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贺上校第一次来巴哈拉岛巡视，是在1942年秋天，他对我谈到写作的事。那之后不久的十一月，乔治两岁半时遭遇了第一次疟疾，我也同症复发。很有可能我们是被同一只蚊子叮了，几乎在同一天的同一个小时病倒。到了晚上，两人的体温都高达105华氏度。

第二天夜里，症状再次袭来时，体温又升至105华氏度，乔治已经神志不清。我躺在他身边，知道他病得相当严重，后来感到他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得僵硬。我尖叫起来，身边有人划亮一根火柴，大家见他正在抽搐。我使劲掰开他的嘴，替他松开紧紧咬着舌头的牙齿，舌头上满是血。营房里的一名妇女于是飞奔去哨所，求哨兵把油灯借给我们用。那哨兵跟着她一起回到营房，看了看乔治，以及他正在流血的嘴，便去男牢那边请来了斯滕菲尔德医生。

斯医生是一名年长的奥地利犹太人，据说曾经是维也纳著名的产科医生。他行医时的方式和手段，有一股优雅又温和的欧洲味道，这使得我们立即就相信了所有那些关于他的传言。他从英国来到婆罗洲，在斯杜克医生的山打根私人诊所里，为斯杜克医生做助手。后来他加入北婆罗洲贸易公司，担任公司的内部医生。他被山打根社区的接纳，尽管未曾受到过任何歧视，却也从未被真心相待。我们中间在后来的三年半拘押经历中领略过他工作和为人的人，我希望，在以后的岁月中，能给予他我们不曾给过的温暖。

巴哈拉的女牢里没有医生，也没有任何日本人提供的医疗服务。这名哨兵承担了巨大的责任，把斯医生从男牢里请过来。医生再次确认了我们的体温。他说，如果是疟疾，没有奎宁，他无计可施；如果不是疟疾，体温却又这么高，没有奎宁，他更束手无策。只建议冷热交替给乔治施以海绵浴，同时让我躺下。我是多么希望躺下啊！可我知道，只要我还能站得起来，我就必须帮忙救乔治。哨兵让妇女们去厨房生火热水，然后他把哈里从男牢里带了过来。

斯医生暂时回到了男牢，看能否筹得到一点奎宁，因为不少人都私藏了些药品。有人会慷慨地分享给别人用，也有人会用来卖高价钱或交换。当需求越来越旺时，价格也越来越高。这事的公平性显而易见：有药的人也有命，求药的人是为了救命，因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卖药人的命。

我们这天非常幸运，很快男牢里就有人捐出了奎宁给我们用。斯医生于是带着药回来给我们母子注射了。

乔治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身上裹着湿毛巾。我抱着他，自己身上发着高烧，一面发抖，渐渐地也失去了意识。我还记得晕过去时我想的是，“可能我这一次救不了他了，只有上帝能。”

那一夜，好几位妇女轮流给我们施海绵浴。在没有灯，没有自来水，没有毛巾，没有床，没有可换的衣物的情况下，给人洗海绵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她们每一个人都捐出睡衣、包裹布、帘子等给我们用。第二天早上，我们的体温降了，乔治也醒了过来。在牢里，总有那么几位，一直在给予别人力量和勇气，以及她们所拥有的物质。这四位，护理我们的苔丝.休斯顿，帮助我们的贝蒂.韦伯，维奥莱特，佩涅洛普，我和乔治的生命都是拜她们所赐。

当你对它一无所知时，疟疾往往会被误解；而对有经验的人来说，疟疾却绝对“可靠”。菌虫在你的血液里第一次孵出，体温陡升，人体变得十分虚弱，你只想着赶紧好，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菌虫24小时（或你体内菌虫的周期）开始死亡，你的体温开始下降，这时的你，感觉好极了，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康复；然而菌虫一旦你体内再次繁殖，你便会变得虚弱不堪。

九点钟送食品的船开到，随船前来的还有一位来巡视的日本军官。斯医生冒着挨打的危险，请求他将我们送去山打根医院。军官很和蔼，但是不敢为这事负责，将犯人送出集中营是一件大事。他答应，如果军事警察允许，他第二天会回来接我们。

第二天军官带着批复回来了。乔治和我被并排放在担架上，盖着床单，在雨中被抬上船。船舱很小，担架太大，我们只好被放在舱外的甲板上。日本军官站在旁边，试图用他的军用披风为我们遮挡，不时撩起湿透了的床单一角，问道“母子安全吗？”

两小时后，我们被安置进了山打根市立医院的二等亚洲人病房。这是我生下乔治的地方，在优雅华丽的欧洲人产房中，不是这个二等病房。

一个老朋友认出了我们，欧亚混血的护士玛丽，她将本已湿透的我们再次淹没在眼泪中。玛丽是一名菲律宾护林员的养女，她养父曾经在我丈夫的部门工作了二十年。此刻的她，沉浸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悲喜无从分辨。这状态象钢琴家用手在琴键上的演练。在玛丽眼里，我们是遭遇了厄运，这才经历疾病、饥饿、缺衣，并无助地落在敌人手里。而对我们来说，住在市立医院的二等亚洲病房才是人生悲剧！我们，曾经习惯了一切用钱买不来的高人一等，只靠影响力、地位和品种的纯正便能在东方所拥有的优越，如今降到二等亚洲种类，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玛丽为我们哭泣，我没有。我从担架上翻下来，走到病床上，躺进干燥的床单里，为此在心里感激上天。我现在的理想，就是不光要摄入越多越好的奎宁，还要在我身边藏匿越多越好的奎宁，因为这在接下来的整个战争期间将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在医院里呆了六个星期。医院的伙食，模样很粗糙，可是够滋养，有充足的鸡蛋和牛奶。每个到二等病房来探访亲友的亚洲人，都悄悄地在乔治的床边留下了礼物，有鸡蛋、香蕉、饼干、甜食、木瓜，还有钱。我们把到手的所有食物都吃掉了，一辈子也没这么能吃过，这等于把下一年的需要先吃下去。我相信这几个星期优越的食物供给，为挺过后来几年的日子是有帮助的。

