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散文）

          ■蔚蓝（纽约）

一

如果没有那场大雨，也许我不会搬去“韦公馆”。

从独立屋到政府楼，是我离开亲戚家在外租房的一段经历。有个不成文的通例，来美国投奔亲戚，一般是住一年，过了一年还不离开，难免授人以话柄。

上世纪80年代中，陪父亲来美，访问他的母校，继之旅行。全程结束后，我一人留在纽约医学中心进修，签证期满，又循例续一次，可要在第二次续签到期前拿到H1签证就要从长计议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好友C君向我介绍他姑姑买下的独立屋，是专租给留学生的，租金低于市价。美国房屋类型多，像纽约这种大城市寸土寸金，尤其在繁华的曼哈顿，多是公寓式住宅（Apartment）为主，而在曼岛以外，独立屋却占了绝大比例。

C君的姑姑是一位美国医院的退休护士，几年前花了三万美元在纽约买了栋房。“太便宜了！”我对C君说，“年前我随父亲旅行，在堪萨斯州一条乡村公路边的独立屋也要卖到五万呢！”而在纽约，人们一听到Single family house（独立屋）便会联想到高端人士的居处，然而这栋大不同。

在布朗士区一处街心花园对面，有一排外墙是阔木板交叠的房子，每栋间距并不狭仄，屋后也有庭院，假三层，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屋。看房那天，我准时到达，推开虚掩的门，出乎想象，踩在脚下上下滑动的地板，竟像跳板；迎面一条歪斜的木楼梯是改建过的，转弯处的大角度夸张得令人不明所以。

房东C姑已站在二楼灶间入口处等我，高大白皙，约莫60岁。她一边交谈，一双精明的黑眼珠一边透过眼镜打量我，最后说：“月租190元，不能再减了，我这是在拯救大陆来的留学生呀！”

“拯救？”我心头一震。

二楼已有两男一女，分住在灶间东西两侧的卧房和客厅里。“喏，这是给你留的。”她指着东侧后面的一间，（其实是后来隔的）朝东有扇小窗，望出去是邻栋的墙壁，比前面有朝南临街大窗的房间光线暗了不少。前间房门半掩。

“小沈是山东来的，他在曼哈顿上课，”C姑继续介绍，“其他两间都在西边。”灶间两个煤气头公用，旁边立着一人高的大冰箱，里面塞满食物。冰箱内奇冷，无法调节温度。旁边四把椅子围着一张长方木桌，桌面板特厚，像是中世纪的古董，靠在南窗下面。她望着我皱起的眉头，诡异地笑了笑。余下不多的空间，是四位房客活动的公用场地。我后来才知道，这房子里所有的设备、家具、包括小沈那台只能看几个频道的电视机都是街上捡来的。C姑介绍完毕，上楼去了。她独居假三层，就是屋顶开窗的小间。她和这群被“拯救”的留学生接触以及收房租都只在这个灶间里。

第二天，我从亲戚家提着一个行李箱，掮着大挎包乘地铁搬了过来。谁能想到三个月后，一场大雨又把我送走，搬去了“韦公馆。”

二

C姑除了一个人去超市买食物和日用品外，从未见过有谁来和她一起出去，唯有一位“德国人”（大家都这么称呼）每周至少来一次。个头和她一般高，有稀疏的亚麻色头发，梳得很平整，胸挺得笔直，不英俊也不丑。他70岁左右，稍嫌不足的是有点跛行。他每次来，四位房客都很高兴，因他会检修房屋。从屋顶到下水道、锅炉、电灯，如有损坏，全部包修。他有一个齐全的工具箱，检修时一身工装，不苟言笑，据说从前是位工程师。

有时德国人呆到晚上，和C姑一起出去。这时的C姑打扮得特别漂亮，头发梳成朝天髻，嘴上涂暗红色唇膏，裙摆及膝，套上黑色鱼网袜。走路的样子也变了，扭腰摆臀，像换了一个人。第二天早上回来，整日不下楼。不需解释，德国人是她的“Lover”。

