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湖南文学》2017年第7期，《小说月报》2017年第9期转载。

我是下班时候在405高速上接到的那个电话。我原本没准备接---开车接电话给警察抓住是要罚款的。最近的警察据说穷疯了，右拐不打灯都要罚两百美元。但是那个电话顽强地响了三遍，我只好接了起来。

“是Linda Li吗？我们这里是尔湾市警察局, 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警察局？难道我现在接电话给警察就盯上了？警察特意设的套？我朝两边看了一下，周围并没有警察跟在后面或是闪灯。我有点蒙圈了。警察局？找我？我进了警察局，坐在黑皮沙发上等，心里颇有些慌张。能是什么事情和警察局扯上关系？难道是我在森林湖市出租房的房客干的好事？那家人一开始还按时交钱，最近都好几个月交不上租金了，在美国还不能直接赶人，得通过法律程序，找警察轰人。

“对，一定是那个白人渣男，恶人先告状。”我心里忿忿。我才这么想着就看见徐艇进来了。徐艇是我老公，他看见我也吃了一惊。我们两个还没来得及交换信息，就有个人高马大的白人警察过来了。

“Linda Li and Dave Chen？”他看着我们两个。我从黑皮沙发上站了起来，和徐艇一前一后跟着那个警察进了他的办公室。

“Michael Chen是你们的儿子吗？”他问我们。

“是。”

“他今天在学校被老师发现眼角有伤痕。老师一再追问，他说是你打的。有这回事吗？”他秃了顶，目光凌厉，像一只秃头鹰。

我有些慌乱，嘴里无意识地嘟囔着，“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你到底有没有打他？” 秃头鹰比我高了一头，我立刻觉到了人种又或者是性别上的劣势。

“嗯…是打了一下。他自己头一偏，眼角就碰在门框上。”我迟疑了一下，打算说实话。

“你打得很重吗？头都撞到门上了？” 秃头鹰神色更严峻了。

我像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有些嗫喏。我最近工作上特别不顺心。同组的那个越南小瘪三说我做的模型有很多问题，以至于他那一部分没法做下去。他居然写了封电邮到老板那告状，我昨天看到那封电邮气得直发抖，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好。早上刚起来，儿子就说班上要每人给老兵疗养院捐十美元。

“没钱！”我心里正烦着呢。我实在对那些老兵也没多少感情。

“才十块钱，You are so cheap！”他嚷了起来。

我心里的火气好像找到了一个通道，沿着油管一路燃过去，“你小子才多大，就这么跟妈妈说话。”我甩了他一嘴巴，然后他头一偏，碰到了门框上。那一巴掌打下去，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居然会打儿子耳光，我不置信地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掌。

儿子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也没说出来。倒是我看到他眼眶发青，还有血迹，慌慌张张去厨房拿了麻油，涂在他眼角。儿子    呲牙咧嘴不停地躲，我和徐艇抓着他把油抹匀了，儿子接着收拾书包，眼睛都不看我。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难过。我叹了口气，下楼去做早饭。

我没想到儿子的老师这么多事，居然把我给告了。

“你今天得在警察局过一晚上了。” 秃头鹰神色严峻地看着我。

我刚想说话，秃头鹰又开口了，“你们的孩子必须先送到 “寄养家庭”，不许见面。一个多月后，我们看情形再定。”

我急得冒火，嘴里噼里啪啦地像是放了一串小鞭炮，“这不对，我根本就是无意的!孩子送到寄养家庭我可不放心。我真的以前从来不打他!你们这样做是歧视!”

      秃头鹰看着我，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干脆不和我说话了，而是转向了徐艇，“你太太有些激动，你安慰一下她吧。”

      徐艇看了一眼秃头鹰，又看看我，“先出去吧。”我终于冷静了下来，看了他一眼，默默地走了出去。

      我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不大，是一个十二步长，七步宽的小屋，里面一张长椅，上面有一张很薄的床垫，还有一个白色的枕头，房间的角落有一个马桶。屋子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摄像头，我看了一眼那镜头，颓坐在床上。房子里有一股霉味，像我老家梅雨天时候的味道。房间上方有一个小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月亮。天上的月亮清薄寡淡地看着我，我也坐在那怔怔地看着月亮。 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好像听到有人从遥远的地方喊我的名字，“如月，如月！”那个人是谁？我努力在记忆里打捞，记忆带着一股霉味朝我涌了过来。是阿飞，阿飞在坟山喊我的名字。

