡，立刻中止战斗，率领自己的大军回到他的藩属地开平府，他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机会到来了。
蒙古帝国大汗继承制度是这样的，大汗由位于哈拉和林的蒙古贵族院(忽里台)遴选。与中华帝国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蒙古帝国在很多时候实行兄终弟承制，这是由于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来自骑兵，必须有一位年富力壮、骁勇善战的人来领导整个帝国。1260年在哈拉和林附近进行了忽里台大会，成吉思汗直系子孙各部宗王大多数支持忽必烈的最小弟弟阿里不哥，在会议上推立阿里不哥为大汗。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汗孙，窝阔台汗孙，术赤孙，蒙哥子等。而支持忽必烈的主要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近的孙子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
1260年春夏，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先后称大汗，一山不容二虎，解决之道只能付之于战争。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自哈拉和林大举南下，而忽必烈也早有准备。这场争夺汗位的大战打了四年，忽必烈凭藉他多年经营的强大军事力量，以及扼守汉蒙交界处的优越地理位置，截断漠北粮食供应，最终取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
虽然阿里不哥认输，哈拉和林贵族院让步，但忽必烈清醒地认识到他必须保持与漠北蒙古王公贵族们的血缘关系纽带，向他们展示自己是永远属于草原的，要这样做，最好一个方法就是在草原保留他的一半时间以及另一个首都。除此之外，他也需要冷兵器时代用于闪电战及大迂回战略必备的利器--战马，这只有草原可以给他。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一直实行“两都制”。
现在元上都怎样了呢？2015年夏天我去访问时，那是一片被围起来的“遗址公园"，实际上就是一片废墟。
1359年元末农民起义中，农民领袖刘福通直捣元上都，焚毁了上都的殿阙，民居，宫苑。十年后的1369年，明朝大将常遇春在追击北元残余势力时，再次摧毁元上都的建筑。在以后的600多年中，随着金莲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随着一年年风沙层层复盖了这片草原，这个曾经的帝国之都渐渐被人遗忘。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里是正蓝旗“五一种畜场”，住在上面的103户牧民，没有人知道他们脚下曾经是一个大王朝的首都。
我一直对元上都之谜充满好奇，悠然神往。2015年之夏，决定前去访问。行前我通过历史学家毛佩琦教授介绍，结识了当年参与及主持元上都遗址挖掘工作的魏坚教授，他现任教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
我与魏坚教授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对元上都遗址的挖掘工作起于一次盗墓事件偶然被发现，那是在1992年。他1982年从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即到内蒙古考古队工作，当时他任考古队副研究员，当年考古队即决定对元上都遗址进行挖掘考察，他在那里一干就是16年。魏坚教授说选择元上都作为研究是他的幸运，他的老师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曾说，一位考古系的学生选择城市考古，是件冒险的事，因为一经选择，就是十年二十年的投入，如果找不到重大的发现，就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他的岁月。但是魏坚坚定地选择了元上都这个项目，取得丰硕成果，成为近年来考古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也在锡林郭勒大草原结识很多朋友，可以一起喝酒，可以掏心掏肺。他给正蓝旗宣传部部长柒拾捌打了电话，请他对我的访问加以关照。这个蒙古族的名字很有趣，当时我没弄清是哪三个字，后来一直叫他“齐部长”。
