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作者 04月04日2020年

   搬家(散文)

          ■蔚蓝(纽约)

如果没有那场大雨,也许我不会搬去“韦公馆”。

从独立屋到政府楼,是我离开亲戚家在外租房的一段经历。有个不成文的通例,来美国投奔亲戚,一般是住一年,过了一年还不离开,难免授人以话柄。

上世纪80年代中,陪父亲来美,访问他的母校,继之旅行。全程结束后,我一人留在纽约医学中心进修,签证期满,又循例续一次,可要在第二次续签到期前拿到H1签证就要从长计议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友C君向我介绍他姑姑买下的独立屋,是专租给留学生的,租金低于市价。美国房屋类型多,像纽约这种大城市寸土寸金,尤其在繁华的曼哈顿,多是公寓式住宅(Apartment)为主,而在曼岛以外,独立屋却占了绝大比例。

C君的姑姑是一位美国医院的退休护士,几年前花了三万美元在纽约买了栋房。“太便宜了!”我对C君说,“年前我随父亲旅行,在堪萨斯州一条乡村公路边的独立屋也要卖到五万呢!”而在纽约,人们一听到Single family house(独立屋)便会联想到高端人士的居处,然而这栋大不同。

在布朗士区一处街心花园对面,有一排外墙是阔木板交叠的房子,每栋间距并不狭仄,屋后也有庭院,假三层,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屋。看房那天,我准时到达,推开虚掩的门,出乎想象,踩在脚下上下滑动的地板,竟像跳板;迎面一条歪斜的木楼梯是改建过的,转弯处的大角度夸张得令人不明所以。

房东C姑已站在二楼灶间入口处等我,高大白皙,约莫60岁。她一边交谈,一双精明的黑眼珠一边透过眼镜打量我,最后说:“月租190元,不能再减了,我这是在拯救大陆来的留学生呀!”

“拯救?”我心头一震。

二楼已有两男一女,分住在灶间东西两侧的卧房和客厅里。“喏,这是给你留的。”她指着东侧后面的一间,(其实是后来隔的)朝东有扇小窗,望出去是邻栋的墙壁,比前面有朝南临街大窗的房间光线暗了不少。前间房门半掩。

“小沈是山东来的,他在曼哈顿上课,”C姑继续介绍,“其他两间都在西边。”灶间两个煤气头公用,旁边立着一人高的大冰箱,里面塞满食物。冰箱内奇冷,无法调节温度。旁边四把椅子围着一张长方木桌,桌面板特厚,像是中世纪的古董,靠在南窗下面。她望着我皱起的眉头,诡异地笑了笑。余下不多的空间,是四位房客活动的公用场地。我后来才知道,这房子里所有的设备、家具、包括小沈那台只能看几个频道的电视机都是街上捡来的。C姑介绍完毕,上楼去了。她独居假三层,就是屋顶开窗的小间。她和这群被“拯救”的留学生接触以及收房租都只在这个灶间里。

第二天,我从亲戚家提着一个行李箱,掮着大挎包乘地铁搬了过来。谁能想到三个月后,一场大雨又把我送走,搬去了“韦公馆。”

C姑除了一个人去超市买食物和日用品外,从未见过有谁来和她一起出去,唯有一位“德国人”(大家都这么称呼)每周至少来一次。个头和她一般高,有稀疏的亚麻色头发,梳得很平整,胸挺得笔直,不英俊也不丑。他70岁左右,稍嫌不足的是有点跛行。他每次来,四位房客都很高兴,因他会检修房屋。从屋顶到下水道、锅炉、电灯,如有损坏,全部包修。他有一个齐全的工具箱,检修时一身工装,不苟言笑,据说从前是位工程师。

有时德国人呆到晚上,和C姑一起出去。这时的C姑打扮得特别漂亮,头发梳成朝天髻,嘴上涂暗红色唇膏,裙摆及膝,套上黑色鱼网袜。走路的样子也变了,扭腰摆臀,像换了一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整日不下楼。不需解释,德国人是她的“Lover”。