我第一次见到阿飞时，我家还住在卫生学校后面的那栋老房子里。那天日头把沥青路面都烤出油来了。他站在大日头下，神情淡漠，嘴紧闭着。他剃了个光头，头壳发青，眼珠子也和头壳一样发青。他身上的白衬衫很古怪，上半截是一条一条的竖条纹---像是监狱的铁栏杆。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刚从监狱出来的， 确切地说，是从少年收容所出来的。他是个孤儿。

我记得他来我家前一个星期，我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架。他们两个在房间里关着门吵，越说声音越响。我隐约听到是我父亲要收养一个人，我母亲不肯。母亲一生气自己回了娘家。我弟弟那时候五岁，比我小三岁。母亲一走，家里就没饭吃了。我父亲一个人就着花生米喝酒，我和我弟只好用酱油泡剩饭吃。 然后，那天我父亲一个人骑了他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出去了。他出去了两个时辰，就把阿飞带回来了，他那时候叫陈飞。

陈飞坐在我家暗黄色的转角沙发上，一句话也不说，有一点拘谨。父亲给他买了一件短袖，一条黑色卡其布的短裤和一双塑料凉鞋。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家一点也不富裕，我在中心商店看到一个画着白雪公主的双肩书包，央求父亲给我买，都说了两个月了，他也没答应。父亲要陈飞换下身上的衣服，换上他新买的衣服，陈飞就照做了，但是还是一个字也不说。

父亲也不说什么，就去厨房里弄吃的。他下了一大锅面，里面放了红红的辣椒油。父亲给我们四个人一人盛了一碗辣椒面，每碗面里都有一个煎得金黄的鸡蛋。我和我弟好几天没见油水了，一下子就把自己的那碗面吃了个精光，连一滴汤都不剩。陈飞不紧不慢地吃。

“迎客的面条送客的饺子。 ”父亲说：“陈飞，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陈飞默默点头。

我家那时住的房子是那种最简单的田字型房子。一个大卧室，一个小卧室，一个厨房，再加上一个客厅，各占田字的一个口。我和我弟住小卧室。父亲前几天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张单人床，铺在客厅里。那天晚上，他铺好了床，把一个新枕头和一条新毛巾毯递给陈飞。“你睡这吧，委屈一下了。叔叔家地方不大。” 其实哪里需要毛巾毯。我家住顶楼，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凉席子上面捂了一层热气，哪里睡得着。我睡在小卧室，心里有些害怕。我家的落地风扇有些老，落地风扇转到头，转回来的时候总会咔嚓一声，再接着转。我更是睡不着，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过了两天我母亲就回来了。她心里大概是担心我和小弟。她打量着陈飞，陈飞顺眉顺眼地站在旁边，她不再说什么了。陈飞就算是在我家住下了。

我们慢慢地和陈飞熟悉起来。他开始和我们说话了，但是也就是我们喊他，他应一声，不多说其它的。他干活倒是很卖力。那时候家家都要做蜂窝煤。我父亲和他两个人从和煤，打模，再到收煤球，基本都包了。煤球晒一天就干了，到了傍晚，我帮忙去收煤球。我一下只能收六个，单排摞在一起，他一下收十二个，双排摞在一起。父亲说：“算了，如月，你上楼吧，要你陈飞哥来做。”

我从来不喊他陈飞哥，我喊他陈飞。后来过了几年我们看了一个香港片子叫《    阿飞正传》。我和我弟都管他叫阿飞，他好像还挺高兴。慢慢的，连父亲和母亲也跟着叫他阿飞了。阿飞的头发有一点自然卷，有那么一丁点像张国荣呢，和我第一次见到他发青的光头的样子真是差太远了。

