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在美国寓居纽约的四年（1942—1946）中，1944年是他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他在这一年的三、四月份，曾首次赴芝加哥大学讲述“中国思想史”课程，但是这一时期日记的失落实为可惜。研究胡适日记的学者都知道，在《胡适日记全编》里缺少了一些年份，留下有不少空缺，其中1944-1945年的日记就是一大空档。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邓嗣禹先生，有过邀请胡适前往芝大任教的口述文章，其中有许多胡适任教期间的细节与故事，弥补了胡适1944年日记遗缺之憾。而与胡适交情至深的杨联陞和王重民，也有和胡适的往来信函，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段历史。

    胡适在芝大首次讲述“中国思想史”

　　2018年11月18日，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李若虹在《文汇学人》上发表文章：“卜居与飘零:胡适在哈佛任教的一年”。在文章中，李若虹论述“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为哈佛大学远东系第一次开设‘中国思想史’一课。”笔者认为，第一次在哈佛大学开设课程的说法是不确切的。1944年3月，胡适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中国思想史”讲座才是第一次。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的口述文章中（详见《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第179页），有这样的记载：

　　胡先生大使任期满后，在美国几处大学作短期讲演。当时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并主持过美国陆军特训班（A.S.T.P—ArmySpecialTrainingProgram）的工作，教美国大兵们说中国话，兼让他们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社会、风土人情，准备他们遇必要时，去中国对日本人作战时之需。

　　1944年初春，我们礼聘胡先生去芝加哥大学讲学十余日，所以他把自己比做打工之人，戏称我为“邓老板”。每日讲演一次，每周五次。其他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聊天，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尤其是关于民国初年史事，他知道幕后背景，个中底细，普通书中不易看到。他能从早谈到晚，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使人久闻不厌，而且毕生难忘，此非对于文学小说，修养有素，再加以说书者之技巧，听之入彀，绝难吸引人之注意如胡先生之成功。

　　1944年，邓嗣禹时任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兼远东图书馆（东亚图书馆前身）馆长，并主持美国陆军特训班的工作。邓嗣禹在文章中提到的“1944年初春”，具体是什么时间节点呢？

　　1944年3月14日，杨联升写给胡适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中国思想”讲稿一事：“您的思想史，还是动起手来好。外国人写中国通史，不是不大，就是不精，总难让人满意。……越是概论，越得大师来写，您的书千万不要放弃。”（详见杨联陞著、蒋力编《莲生书简》第19页）。我们从杨联升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得知，1944年3月期间，胡适的“中国思想史”讲稿正在写作阶段，并且是在杨联陞的督促之下完成的。

　　1944年3月22日，胡适出发之前，在写给王重民的信函中，记录他去芝加哥大学讲课的具体时间：“我二九日去芝加哥看看他们的藏书，顺带为邓嗣禹的兵官学校作六个演讲。四月十三日可东归。”胡适在信中所指的“兵官学校”，即是芝加哥大学当时开设的ASTP“中国语言文史特别训练班”。胡适演讲的具体时间，可界定为1943年3月29日—4月13日期间。这段经历目前在《胡适日记全编》《胡适年谱》中均属于被遗漏的内容。

　　关于胡适首次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具体安排在ASTP课程的哪个阶段，我们可以从邓嗣禹《美国陆军特训班给予吾人学习西语的教训》（详见《家国万里：邓嗣禹的学术与人生》，第38页）一文中可以得知。

　　由此可见，从邓嗣禹的两篇回忆文章，以及胡适与杨联陞和王重民的往来信札中，三者相互佐证：胡适首次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是被安排在ASTP课程中地域研究阶段，第二学期的中国历史部分。跨接两周，有十多天时间。这应该是胡适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的雏形。后来，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6月，胡适第二次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持续到了八个月的时间，应该将这门课程的内容进行了扩展。