我和小沈房门挨着,从不上锁。小沈瘦高个,青岛人,来美三年多,还有一年毕业。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问他毕业后回去吗?“再考虑。”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话中流露出对妻子的不满,原来他寄回家的钱,有一部分是给乡下弟弟的,却被妻子扣下。小沈“寄钱给家里”的那句话令我纳闷。后来从珍妮口中知道,独立屋扫秋叶、铲冬雪的体力活一直是小沈包下的,C姑按小时付工钱。

珍妮和印度人辛迪住灶间西边。那一头有一间卧房和客厅,辛迪住客厅里。两人都在附近的利曼学院上学。珍妮是独立屋唯一的女房客,20多岁,相貌姣好,但身材未达黄金分割标准,不够大长腿,不能算高挑。看得出小沈对她有好感,而珍妮却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四位房客日程不同,吃饭时间很难凑齐,甚至周末也是。我和小沈同桌共食的机会较多,各烧各的,食材简单,经常吃买来的水饺。我这半个山东人口味和小沈接近,高兴时开罐啤酒,就着生大蒜,谈笑风生。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快,转眼已三个月了。

纽约的气候,四月风,五月雨。有次雨连下了几天,我听到有“嗒,嗒”的声音。可房间里没有钟呀,循声发现屋角天花板上有颗滚圆的水滴有节奏地掉下来。找C姑来看,“我电话打去了,德国人过两天会上屋顶补漏的。”她说完就走。我只有放个脸盆在地板上接水。可是过了一星期,没见德国人来。“德国人不来,可以找美国人修呀!”这回珍妮也发现房间墙壁上有块潮湿,她嘟囔着上楼找C姑,敲门无人应。哪天离开的?没人知道。

过了不久,又来一场雨。大雨滂沱的那晚,我预感不妙,急匆匆赶回。果然!床全被淋湿,何止淋湿!下半部被褥都浸透了!“C姑就是这样拯救留学生的!?”我愤怒呼喊,三位室友闻声而至,帮我挪床,借被单和毯子给我。我决定马上离开此地,可一时到哪里租房啊?夜空划过一道闪电,我忽然想起宏发表叔。

自父亲回中国后,我看过他一次,听他说准备去办结婚登记,送行时还说:“以后常来哦,你婶子也是大学毕业……”可现在我走投无路,上门岂非唐突?然而电话里却传来慈祥的声音:“住到我这里来吧!不要你房钱,我也好有个伴。”我愣了一下,想问:是表婶回台湾啦?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改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吧,你就象征性的出50元,算是付水电费好了,明天过来拿钥匙,我下周去波士顿老板家。有些事要和你交代。”

困难时刻见亲情。

表叔姓韦,是我姨祖母的儿子,那年我陪父亲到纽约,曾应邀和他在唐人街中餐馆见面,阔别40多年,见到的是一位戴棒球帽,步履矫健的老者,比我父亲小一岁,也78岁了。

一见面我就说:“宏发叔叔,小时候在上海卡德路(现石门二路)还吃过你给我的烤鸡腿呢!”

“哦!好记性!你来过卡德路啊?那是我老板家,我在那里做大厨,他现在住波士顿,逢年过节还喊我去。”表叔显得很兴奋,“明年我要结婚了,是台湾人,老人中心里朋友介绍的。”

见我们父子俩惊讶的表情,又接着说:“自老伴走后,儿子又结婚分开,自己一个人住政府楼。”政府楼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在五个区多处兴建的高层楼房,专供给低收入家庭。政府楼外貌颇具特色,几乎都是成片由暗红色墙砌成,一般七层。房租便宜,且水电煤气全包。有些政府楼附近设有警察分局,或者经常出动警车巡逻,以掌控因同类群体高度集中所派生出的治安问题。

