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了作家？好多次都不知是梦是醒，那个我曾经崇拜和仰望的名词，真的与我结缘了吗？

当年翻看《红岩》《林海雪原》《青年近卫军》时，我为里面的柔情落泪，为里面的英雄事迹感慨；当我抓头搔耳为作文搜肠刮肚时，我多么羡慕那些被老师叫起来诵读范文的同学；当看见自己作文本上醒目的红批“有骨无肉，有肉无血”，我就反复默念“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把自己从沮丧的深湖打捞回来。成绩报告单下来，我的语文成绩总是最差，为了排前位，拼命把数理化考满分。谢天谢地毕业了，总算远离了语文和作文。进入大学整五年，我连一篇班级的小壁报都没投过，害怕露拙，更害怕被拒。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文学是可以用来逃避课业重负的港湾。捧上一本诗集，便跟着李白、苏轼游山玩水、体验陆游唐婉的鹣鲽情深；借到一本《读者》，便找到了毫不吝啬教我做人的知心朋友；翻开《收获》《十月》，栩栩如生的人物啊，跌宕得令我揪心。

放下了书，却放不下涌动的心绪。笔记本里，是我摘录的警句格言；日记本里，有我的衷肠和眼泪。不会写的字算什么，用拼音；找不到恰当的词算什么，画个符号就看得懂；密友之间的眼神不总是胜过千言万语？一本又一本画上杠杠的书回到书架；一本又一本诗文摘抄收进床头柜。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日记里夹带了不少分段句子。几十年后，它们变成了报刊杂志上的铅字，还听见有人叫我“诗人”。

最烦人的是，正在涂涂写写的兴头，不谙世事的女儿在一旁嚷着要妈妈讲故事；最无奈的是，浸在精彩的情节中，忽然闻到厨房飘来的焦糊味……青春背叛期的女儿总是气得我哑口无言，日记本也满得更快、换得更勤。有一天，看见女儿在读我买的《乾隆皇帝》，突发奇想：如果我把想法也变成书，女儿是否也会这么用心地去读？至少当她成为母亲，会懂我的心思。掐指一算，女儿满18岁还有四年，时间够。又看到某个杂志上撩人的句子“拿起笔你就是作家！”作家我是不敢去想的，提笔倒是有可能，那就写起来吧！

     第一篇文章完成了，题目叫《苹果》，是我的反思及对女儿的忏悔。女儿两三岁时，我硬着心肠托关系把她送了全托，说是因为工作，其实是自己贪玩希望有更多自由。在半托和全托混杂的班里，为哄住孩子的哭闹，幼儿园要求全托孩子的家长每天给孩子准备一只苹果，周一进幼儿院时交给班上的老师。几十年前的中国，苹果是贵重水果，只买来招待客人，孩子捧上苹果像过节一样高兴。然而，从送孩子全托开始，她总是抢夺我们手中的苹果，要把它们扔掉。直到十几年后跟我们上超市，她还会不经意地嘟嚷“我恨苹果！”。她不是恨苹果，她是觉得苹果夺去了父母的怀抱，哦，不是苹果夺去了，是我的私心啊！

    流泪写完这篇文章，我交给女儿，这是母亲向女儿道歉的方式。女儿把文章给教会的辅导老师看，老师流泪了，说，告诉你母亲去投稿，肯定能发表。文章很快在全彩版的《爱家》杂志上刊发，看着那些配上彩图的铅字，我惊喜得一夜没合眼，反复问自己，“我能写，我真能写吗？” 编辑说，“真诚胜于一切”，就这么写下去；朋友说，你的文章虽然缺乏文采，却感人至深。为了让女儿了解父母的心，了解我们的家事家传，一篇两篇三篇……，我终于在女儿18岁那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文集——《另一种情书》，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就这样写写停停，18年过去了，乌龟也该爬过了一座高山。当“世界华文文学协会” 荣誉副会长赵淑侠女士，把 “海外华文著述奖” 第一名的奖牌挂在我的脖子上，把奖状和奖金递到我手里；当“从医生到作家”的配图采访报道在报纸上刊出；当我敬重的文学前辈、92岁高龄的王鼎钧先生委托太太打来祝贺电话；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

因为女儿，因为我的忏悔，也因为心里搅动的东西，需要日记本之外的渠道来释放，我，成为了作家。

从此，我唯有更谨慎下笔，更倾心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