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92期。原公众号文章由怡然编辑/编发。）
最早读陈思和教授的书，已经是1998年了。那时候我刚从美国访学回来，第一次得到陈教授的赠书《黑水斋漫笔》，心里很高兴。望着他鲜活的签名与盖章，便由衷地感到一股温馨。正如他书中夹着的短信所言：“这年头最快活的事，就是读到朋友的作品了。”
我是一字一句，从头到尾读完《黑水斋漫笔》的。《黑水斋漫笔》，给我的知识量与信息量都很大。我在此书中知道他早年师从贾植芳先生，知道巴金这个名字刻进他的脑际，源于《憩园》中被妻子与大儿子赶出家门的杨梦痴瘦长褴褛的影子，在夕阳下慢慢移动，而他的小儿子寒儿为寻父爱的情节，震撼着当年同样年少的陈思和的小小心灵。从此，朦胧中的少年陈思和觉醒了。
陈思和的恋父情结是与生俱来的。在他二十个月的时候，父亲便“支内”常年居住西安。他随母亲、外祖父母与两个妹妹居住上海。父亲烟酒厉害，有时寄些钱回家有时就不寄。母亲每月都愁家里的开销。14岁的他不得不担当家庭“主管”，由母亲给他60元左右，负责开销全家生活。小小陈思和要承担一个大家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与三顿饭菜、房租水电费，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他承担了下来。这苦难的日子，给我带来共鸣。当读到他因为没有钱，只能买六分钱一只的酱麻雀全当是酱鸭时，我的童年的、少年的苦难场景，如同电影一样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书读到此，我与作者的心灵完全相通了。就像作者当年刻进“寒儿”与“杨梦痴”一样，我的脑际里刻着一个小小少年为全家的开销用空火柴盒分门别类地写着“房租费”、“水电费”、“菜金”等，以及他拎着一串酱麻雀时，那种想告诉妹妹全当是酱鸭的欣喜与苦涩的心情。
读罢《黑水斋漫笔》，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海。于是我决定在这个海里，做一块海绵。当天便去图书馆外借部，借来了他著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马蹄声声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三本书我尤其喜欢《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它是我所看到众多巴金传记中最具个性和学术特点的作品。全书以“人格的发展”为主线，勾勒巴金前半生人格形成、发展与高扬的历程，表达经过“五四”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风云变幻背景下，探寻真理、寻找道路的艰难历程。让我们看到作者笔下的巴金，是立体的、有着信仰与理想的。而这信仰与理想，又是极其真诚的。它使我们很平实、很朴素地接近巴金。它又为我们能够明白无误地解读巴金作品，开启了一把钥匙。
我漫游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在字里行间呼吸着呼吸；感觉着作者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触摸，用自己的智慧去明白、去接近巴金、懂得巴金的。懂得巴金多么不容易。作者能透过外表看内质，透过时代背景看思想深度，透过明白易懂的文字，看藏在语言背后的力度。特别当作者谈到巴金晚年撰写《随想录》时，由于年岁大，手颤抖得厉害，每写一字都很痛苦。有时右手停在那里一个字也写不出，要用左手推一下才可以写下去。我顿时感到了一个老人的忏悔、艰难与固执，这艰难与固执让我体会着老人“以血代墨”的沉重。这样沉重的人生，老人度过了一辈子，却仍然紧紧守住不愿放弃。不放弃，老人在痛苦中才能感到生命的疼痛、充实与力量。这是多么高贵的人格魅力，不由得让我想起老人晚年强调的“说真话”。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陈教授1987年6月出版的一部纯理论著作。这是他第一部理论著作。它让我看到当年一个青年学者用“整体观”的视角，探索与阐释中国新文学史的野心。我一章章地读下去，发现每一章都有着从“五四”到“新时期”的历史环节，它们不是局部的、某一历史阶段的问题，而是贯穿整个新文学史的现象。这对当时“西学东渐”，不少学者追随萨义德、德里达、海德格尔等西方热门理论家时，年轻的陈思和却有着自己的设想与对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探索。这不能不说其出发点与生命内核，都是在为后来属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打下扎实的基础。
我始终认为理论有别于评论，理论是创造思想体系的。而一个学者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又何其艰难。陈教授的这本理论著作，不是大而无当的空头理论。它让我感到一种实在，一种能够触摸中国新文学史“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中国新文学现代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关系，中国新文学当代意识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此书第68页中所说：“中国新文学每完成一个圆型的轨迹时，总是高于原来的起点，而不是封闭住自身。”