我搬家选在周日下午,为的是凑Jon的时间,Jon是我在纽约结识的第一位好友,双方父亲是旧识,他比我先来美,老马识途,常给我些指点。

搬家那日,天朗气清,Jon开来一部小型货车,我又请了另一位朋友来帮我搬东西,朋友临时没空,便荐了一位南美青年协助,等车一到,我和他两人把30来个大型黑色垃圾袋迅速装上。

“你怎会有这么多东西?”Jon皱起眉头好奇地问。

“还有这张刚捡到的小沙发我也想带去。”

“算了。”Jon有些不耐烦,干脆拒绝。

南美青年不跟车,还在门口对送行的珍妮重复刚学到的一句中文:“你很美丽!”引得她笑个不停。那天小沈和辛迪都不在家。

Jon看过地址,很快就找到方向,対身边的我说:“开车要小心,警车往往就停在路边不显眼的地方,一个疏忽就会遇上麻烦,吃罚单还是小事。”

我撘他的车不止一次了,一向佩服他的机智和驾驶技术,便说:“不会的,你从来也没有吃过罚单,再说——”

话未说完,只见Jon满脸惊慌,“不好!”原来他从后视镜里,发现一辆很小的只能坐一个人的警车在尾随我们。车身NYPD(纽约警局)四字清晰可见。“我们没有犯规呀!”Jon嘀咕着开进小区,可警车还是不快不慢地跟着。

到了停车坪,车上跳下一名警官,很有礼貌地上前问:“你们去哪里?干什么?”我抢先回答:“搬些东西到叔叔家。”警官掏出小本记下地址电话。

“里面是些什么?”他指着车斗里的30个垃圾袋问,“都是家用物品。”我不好意思说还有一条湿被子。“好!跟我到办公室。”

一坐下,Jon有些紧张。警官就录下我们的姓名住址。这时,Jon立刻声明:“我是受雇来搬家的,和他不认识。”警官瞟了他一眼,转向我,“你要知道安息日是不能搬家的。”

“那我们马上搬回去。”

“Too late!(太晚了)”警官提高了声调盯着我。“车子和车上的东西都不能动。过两小时来见我!”原来警局就在这里。

当我们再去办公室,现场多了位任大楼管理员的西裔中年人,正巧波士顿宏发叔来电话,大楼管理员抓过话筒,一字一句地重申规定:“政府楼不能租让,除了配偶,子女不能继承,否则取消居住资格。”我想象得出宏发叔此时的尴尬,和因我搬家带给他的精神负担。

管理员把电话递给了我,“我让你人先过来,你为什么要搬来那么多东西?好了!我已经和他们讲清楚,今晚你可以住在我房里。”Jon很不高兴地和我一起把30多袋家当搬上五楼。随后,我搜出冰箱里的食材,煮了两大碗面条,吃完已近午夜,Jon悻悻然驾车离去。

本以为搬家之事已告一段落,谁想产生的余波竟还在后头。

那日我睡在“韦公馆”的客厅,单人床是宏发叔为我准备的,一宿好眠。第二天早晨,把“韦公馆”巡视一遍。这是五楼的一个单元,进门走廊通客厅,走廊左边前后两间都是单面窗,近门的卧室堆放杂物、箱笼、米桶,像个仓库,除了我那30多袋家当外,还发现一个紫红色的手提箱,和同样颜色的旅行包,藏在屋角散发出女性的气息。近客厅那间,大床旁边衣架上挂着一件好看的浅红色睡衣。那表婶平时住在哪里呢?客厅窗多明亮。除单人床还有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放电话的茶几,下面有几盘成人录像带。靠背横铺的毛巾很久没有洗过了。对面墙上相框里的老妇人很像我的祖母,那是宏发叔的母亲。相框下是一架20寸的电视机。

宏发叔提前回纽约,他回来后,电话也多了起来,都是找“胡李瑶芬”的,男女都有。

“胡李瑶芬是谁?”我问。

“你婶子。”他语调平淡。加夫姓的姓名,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年我在上海任妇产科医生时都是这么叫的。我好奇的是为啥新婶子和表叔结婚快一年,还分居两处。宏发叔对频繁找“胡李”的电话很不耐烦,往往是挺直身子大声回答:“这里是韦公馆,没有胡李瑶芬!”然后“咔嚓”挂断。这也就是政府楼“韦公馆”的来历。