　　关于胡适在这一段时间日记失落的原因，笔者转述李若虹的文章内容如下：

　　1946年，他准备离开纽约，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前，因为忙着预订返沪的远洋海轮票，收拾书箱交付海运，心脏病又犯了。虽然友人们劝他推迟行程，等到秋天再动身，但是他说自己“去意已决”。胡适在5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转运公司来搬我的书箱，我把书箱十四只送走了，又把小Trunks（箱子）十只也送走了”。其中一个小箱子里装的就是他的日记。忙乱中1944－1945年的那本日记准定弄丢了。

    胡适在课余时间的趣事

　　胡适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居住在芝大的教职员俱乐部，业余时间他喜欢有人陪同他聊天，而且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由于胡适在芝大讲学期间，是由邓嗣禹全程陪同，所以了解到许多讲学之外的许多细节与趣事。邓嗣禹在他的回忆文章记述道：

　　胡先生在芝大讲学时，其中有一礼拜天。当时一位原籍德国教中国美术史的教授，预呈胡先生一张美丽的请帖，订于晚八点，在他家欢迎胡博士，请我作陪，尽带路之责。中午他同一哲学家在芝大教职员俱乐部共餐，他叫我也加入。胡先生吃得很少，我劝他努力加餐，他正在谈话，未理会。请他为哲学会讲演，他以无新意贡献，婉辞谢却。饭后仍在他房中继续闲谈，至六时，我提议去吃饭，他说有宴会不必吃了。我怀疑恐怕是茶点欢迎，他肯定地说：“正式宴会总在晚上八点，我在外交界多年，知道很清楚。你是乡下人，所以不明白，哈哈！”我从前虽在北大作过他的“偷听生”，但并不熟悉。此次长谈数日，彼此可以开玩笑。

　　七点三刻，我提议雇车去宴会，当时有雨，街道滑湿。他问路途多远，大约一英里，他坚持步行。到主人门口，看表刚八点，他很高兴地说：“这一次外国人不会说我们不守时刻。”可是客人很少，胡先生不介意，又高谈阔论。不知为何，忽然听他谈到西洋棋与中国围棋的比较，也很有意思。

　　不知不觉客厅已挤满了客人，主妇推开餐厅门，见桌上所陈列的是三明治，每一片面包切成八块，上加干酪、沙丁鱼或咸鱼子之类。另有花生米、糖果、零碎糕点、咖啡，等等。胡先生看我一眼，我们有点会心的微笑。主人把各种三明治，传送两三次，喜欢吃者取一片，否则婉谢。胡博士饥形于色，他拿三明治盘向男女来宾传递，有拒绝者，他说：“您不吃，我吃一块。”有接受者，他笑着说：“我也陪你吃一块。”盘中物转眼将尽，主人已明白，客人未吃晚饭，急入厨房，再加一盘三明治。然无论如何，非肉不饱。

　　过了十一点，我乘机进言，明早礼拜一，主人与来宾，多要上课，我们回家吧？谈话仍继续十余分钟，才各自归家。在门口，我告诉胡先生：“五十五街，有一家中国小饭馆，要到十二点才关门，我们赶快去。”他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出门不远，拦阻了一辆计程车，车夫说：“休车了，除非长距离，短程不去。”“我多给小费。”说着，已坐在车中了。

　　至饭馆门口，胡先生一直走入厨房，李掌柜正在洗刷，预备关门，胡先生自我介绍：“我是胡适。”伸手待握，我赶紧说：“这是中国鼎鼎大名的学者，胡适之大使。”李掌柜把油滑的手在衣上擦一擦，即握手，胡先生的手也湿了，我说：“何必如此？”

　　胡先生说：“我在任大使时，就常跟华盛顿的大师傅握手”。这又引起一个故事，我赶紧要李老板预备两位客饭，然后静听故事。他说，他做大使时，外交政策，多由政府要人办理。大使却常须穿大礼服、戴高帽，参加婚丧或其他典礼宴会。那时的中国使馆，在十九街黑人区，附近有一中餐馆，往往晚宴之后，他在餐馆门口下车，把高帽扔在柜台上，跟老板握手，叫一杯咖啡或一盘水果，跟他聊天，慢喝慢吃，无忧无虑。在此休息半点钟，扬眉吐气，然后回使馆。