母亲慢慢地也接受了阿飞。一来他能帮我们做事，二来他来了后，父亲打我和小弟就打得少了。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喜欢喝酒。他喝多了酒就找我们的茬子。小弟调皮，有一次他好奇父亲的酒瓶里还有没有酒，就把酒瓶掉了个头，结果里面剩的酒都洒在了地上。父亲一巴掌就抡在小弟脸上。母亲气得直骂父亲，父亲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就躲到一边去了。父亲虽然对我们暴躁，但是却怕母亲。母亲一发火，他就老实了。有一次父亲也是喝了酒，喊我们开门，我们在后面的阳台玩耍，没有听见，父亲喊了很久我才听见。一开门，他就甩了我一巴掌。我从小就倔脾气，气得眼泪在眼里打转也不在他面前哭。那天晚上我不肯吃饭，晚上一个人在被子里哭，第二天清早我也不吃饭就去了学校。班主任问我眼睛为什么那么肿，我也不吭声。

日子像魔芋豆腐，刺溜溜地就滑过去了，我们都像春笋一样迅速拔高。我和小弟住一个房间也不方便了。可是如果阿飞和小弟住小卧室，我住客厅，也不好，因为大家总是要穿过客厅去阳台的卫生间。父亲就和阿飞动手改修房子，把阳台装了封闭式玻璃改成了厨房，把原来的厨房改成了一个小房间给我住。阿飞和小弟住小卧室，这样倒还好。

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市里要搞红领巾大游行，每个人都要一把红缨枪。 阿飞帮我做，他开始用刀子劈一根废木头，我蹲在旁边看。

“如月，你去菜市场给我买几块水豆腐回来，记得，要最顶头那个老头摊子上的。 ”我母亲喊我。

“等一下嘛。” 我看得正起劲。

“现在就去！”我母亲声音高了，我母亲从来不打我，也很少骂我。我看她真生气了，嘟嘟囔囔拿了两块钱和一个碗出去了。

回到家，阿飞把红缨枪的大致形状劈好了，正拿砂纸磨，然后又拿红布条缠在枪身上，一圈一圈像螺丝纹一样的。枪头漆成银色的，亮闪闪，我拿着好神气。

“阿飞真能干。”我说。

他笑了一下，露出白白的牙齿。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大伯来我家吃晚饭。不知何故，我和父亲顶起嘴。父亲一生气，又打了我一巴掌。我狠狠地看着他，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当着众人的面打我。我一生气就跑了出去，一个人赌气跑到坟山那边。黑漆漆的夜里，一块一块的墓碑像是突然从虚空里长出来似的，随时会有鬼从墓碑后的坟头里一个一个蹿出来，坟头上还有磷火一闪一闪，像是幽灵在大口大口地喘息。我心里开始害怕了，怕人也怕鬼。我在无边的恐惧中听到阿飞的声音：“如月！如月！”我终于大声地哭起来。阿飞顺着我的哭声找到了我。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我父亲从小就打我，打得比叔叔凶多了。”“那你恨他吗？”我问。

他的眼睛里有了一层深深的悲凉，许久也不说话。

阿飞从小没怎么念过书，但是他在少管所里学了一样手艺，剪头发。他就去一家理发店做学徒。他学东西上手快，剪得不错，大家都爱找那个有一点像张国荣的小伙子剪头发。

我上大二的那年收到信说是阿飞要结婚了。妻子就是楼下做裁缝的章阿姨的女儿路路，我叫路路姐的。 我记得那个章阿姨，脸上有好多雀斑，人倒是好得很。她家住一楼，我小时候经常从她家穿过去到楼后面煤球房，会省一些路。她总是笑笑地把她家后门打开让我过。他们夫妻两个人都老实，可惜一直没有孩子。后来就在路边捡了这个女孩，取了名就叫路路。路路姐长得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皮肤也白。 其实阿飞长得也不错，尤其他笑起来的时候。只可惜他不怎么笑。我猜他们两个颇有些同病相怜，都是没有亲生父母的人。 大概也算是青梅竹马，住一栋楼，经常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后来听说章阿姨其实是反对这门婚事的，但是架不住路路姐铁了心要嫁给阿飞，就只好答应了。