离开北京后，我到北戴河住了十几天。七月中旬从北戴河开车向西，经青龙，过承德，赴正蓝旗。车开半个多小时，就进入郁郁葱葱的燕山山脉，曹操当年北征乌桓时在这里关山夺路，得胜班师时在附近昌黎碣石山，写下“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诗句。现在这里已新修了高速公路，平整宽阔，车子也少，感觉比美国的高速公路好多了。从盘桓在山腰上的高速公路往下望，远远地望见山谷中稀疏的小村落，想象那里的村庄应该山清水秀，那里的人家应该丰衣足食，但是那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家乡，去秦皇岛、唐山或者北京，希望挣更多钱。
车过承德，进入另一条公路,车辆突然拥堵起来，路面也破旧狭窄，车速越来越慢，后来干脆停了下来，而且一停就是三、四个小时,整条道路成了十几公里长的停车场，大家都下车，有的人甚至围圈打起扑克。在旅游时我常常寻找机会与当地居民聊天。我走进路边的一户农家，主人正在打扫院子，他热情招呼了我，新盖的房子，窗明几净，院角有一个猪圈，他对目前的生活似乎十分满意。我又走进一家杂货店，店主告诉我堵车几乎是天天发生的事，对堵车他并不在乎，相反，这给他带来了好生意。路的另一侧是一片草地，间有小溪流过，草地上的马，有的低头饮水，有的慢慢遛步，马是动物中最漂亮潇洒的物种，逆光照在马背马鬃上，留下明亮有如银器的光彩。后来实在百无聊赖，回到车里睡觉。突然前边骚动起来，大家上车，车辆鱼贯而行，缓慢却不再阻滞。不知先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为什么没有交警来疏导交通？车到正蓝旗，已是夜晚。
第二天早晨，下起大雨，旗委宣传部负责对外接待的小李打来电话，他建议雨停再去。中午过后，雨停了，小李开车来酒店接我。
元上都遗址位于旗政府所在地上都镇东北20公里处。雨后的草原旖丽芬芳，时值盛夏，青草丰茂。最动人的是点缀在青草中的金莲花，黄灿灿的。花朵大如手掌，花瓣整齐端庄，中间是鹅黄色的花蕊。这片草原自古就以“金莲川”名之。闪电河在金莲川草原中蜿蜒流淌，远处是龙岗山，低矮却青翠葱郁，与草原像是一个整体。见到辽阔的草原，我心中响起蒙古长调和马头琴的声音。蒙古长调是长风掠过草间欢畅的呼吸，是少女在情人怀中轻轻的跌落，马头琴就是琴身上那匹鬃须飘扬的马纵情奔腾，一路溅起粗旷激越的节奏。
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遗址公园的门口。元上都遗址已于2012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用汉蒙两种文字写着“元上都遗址”。公园的售票处是一顶巨大的蒙古包，这有点儿出人意料，但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一项绝佳的设计吗？大草原与蒙古包。
进门后，参观的人一律乘坐电动旅游车，一车十来人，配一位导游。
第一个景点是忽必烈铜雕像，高7.5米，长34米，据说使用了60吨铜。雕像中，忽必烈正襟危坐，气势如虹。身后站立着文武百官，一侧是他的蒙古族大将，另一侧是汉族及色目人臣属，有刘秉忠，郭守敬，姚枢，八思巴等人。还有马可波罗。
忽必烈雕像的高度与宽度，是那些将军大臣的好几倍，不成比例。这是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何况中国山水画向来对风景、房舍及人物的透视比例，都不做计较。但在有帝王出现的人物群体绘画雕塑中，帝王的形象必须高大上，以便把臣仆们比成侏儒。这与西方的绘画传统不同。
据考古发现，元上都城市为方型，有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重。外城周长17里(边长2.2公里)，用土夯筑。内城边长约1400米，也是土城，外侧用石块垒一层护面。宫城位于内城中轴线稍微偏北的位置，面积约为北京故宫的一半，南北长620米，东西宽570米，为土墙，外包砖皮。宫城内有大安阁、承应阙、仪天殿等建筑。刘秉忠后来在规划设计元大都时，使用了上都的构建模式，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建设也深受其影响。
上都遗址中保存较好，并向游客开放的是“宫城南门遗址"，门道总长24米，宽4.7至5.7米，券顶坍塌，券门处留有高约7米的建筑遗迹。为游客方便，门道现用木板铺成，比走在泥地上舒服多了。旅游车在门道前停下，我仔细观看了城墙的墙体及两个马面，墙体上还有一些残破的青砖。门外设有瓮城，墙体内外两侧均用自然石块包砌，中间为黄土夯筑，夯层厚约12至14厘米。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上都的描写是“忽必烈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所有的殿堂和房间里镀了金。"“大汗在御花园中央修建一个小亭，亭内有数根美丽的装饰着黄金的圆柱，每根圆柱上都盘着一条龙。这个亭子内的每根竹子长有十寻，一寻约为八尺。亭子的每一方有200条以上坚固的丝绳系着。"