　　可是，据胡先生说，有一午夜，忽来一人，向餐馆老板借钱。老板说“可以”，他打开收钱箱，伸手掏摸，掏出来的不是钱，而是一支早已装好子弹的手枪，马上对要钱人肩上打一枪，把他吓跑了。此后胡先生也不太敢去了。

　　我说：“1937—1938年，我在国会图书馆做事，有时去使馆访友，也去过那家餐馆一、二次，略识其老板与胖儿子”。

　　胡先生说：“他现在是北京楼的经理了，在ChavyChaseCircle。”(1963—1964年，我在华府任客座教授一年，有一次在北京楼请客，先去订菜，告知经理我认识他父亲及其遇盗事，他给我们预备一只北京烤鸭，皮厚如银元，清脆味美，为一生在世界各处吃到最好的烤鸭，且又送一瓶香槟酒，可谓礼失而求诸野。)我们吃吃谈谈，快到早上一点。猛然一声响，老板娘李太太下逐客令了。我们赶急付钱走人!我送胡大使回芝大教职员俱乐部，没说晚安，但问大使：“今天谁是乡下人？”举手哈哈而别。

    胡适讲述的日本禅宗大师

　　胡先生某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与日本铃木禅宗大师辩论禅宗佛学，铃木教授说得玄之又玄，听众莫名其妙。而胡先生讲训练禅宗学徒的方法与故事——

　　学徒初入讲堂，听不懂，问问题，所答非所问，莫名其妙，再发问，讨一记耳光，骂他愚笨，不堪造就，只好作些挑水、砍柴、做饭、扫地等苦工，如此经月累年，有时去听讲发问，又讨了很多耳光，挨了无数次打骂，才令离开嵩山，走入泰山。僧丐远道跋涉，日晒夜露，忍饥挨冻，偶遇善心人，赏给他一点残菜剩饭，聊以果腹。或遇强盗罪犯，引诱作恶，加入三教九流，不从又挨打挨枪，经过无数的磨炼，才慢慢地达到另一名山，从另一名师学禅宗佛法，其教授之方，与第一名师不相上下，即挨打挨骂，做苦工，受困惑，兼受高年级门徒的欺凌，如美国大学压迫一年级新生。又经过若干岁月，今步行至另一名山，学禅于另一名师。千辛万苦，走尽中国五大名山，耗磨十来年岁月，才令返回原来的嵩山。此时，僧徒双膝跪在老佛爷面前，很感动地说：“老佛爷，您没有教给我什么，可是我现在已学会了一切！我已大觉大悟，看破凡尘。”

　　胡先生讲的极为生动而通俗，并说，这是实践的哲学，致良知良能的方法，是开了第三只慧眼的秘诀。若是僧徒不虔诚，无决心，早已放弃学佛的念头，加入三教九流，做歹人或暴发户去了。现在美国的年轻人，多半是禅宗的信徒。他们不听父母之言，叫他们闭着嘴，儿女好坏，不要他们管，只要自己去学会一切，等到三十以后，他们才能看破凡尘，什么都懂了。杜威说：“教育是生活，社会上的磨炼，是人生问题的试验室，最好的大学。”

　　邓嗣禹在文章的最后，补充记述道：

　　胡先生能竭诚款客，在纽约作寓公时，来访客人不绝。有一次杨联陞兄同我去见他，他健谈，转瞬至吃饭的时候，起立告辞，不让走。当时收入甚微，以芽菜豆腐款客。伍廷芳倡猪血养生论，胡博士谈豆芽菜中的维他命，豆腐之容易消化，等等。实则“司马昭之心”，我们深知，益发感动。所以胡适之“我的朋友”遍天下，实非偶然。

　　后来，胡适在收到邓嗣禹支付的讲课费支票后，曾回信表示感谢。1946年6月，胡适受聘为北大校长后，曾聘请邓嗣禹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与西洋史名著选读两门课程。邓嗣禹于7月到中国湖南，回老家省亲之后，8月中旬赴北大历史系就任。

　　（本文作者为邓嗣禹先生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