我和小沈房门挨着，从不上锁。小沈瘦高个，青岛人，来美三年多，还有一年毕业。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四岁的儿子。问他毕业后回去吗？“再考虑。”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话中流露出对妻子的不满，原来他寄回家的钱，有一部分是给乡下弟弟的，却被妻子扣下。小沈“寄钱给家里”的那句话令我纳闷。后来从珍妮口中知道，独立屋扫秋叶、铲冬雪的体力活一直是小沈包下的，C姑按小时付工钱。

珍妮和印度人辛迪住灶间西边。那一头有一间卧房和客厅，辛迪住客厅里。两人都在附近的利曼学院上学。珍妮是独立屋唯一的女房客，20多岁，相貌姣好，但身材未达黄金分割标准，不够大长腿，不能算高挑。看得出小沈对她有好感，而珍妮却刻意与他保持距离。

四位房客日程不同，吃饭时间很难凑齐，甚至周末也是。我和小沈同桌共食的机会较多，各烧各的，食材简单，经常吃买来的水饺。我这半个山东人口味和小沈接近，高兴时开罐啤酒，就着生大蒜，谈笑风生。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快，转眼已三个月了。

纽约的气候，四月风，五月雨。有次雨连下了几天，我听到有“嗒，嗒”的声音。可房间里没有钟呀，循声发现屋角天花板上有颗滚圆的水滴有节奏地掉下来。找C姑来看，“我电话打去了，德国人过两天会上屋顶补漏的。”她说完就走。我只有放个脸盆在地板上接水。可是过了一星期，没见德国人来。“德国人不来，可以找美国人修呀！”这回珍妮也发现房间墙壁上有块潮湿，她嘟囔着上楼找C姑，敲门无人应。哪天离开的？没人知道。

过了不久，又来一场雨。大雨滂沱的那晚，我预感不妙，急匆匆赶回。果然！床全被淋湿，何止淋湿！下半部被褥都浸透了！“C姑就是这样拯救留学生的！？”我愤怒呼喊，三位室友闻声而至，帮我挪床，借被单和毯子给我。我决定马上离开此地，可一时到哪里租房啊？夜空划过一道闪电，我忽然想起宏发表叔。

自父亲回中国后，我看过他一次，听他说准备去办结婚登记，送行时还说：“以后常来哦，你婶子也是大学毕业……”可现在我走投无路，上门岂非唐突？然而电话里却传来慈祥的声音：“住到我这里来吧！不要你房钱，我也好有个伴。”我愣了一下，想问：是表婶回台湾啦？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改说：“那怎么可以！”“这样吧，你就象征性的出50元，算是付水电费好了，明天过来拿钥匙，我下周去波士顿老板家。有些事要和你交代。”

困难时刻见亲情。

三

表叔姓韦，是我姨祖母的儿子，那年我陪父亲到纽约，曾应邀和他在唐人街中餐馆见面，阔别40多年，见到的是一位戴棒球帽，步履矫健的老者，比我父亲小一岁，也78岁了。

一见面我就说：“宏发叔叔，小时候在上海卡德路（现石门二路）还吃过你给我的烤鸡腿呢！”

“哦！好记性！你来过卡德路啊？那是我老板家，我在那里做大厨，他现在住波士顿，逢年过节还喊我去。”表叔显得很兴奋，“明年我要结婚了，是台湾人，老人中心里朋友介绍的。”

见我们父子俩惊讶的表情，又接着说：“自老伴走后，儿子又结婚分开，自己一个人住政府楼。”政府楼是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在五个区多处兴建的高层楼房，专供给低收入家庭。政府楼外貌颇具特色，几乎都是成片由暗红色墙砌成，一般七层。房租便宜，且水电煤气全包。有些政府楼附近设有警察分局，或者经常出动警车巡逻，以掌控因同类群体高度集中所派生出的治安问题。