我家那时候已经搬到小铁岭街了，家里房子宽了，有一间就给他们做了喜房。章阿姨在床上撒了很多枣子和桂圆，取的是“早生贵子”的意思。

他们的婚礼办得还算体面，我父亲在城里有名的富贵楼包了二十多桌。我寒假放学提前回了家，参加他们的婚礼。路路姐穿着红艳艳的新娘服，头上插了一朵丝绢做的大红花。阿飞穿着一身灰色的西装。两个人每桌轮流敬酒敬烟。我记得阿飞一直都在笑。

路路姐没考上大学，上的是职高。他们两个结婚后，到处凑钱盘了一家理发店。我父亲凑了一个大份子，章阿姨也凑了不少钱，小两口把南门市场附近这家小小的理发店给盘下来了。两个人起早贪黑经营这家理发店，生意还不错。我放暑假去他们的小店子，看到墙上到处都挂着张国荣的图片，卷卷的头发，一口白白的牙齿对着人笑。阿飞给我剪了个时髦的波波头，我挺喜欢。

过了两年，他们就生了个男娃，取名叫陈飞路。意思是从父亲母亲名字里各取一个字。那年我回家过春节，阿飞抱着小娃娃来给我父亲母亲拜年。男娃娃长得俊，头发有一点卷。

“像爸爸呢。”我说。阿飞看着孩子，脸上有一丝微笑。

“要是你爸妈还活着，看到这么漂亮的孙子，一定笑得合不拢嘴了。”我接着说。

阿飞脸上骤然一变，嘴角垂了下去，他眼睛里那道熟悉的悲凉又浮出水面，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母亲走了过来，塞了一个红包给小飞路：“我们飞路第一次拿压岁钱呢。”她把小飞路抱了过去。阿飞站在那，眉头轻微地皱着，默默地看着小飞路。

我听说阿飞突然去世的消息已经是五年之后了。我正在外地出差，在火车上接到我父亲打给我的电话。我的手机信号不好，但是我听到了心肌梗死四个字。我一下就蒙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活生生的阿飞突然就没了，我跑到两节火车接口没人的地方大声地哭。

我回到故乡参加他的葬礼，他五岁的儿子陈飞路拿着他的遗相站在到处是花圈的灵堂前面，路路姐眼睛红肿，披麻戴孝站在一边，章阿姨一边扶着她一边抹眼泪。我的眼泪又忍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办完葬礼后，我，我弟和我父亲母亲坐在沙发上，大家许久也不说话。父亲神情疲惫，母亲也很伤心。“阿飞真是个可怜的孩子。”过了许久，父亲开了口，给我们讲阿飞的故事。阿飞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好像也是猝死。他父亲带着他一个人过。他的父亲脾气很不好，比我的父亲脾气还要糟。他们家又穷。有一次，阿飞把一块肉不小心掉在地上，被狗叼走了，他父亲飞起一脚就踹在他胸口。他大了一些后，就会跟他父亲顶嘴。他父亲总是要打得他不再还嘴。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雪。雪是后半夜起的，一开门，寒风吹面，阿飞打了个颤。阿飞和他父亲上了路，大雪纷飞，阿飞有些看不清路了。他们是去镇上买来年开春的水稻种子。南方的小巷子很拥挤，巷子那头突然就有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阿飞忙往里头闪，一不小心撞了路边的水果摊。摊子上的雪梨摔在泥水里，黑乎乎地。 摊主拽着阿飞父亲的衣角要他赔钱。

“你个兔崽子不长眼睛啊！”阿飞的父亲骂他。

“我不躲，摩托车要撞了我啊。”阿飞说。

“撞死你也比撞了摊子好！”阿飞父亲骂骂咧咧。

阿飞一生气，自己先跑回家了。

过了一个时辰，他父亲也回来了。“你个兔崽子，要你去帮我背种子的，你倒好，撞了摊子，自己先跑回来了，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他父亲从里屋拿出一根皮带，抽在他的身上，一下，两下。阿飞一回头，皮带甩在他脸上，殷红的血，从他的脸上流下了。阿飞红了眼，他冲到厨房拿起水果刀就刺到他父亲胸口，他父亲倒在了地上。阿飞跑到雪地里，大声地喊救命。邻居把他父亲送到镇上的医院时，他的父亲失血过多，已经没有气了。阿飞一个人瘫坐在雪地上，血，殷红的血，到处都是血，雪花还在飘，没有知觉地飘，飘在他身上，他手上，飘在血上，一眨眼就又化了，而掺了白雪的血似乎变得更红了。