读完全书，我并没有感到理论书的枯燥。这在于陈思和写得比较“贴”。他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总是有具体的文本实例，让读者有枝可依。即使写到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上的差异，他也会写得比较具体而形象。这便是我后来一本又一本阅读他的理论与评论著作的理由。
然而我生性怯懦，多年来与陈教授的交往并不多。除了给他寄我的新书，便没有什么联系了。读他书后的一些感想，一些观点，也一直藏在心底，一年年积累。我知道陈教授很勤奋、很用功。他自小遵循“黎明即起”的古训，为让自己不睡懒觉，十几岁时便苦读得有点儿自虐。每天临睡前必喝一大杯白开水，不到“五更”，非醒来入厕，接着就披衣而起。他常常敲自己的警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在他看来，睡个懒觉便是何等的堕落了。
2001年初，我买到陈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此书是大学中文系必读之书。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史的写作格局，将文学史知识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在对具体作品把握和理解的基础上，以文学史多元化的整合视角，对作品做出多意性的解读与诠释，从而探究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行整合下曲折地延续、生存与发展的流程，力图将文学史成为一部知识分子的灵魂史。显然，这是一种文化史文学观的体现，它所强调的是打破以往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视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书中有不少作家图片，以及作家的简介，读之感到亲切。
《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都是作者近些年的著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中，我对他那篇《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尤其感兴趣。作者谈到从抗战爆发到1949年后，到“文化大革命”这四十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特殊阶段。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作者准确无误地道出了那个年代，人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
《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讲述了现当代名著12部。《狂人日记》、《生死场》、《电》、《雷雨》、《边城》等，其中也谈到文本细读与文学史教学。关于教学，让我想起陈思和自2001年９月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在半年时间内就做了两件实事：一、改革系务，实行系务决策民主化和公开化。建立中文系内部局域网，将系里所有决策计划上网公布；将所有牵涉到职称评定、出国讲学、进人留人的事情全权交给学术委员会，由民主投票决定，再成立全体教授会，共同策划系里事务。二、课程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读为核心的中文系课程计划，计划在中文系一二年级阶段共开设２０门原典精读课程，让学生掌握一套扎扎实实的“看家本领”，不讲宏大叙事，老老实实读文本。
陈教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除了教学上的改革，他还出任《上海文学》主编。这与他崇尚巴金有关。他说：“巴金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是出色的编辑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他一生。”当然陈教授之所以受聘出任刊物主编，首先是对《上海文学》20多年坚持纯文学道路的钦佩，其次是源于对把一生献给文学的已故前任主编周介人的怀念。同时他有自己的主张与理念，并一定要像巴金一样，给文学作者搭建一个好的平台。
直到最近陈教授来杭州“浙江人文大讲堂”演讲前，我才第一次见到他。那天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一下出租车，便远远地看见陈教授站在大厅里等候我们。他与图片上的形象没什么两样，但他的个子比我想象的高。我们就坐在宾馆大厅的咖啡厅里闲聊，此时咖啡厅只坐着他和我们母女二人，很安静。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都有一种见过的感觉。
我女儿今年考上北大中文系，陈教授赠她一本《谈话的岁月》。我们的闲聊就从我女儿的学习、弹钢琴、写小说开始，聊着聊着，时光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小时。陈教授第二天一早要演讲，我们便起立合影留念。告别时我说：“明天我们一定来听您的演讲。”