我搬家选在周日下午，为的是凑Jon的时间，Jon是我在纽约结识的第一位好友，双方父亲是旧识，他比我先来美，老马识途，常给我些指点。

搬家那日，天朗气清，Jon开来一部小型货车，我又请了另一位朋友来帮我搬东西，朋友临时没空，便荐了一位南美青年协助，等车一到，我和他两人把30来个大型黑色垃圾袋迅速装上。

“你怎会有这么多东西？”Jon皱起眉头好奇地问。

“还有这张刚捡到的小沙发我也想带去。”

“算了。”Jon有些不耐烦，干脆拒绝。

南美青年不跟车，还在门口对送行的珍妮重复刚学到的一句中文：“你很美丽！”引得她笑个不停。那天小沈和辛迪都不在家。

Jon看过地址，很快就找到方向，対身边的我说：“开车要小心，警车往往就停在路边不显眼的地方，一个疏忽就会遇上麻烦，吃罚单还是小事。”

我撘他的车不止一次了，一向佩服他的机智和驾驶技术，便说：“不会的，你从来也没有吃过罚单，再说——”

话未说完，只见Jon满脸惊慌，“不好！”原来他从后视镜里，发现一辆很小的只能坐一个人的警车在尾随我们。车身NYPD（纽约警局）四字清晰可见。“我们没有犯规呀！”Jon嘀咕着开进小区，可警车还是不快不慢地跟着。

到了停车坪，车上跳下一名警官，很有礼貌地上前问：“你们去哪里？干什么？”我抢先回答：“搬些东西到叔叔家。”警官掏出小本记下地址电话。

“里面是些什么？”他指着车斗里的30个垃圾袋问，“都是家用物品。”我不好意思说还有一条湿被子。“好！跟我到办公室。”

一坐下，Jon有些紧张。警官就录下我们的姓名住址。这时，Jon立刻声明：“我是受雇来搬家的，和他不认识。”警官瞟了他一眼，转向我，“你要知道安息日是不能搬家的。”

“那我们马上搬回去。”

“Too late!（太晚了）”警官提高了声调盯着我。“车子和车上的东西都不能动。过两小时来见我！”原来警局就在这里。

当我们再去办公室，现场多了位任大楼管理员的西裔中年人，正巧波士顿宏发叔来电话，大楼管理员抓过话筒，一字一句地重申规定：“政府楼不能租让，除了配偶，子女不能继承，否则取消居住资格。”我想象得出宏发叔此时的尴尬，和因我搬家带给他的精神负担。

管理员把电话递给了我，“我让你人先过来，你为什么要搬来那么多东西？好了！我已经和他们讲清楚，今晚你可以住在我房里。”Jon很不高兴地和我一起把30多袋家当搬上五楼。随后，我搜出冰箱里的食材，煮了两大碗面条，吃完已近午夜，Jon悻悻然驾车离去。

本以为搬家之事已告一段落，谁想产生的余波竟还在后头。

四

那日我睡在“韦公馆”的客厅，单人床是宏发叔为我准备的，一宿好眠。第二天早晨，把“韦公馆”巡视一遍。这是五楼的一个单元，进门走廊通客厅，走廊左边前后两间都是单面窗，近门的卧室堆放杂物、箱笼、米桶，像个仓库，除了我那30多袋家当外，还发现一个紫红色的手提箱，和同样颜色的旅行包，藏在屋角散发出女性的气息。近客厅那间，大床旁边衣架上挂着一件好看的浅红色睡衣。那表婶平时住在哪里呢？客厅窗多明亮。除单人床还有两张单人沙发，中间隔着放电话的茶几，下面有几盘成人录像带。靠背横铺的毛巾很久没有洗过了。对面墙上相框里的老妇人很像我的祖母，那是宏发叔的母亲。相框下是一架20寸的电视机。

宏发叔提前回纽约，他回来后，电话也多了起来，都是找“胡李瑶芬”的，男女都有。

“胡李瑶芬是谁？”我问。

“你婶子。”他语调平淡。加夫姓的姓名，我一点也不奇怪，当年我在上海任妇产科医生时都是这么叫的。我好奇的是为啥新婶子和表叔结婚快一年，还分居两处。宏发叔对频繁找“胡李”的电话很不耐烦，往往是挺直身子大声回答：“这里是韦公馆，没有胡李瑶芬！”然后“咔嚓”挂断。这也就是政府楼“韦公馆”的来历。