他那年还只有十五岁，就被送到了少管所。

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和一个杀人犯生活在一起，而且，那个杀人犯杀的是他的父亲。我颤抖了一下。我在想，父亲母亲也一定是怕我们吓着了，这么些年一直也没有跟我们说起阿飞的事情。我母亲必还是有些防着他的--我想起了那次阿飞用刀子劈木头给我做红缨枪，我母亲急忙忙地把我支开。

“你们是亲戚吗？所以要收养他？”我问父亲。

“不，我们之前素不相识。”父亲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的事情？” 我问。

“说起来巧。那天我在听广播节目，有个访谈节目采访他。他表现好，要提前出狱了。可是他是个孤儿。他也不知道要去哪。”父亲陷入了沉思。父亲那一次突然就动了心，他费了周折联系到市广播电台，他要收养他。

“你知道他是杀人犯，你还收养他？”我看着父亲。

“是的。”父亲停了很久，“他让我想起我自己。我的父亲小时候经常打我。有一次差点把我的腿打断了。”

父亲艰难地继续说了下去，“有几次，我也想杀了他。”

我默默地看着父亲，他坐在那，低头磨搓着手。我有些明白他为什么也会打我和我弟弟。他为什么对陈飞那么照顾。我能想象当年的父亲听到阿飞访谈录时的触动和难过。他从阿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我努力回忆我有没有过那种可怕的念头---好像没有。我长大以后，不再恨我的父亲。但是这么多年了，我时常会做一个梦，梦见坟地里有一双手伸出来，啪的一声打在我的脸上。我在黑夜里醒过来，眼里头就有了泪。我心里颇有些失望，父亲回忆过往的事情，并无提及他自己也经常打孩子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他带给我的阴影像是印在白粗布上的油漆，怎么洗也洗不掉。

阿飞去世四年后，我去了北京做了北漂，在北京电视台做一个小记者。我租住在北京的地下室。有一次，我的室友在放一个老片子《阿飞正传》，我跟着一起看。电影最后，刘德华问张国荣演的阿飞记不记得四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他在做什么，阿飞说要记得的他永远记得。我看着电影里奄奄一息的阿飞，想着另一个阿飞。 也许我们要的不过就是记得。我一直是记得他的，记得他眼睛里的一束悲凉。

再后来，我认识了徐艇，我跟着陪读到了美国。

天上的月亮没了光亮，我看见阿飞搂着飞路走到我房间。飞路都和他一般高了。我高兴地招呼他们坐在床垫上，忙不迭地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小。”

阿飞笑笑，对飞路说，“飞路，喊如月阿姨好。”

飞路不作声。

“喊阿姨啊。”阿飞又说了一句。

飞路还是不作声。

“小兔崽子，不听老子的话了，要你喊阿姨！”阿飞对着飞路吼了起来。

飞路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睛转向了一边。

阿飞眼睛发青，他啪地一声就给了飞路一个大耳刮子。飞路的嘴角流出了血。血，殷红的血流在白色的枕头上。我不由惊惶失措地叫了起来，我一叫，就醒来了。一轮残月挂在天际，透着冷冷的寒意看着我，我打了个颤。父亲的父亲打他，他再打我，我再打我的儿子。就如阿飞的父亲打他，而阿飞，如果活着，也许也会打他的儿子。我们在岁月里都慢慢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做着我们曾经痛恶的事情。时光原来并不是直线行走，而是一个回环，我们走得太疲惫，最后又都回到了起点。

隔着阴阳两个世界，隔着没边没涯的太平洋，我又想起了阿飞。我想起当年那个十五岁的孤儿，杀了自己父亲的少年。他呆坐在监狱的小单间里，天上也许有月亮，也许没有，但是这与他没有一点干系，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就呆坐在那，坐在漫漫寒夜里，那房间里黑漆漆的，掺杂着细麻麻的霉味，他闻不到。他眼里的悲凉在异乡的月夜再次浮出水面，我的眼泪突然就滚落了下来。我父亲说他走得很平静，在睡梦里就去了天堂。我不知道，在天堂里，他会不会遇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会不会向他张开双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