我搬去后的第三周,胡李瑶芬才出现在“韦公馆”。首次见到的新婶子是一位60岁开外,身材适中,薄施脂粉的美妇。个头比表叔略高,谈吐不俗,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这看上去并不般配的一对究竟是什么驱动力才走到一起的呢?胡李瑶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还带来几个大箱子?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韦公馆”非我久留之地,必须筹划再次搬家。

为了寻找合适住房,我既买报纸又托朋友。报上有整版广告,我把看起来不错的用红笔勾出,逐一筛选,立即联系。不然稍纵即逝,失之交臂。幸好朋友介绍在皇后区的一处,前任房客刚走,房东在面试多人后选中了我。

那日付了头款,回来较晚,见宏发叔卧室灯还亮着,便敲门进去,看到床头露出的两张脸,我感到新奇又滑稽。接着我把搬家的决定告诉他们。对我离开的日程,胡李瑶芬非常支持,主动帮我找搬家公司,并预付了搬运费。我推让多次,回答总是“婶婶应该做的。”她语调诚恳,我却之不恭,只好接受了。

临行那天,婶婶和宏发叔一起上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到家就帮着烧菜。餐桌上她频频夹菜给我,宏发叔反而沉默寡言。不料收拾碗盏时,他突然冒出一句,“以后不会再有三人一起吃饭了。”当时我十分诧异,心想只要我来看望你们就能办到。但后来的发展委实在宏发叔的意料之中。

  五

搬运公司的大卡车驾驶室挺大,婶婶和我并排坐在司机旁,途中她说:“你叔叔眼界太小,只满足他周围的那一块。我前夫在台湾是知名人物,可惜他在一次出任务时,司机抢红灯被火车撞着,当场身亡,留下三子一女,现在两子一女在美国。他们经商,希望我赶快办好身份,开公司,省得台美两地跑。”说到这里,她突然顿住,话锋一转,“你有什么事我能帮到的,尽管打电话给我。”

萍水相逢,我心头暖滋滋地。安顿好新居后,我去独立屋向C姑要回首付时的押金。她连声向我道歉,我放弃索赔。原来她和德国人临时起意去了欧洲。那天小沈一人在家,分别时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姜还是老的辣!”

不久后,突然接到胡李瑶芬的电话留言:“我的临时绿卡弄丢了!现在你叔叔不给我办新卡怎么办?”我按她给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原来她已离开“韦公馆”分居了。我找出移民局发布的文件告诉她,临时绿卡两年试用期满,夫妇向移民局证明婚姻真实即可转正。

“那现在是遗失了,还不到两年,而且已分居——”她抢着说。

“不急,下面还有!”我一字一句读:“如婚姻失效,夫妻双方分居,只要配偶能够证明婚姻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获得移民利益,也可转正。”

这事儿后来因宏发叔拒绝做证明而告吹。期间我还多次给韦公馆宏发叔打电话,虽未被挂断,却毫无转圜余地。

移民局文件中的“利益”二字使我陷入沉思。难道在物欲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本质就只是利益交换吗?一纸婚约使女性从男人那里拥有社会资源,并惠及家人,反之亦然。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茱丽叶如此相爱,却不得入婚姻之门,因为他们背后的家族之间无利益交换可言。为什么相亲会上把家里有多少房、车、存款摆出来,也是为了利益交换。

婚姻和爱情,原本不是一种东西。两者兼有,可遇而不可求。那场大雨促成我搬家,更促使我深思,在人类社会里,利益交换早已扩散到婚姻、爱情、和性。

作者简介

蔚蓝,本名许昇德,上海市人,现居纽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科退休。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纽约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会员,著有《蔚蓝散文集》,《有多少事可以重来》,《蔚蓝诗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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