我搬去后的第三周，胡李瑶芬才出现在“韦公馆”。首次见到的新婶子是一位60岁开外，身材适中，薄施脂粉的美妇。个头比表叔略高，谈吐不俗，举手投足尽显大家风范。这看上去并不般配的一对究竟是什么驱动力才走到一起的呢？胡李瑶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还带来几个大箱子？这使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韦公馆”非我久留之地，必须筹划再次搬家。

为了寻找合适住房，我既买报纸又托朋友。报上有整版广告，我把看起来不错的用红笔勾出，逐一筛选，立即联系。不然稍纵即逝，失之交臂。幸好朋友介绍在皇后区的一处，前任房客刚走，房东在面试多人后选中了我。

那日付了头款，回来较晚，见宏发叔卧室灯还亮着，便敲门进去，看到床头露出的两张脸，我感到新奇又滑稽。接着我把搬家的决定告诉他们。对我离开的日程，胡李瑶芬非常支持，主动帮我找搬家公司，并预付了搬运费。我推让多次，回答总是“婶婶应该做的。”她语调诚恳，我却之不恭，只好接受了。

临行那天，婶婶和宏发叔一起上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回到家就帮着烧菜。餐桌上她频频夹菜给我，宏发叔反而沉默寡言。不料收拾碗盏时，他突然冒出一句，“以后不会再有三人一起吃饭了。”当时我十分诧异，心想只要我来看望你们就能办到。但后来的发展委实在宏发叔的意料之中。

  五

搬运公司的大卡车驾驶室挺大，婶婶和我并排坐在司机旁，途中她说：“你叔叔眼界太小，只满足他周围的那一块。我前夫在台湾是知名人物，可惜他在一次出任务时，司机抢红灯被火车撞着，当场身亡，留下三子一女，现在两子一女在美国。他们经商，希望我赶快办好身份，开公司，省得台美两地跑。”说到这里，她突然顿住，话锋一转，“你有什么事我能帮到的，尽管打电话给我。”

萍水相逢，我心头暖滋滋地。安顿好新居后，我去独立屋向C姑要回首付时的押金。她连声向我道歉，我放弃索赔。原来她和德国人临时起意去了欧洲。那天小沈一人在家，分别时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姜还是老的辣！”

不久后，突然接到胡李瑶芬的电话留言：“我的临时绿卡弄丢了！现在你叔叔不给我办新卡怎么办？”我按她给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原来她已离开“韦公馆”分居了。我找出移民局发布的文件告诉她，临时绿卡两年试用期满，夫妇向移民局证明婚姻真实即可转正。

“那现在是遗失了，还不到两年，而且已分居——”她抢着说。

“不急，下面还有！”我一字一句读：“如婚姻失效，夫妻双方分居，只要配偶能够证明婚姻不是为了规避法律，获得移民利益，也可转正。”

这事儿后来因宏发叔拒绝做证明而告吹。期间我还多次给韦公馆宏发叔打电话，虽未被挂断，却毫无转圜余地。

移民局文件中的“利益”二字使我陷入沉思。难道在物欲社会中，人际交往的本质就只是利益交换吗？一纸婚约使女性从男人那里拥有社会资源，并惠及家人，反之亦然。为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茱丽叶如此相爱，却不得入婚姻之门，因为他们背后的家族之间无利益交换可言。为什么相亲会上把家里有多少房、车、存款摆出来，也是为了利益交换。

婚姻和爱情，原本不是一种东西。两者兼有，可遇而不可求。那场大雨促成我搬家，更促使我深思，在人类社会里，利益交换早已扩散到婚姻、爱情、和性。

作者简介

蔚蓝，本名许昇德，上海市人，现居纽约。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病理科退休。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纽约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会员，著有《蔚蓝散文集》，《有多少事可以重来》，《蔚蓝诗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