我一直认为马可波罗是个超级“大忽悠”，从未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使用波斯人（他在波斯住过多年）提供的二手资料，加上他自己的臆想所写的。整本书谬误百出，荒诞无稽，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不在这里讨论。现在我来到上都，正好有机会对上都的建筑遗迹进行观察。
别说蒙古民族从来不以龙为图腾，就是以当时的人力物力从云南运来大理石，以及在干燥寒冷的漠北使用大量竹子做建筑材料，就已十分荒谬。蒙古草原的基质是土，很少有采石场。当时人口稀少，缺少燃料，不大可能大量制作砖，考古挖掘也没在附近发现砖窑遗址，皇宫城墙以青砖垒砌，已属奢侈，其它的城墙主要以黄土夯筑是合理的。
遗址公园的导游都是些年轻的蒙古族姑娘，穿着亮丽的蒙古袍。现今旅游景点导游的讲解词，与社会中沉重下坠的物欲一样，越来越俗不可耐。记得我乘船游漓江，路过兴坪，导游让游客从山的崖壁上猜其中藏有几匹马，猜出的数量越多，他的福气越好。
我们乘坐的旅游车，有时在某个景点重合，我耳边也听到一些导游讲的无聊“故事"。令我奇怪的是，我们这辆车的导游讲解非常专业，这个女孩儿五官秀丽，蒙古舞一般曼妙的身材，一双大眼睛里，草原民族的激情随时溅扬，同车的游客都被她的解说吸引。我注意到她的解说完全集中在史实中，问她，她说刚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毕业。我偶尔纠正她叙述中一些不准确的细节，也指出所谓马可波罗元上都之行的不实，这引起她的兴趣，后来，她不断向我询问，倒像我是解说员似的，同车游客也加入讨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分手时我感谢和赞扬了她的讲解。
旅游车返回大门口，我向小李提出，想去看看前面未对外开放的内城遗址及传说中的御天门等宫殿台基。小李说去那里必须步行，来回约一小时，而且雨后路面松软，不好走，但我坚持要去，他只好陪同前往。
先去看内城城墙，四面均有高度不同的夯土墙体，高度约5米，墙基底部垫有石条或片岩作基础。由于上都宫殿建筑多为土木材料，而非马可波罗臆想的在意大利古代建筑中常见的大理石材料，传说中的天安阁、穆清阁，早已荡然无存，只能从一些建筑台基加以推测及想象。尽管从航拍中，那些经过整理，高矮不同的三重城墙轮廓清晰可辨，但我站在遗址中央，极目四望，除了高大的土陇重重相套，就是一片荒芜的黑土,岁月的残骸了。
楚霸王焚烧阿房宫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但这绝不是孤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眼前元上都遗址就是历史场景历历在目的重现。胜利者对于失败者的宫城必须彻底焚毁吗？革命必须是火焰与暴力，对过去必须推倒重来吗？胜利者可以对失败者任意杀戮、焚书、烧房，也可以在历史编撰上使用绝对的话语权，所以汤恩比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
杜牧的《阿房宫赋》方奇极丽，尽情痛悼，但它毕竟久远缥缈。我站在这里，想到的是圆明园与文革"破四旧"。英法联军把圆明园宝物劫掠一空。然后一把大火烧掉中国人的骄傲与自尊，中国人难得地有了共识，深深地耻辱感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至今不忘。文革呢？“破四旧”中红卫兵毁坏的文物国宝，与圆明园相比，孰多孰少？没人愿意正视这件事情。更痛彻心腑的是傅雷夫妇、陈梦家、顾圣婴等文化菁英及无数无辜生命的陨亡，这场浩劫只有在全民族好的反省中才能得到救赎。废墟的存在意义就是唤醒人类的记忆。
等我们回到遗址公园门口，开放时间已经结束，最后一批游客即将离开。太阳渐渐落向西边的地平线，光线柔和得如同情人临别时的叮咛。草原上金莲花在风中摇曳，从容欢快，她正盛开，她会凋谢，她将在下一季再现绚丽的容颜。
暮色中，我向远处黑魆魆的残垣再投去一瞥，心中感到一阵惆怅，每个人只能从他非常短暂的生命这个点上观察历史的长度和宇宙的宽广。创造与毁灭，发现与掩埋，争战与和解，升华与堕落，这一切于我们的生前死后都在发生与重复。
雪莱这样凭吊他终生热爱崇敬的古希腊：
伟大时代在世界上更始，
岁月重返人寰：
大地脱下敝旧的冬衣，
恰似蛇蜕，新装美奂。
天公在笑，宗教和帝国光影摇曳，
像一场春梦留下的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