与陈教授见面，只感到时光匆匆。我满脑子想着他一整套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如：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等文学史理论新概念。本想与他好好探讨，见到他时却只字未提，留下深深的遗憾。第二天上午“浙江人文大讲堂”，近千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观众，倾听了陈教授关于《人文教育的位置》的演讲。我与女儿都是第一次听陈教授演讲，只觉得他的演讲流畅、朴实又幽默风趣。什么是人文教育？陈教授的观点是：“没有人文理想是不行的。什么样的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教育永远是最重要的。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世界就是心灵世界，也就是人性的世界。”
这些天我又从图书馆借回来了陈教授的《不可一世论文学》，及他与杨扬编著的《90年代批评文选》，很想读他2004年4月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草心集》，该书有他为纪念母亲去世而写的《母亲的手》。亦有他的导师贾植芳与师母感天动地的夫妻情，还有怀念杭州籍作家无名氏先生与论述鲁迅的《野草》等。说起鲁迅，我的思绪就跑得快。鲁迅20年代不在教育部做官，靠赚稿费为生。《野草》是鲁迅转型期的作品。它的语言旋律与节奏感，使人感到时而铿锵、时而悠扬、时而跳荡急促、时而舒缓沉重。这节奏感无疑是鲁迅灵魂游离了躯体的杰作。
记得陈思和写过《三论鲁迅骂人》一文，他对鲁迅的了解与理解都是透彻的。他说：“我有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庆幸：幸而中国２０世纪文学有了鲁迅，就如同欧洲的２０世纪文学有了卡夫卡。后者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压抑与绝望，而前者则对本国的精英们梦寐以求的西方现代化的样板抱着深深的疑虑。似乎只有鲁迅才敢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一种哪儿也不向往，没有第二的空间也没有第二的时间，就只是牢牢地粘在现实的土地上，与种种鬼魅死缠烂打，并由此，升腾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灵魂。”
这部《不可一世论文学》的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作家心迹探讨，有论述王安忆、阎连科、张炜、莫言、韩少功、林白的小说。下编：跨越世纪之门，是一些“序”文。
也许我秉性中有对“恶魔”的喜好，所以一看到书中有两篇题为：“试论阎连科《坚硬如水》的恶魔性因素”与“试论张炜小说中的恶魔性因素”，便产生极大的兴趣。于是一口气读下来，只觉得作者的笔力，力透纸背。应该说，从古希腊到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恶魔性(the daimonic) 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与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具有一种“恶魔性——魔鬼”的对应结构。
然而在中国的“恶魔性”小说里，作者够敏锐、够具审美力地指出：“关于恶魔性的审美因素及其精神构成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展开，阎连科与张炜的小说所呈现的恶魔性因素都仅仅在原欲（原型的欲望）的层面上有所涉及，还没有达到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令人颤栗的深刻程度，诸如‘恶’的人性因素、罪感与忏悔、复仇与恐怖等等”。
我十分喜欢这两个“试论”文章，不仅因为作者写得完整而精当。主要还有一种对“中国式恶魔”的探寻。这一探寻，其路便无限宽广。大大颠覆了从前古老中国文化中的人性理论，也颠覆了几十年来支配中国社会的信仰、伦理、人文以及种种意识形态。
收在《不可一世论文学》的莫言论，虽然只第一部分，但作者严谨密实的论述，似乎让我大气不喘地一口气读了下来。以我之见，此论述颇与莫言文风相融。它驱使我们要去看莫言那些来自民间的充满恶意、卑劣和愚蠢的小说世界。而《林白论》，让我感到亲切。作为一个男性学者，能够如此站在女性的角度与立场，来论述女性作品、理解女性，着实不多。那种对女性的深深理解，让我想到从小与母亲、妹妹生活在一起的作者，对女性的苦难、女性的坚韧是早有洞察的。我想只有站在女性的角度与立场上，论述女性作品，才不会“隔”，才能呼吸到从女性生命底蕴中唤发出来的芳香。
陈教授的学问很大，功底很扎实。他既是一个海，又是一片森林。我在海里像海绵一样吸取营养，又徜徉于森林中呼吸氧气。我想倘若再过上一百年，他的这些作品仍然会像古老的银餐具那样，成色依旧纯正地展现着它的分量。这是一种感觉，来源于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他对中国文学的着眼点。
（原载《作家》杂志 200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