医院名义上是泰勒医生和旺兹医生在负责。泰勒医生出生在澳大利亚，战前是英国政府驻此地的主任医官。旺兹医生是一位苏格兰人。他们二位目前都在皇军统治下服务。经日军下令，并由已被废黜的本地大英政府机关同意，他们从关押中被释放，置于此任上。他们在日本人手下工作，遵循的是医生的天职，救治病人。与种族或政治立场无关。

在日本人手下工作，为医务人员提供了一个便利：获取药品和奶粉的途径，这是整个东海岸唯一的途径。医生们将它们中的一部分走私给巴哈拉岛上的我们，另一部分走私到山打根的澳大利亚战俘营。等我回到巴哈拉岛上时，少量但持续的奶粉药品走私已经成为常规，一直到我们从巴哈拉岛被送走为止。

住院期间，我跟一位德国犹太人有过很多交流，拉邦德医生，他原本是位牙医。日本人来时他受雇于大英殖民政府，现在日本人手下的医院工作。他苦口婆心劝服我，不要对战事乐观，起码一年之内不会有和平。一年对我来说，是不堪忍受之长。而他，从过去的战争经历中，学会了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

拉邦德大夫是乔治和我的天使。他给我们吃的、穿的，还给了我一个热水瓶，几乎能想到的事，他都替我们做了。我对于这份恩德感到惶恐不安，因为他本该有所顾忌，而不象我，早已一无所有。可他不听劝告，他说，“如果他们拘禁我，也无所谓，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尽我所能来帮助所有人。”

他就这样无所畏惧地持续了几个月，终于和另外几个医生一起，被指控谋反，关进了监狱。

我也跟斯杜克医生聊过。依照日本人的调度，他有时驻守医院，有时只来巡诊。斯医生的飞机，大概是促使日本人一直不把他关起来的理由。除他本人外，我不记得其它任何人有胆子象他那样飞行。多少年来，他不知道去了多少无法达到的地方，在各种天气情况下，在各种状况的河面上着陆，没有任何气象报告，没有着陆辅助，只为了解救病人。

自从欧洲开战，他失去了零部件和维修供应，以致于现在我每每听见他的飞机在头顶上轰鸣，便忍不住想象，松弛的螺丝螺母象下雨一样从天而降。

他告诉我，他妹妹艾莉森.斯杜克医生还在拉哈达图的日本人手下工作。他看上去很健康，清瘦、深色皮肤、精干而永远看不出年龄。我总是好奇，他究竟是不是象他看上去那样，真的对什么也不在乎。结婚前，哈里就对我讲起过他，他说“你会喜欢他的，他总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强硬，其实一点也不。”

山打根的乐透社开奖，是医院里每天的娱乐。下午三点开奖，三点过五分，医院走廊上便响起护士的叫喊声，有时欣喜，有时哀叹。她们一整天都在寻找可以帮她们进行选择的各种征兆和信号。

泷野太太正在生孩子，护士们请她帮着抽一个数字来押，结果是3。可婴儿出来得很慢，于是护士们觉得这数字抽取的时间太早，不具备幸运意义。等到婴儿的头出现时，再把那一堆卡片塞到泷野太太的鼻子底下，这次是28。护士们都押了这个数字，全输了。当天的结果是3。

我以为护士们会把泷野太太和泷野婴儿都掐死，但她们没有，连一点恶意也没有。只说“这些卡片是灵的，我们不相信它们，遭了报应。”

这些护士做这份工作，目的是挣钱、解闷、获取友谊或者消解仇恨，唯独不考虑职责。幸好她们对我和乔治倒是充满善意。我也只接受她们提供的帮助，绝无额外要求。我知道，我是勉强被接收进医院的。很多时候，明明见到她们忽视其它病人，却无法给予指责或试图去纠正时，还是感到很内疚。但我知道，这时候的我，没有说话的份。

护士们对乔治很好。他渐渐恢复以后，她们有时便会和他一起玩，带他去散步，给他甜食或者饼干，有时甚至给他洗澡。但整个生病期间，尽管我也是十分虚弱的病人，但一直是我，给他倒便盆，护理他，给他洗衣，给他喂饭，哄他上床。

在另一个病区，住了几个日本士兵。穿着和服、马裤和只有袜子的双脚，在医院里走来走去。乔治刚能下床，便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坐在外面的草地上，可以玩好几个小时。有时有军官远远地出现，这几个士兵便立即匆匆离开。他们送给乔治甜食、香蕉，还有游戏，或者印着日本电影明星的明信片，有时还带些香烟给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会讲英文，会在明信片上写一些长长的话给“格罗格先生”。还问我为什么乔治不穿鞋，我告诉他们乔治没有，他们便说要给他买。后来他们真的去买了，但山打根没有孩子的鞋卖，他们比我还难过。

过了些时候，我告诉他们，再过一两天，乔治和我就要回到巴哈拉岛上的集中营去了。他们很伤心，说乔治是他们的好朋友，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我们在医院里认识的每一个士兵都对乔治非常友好。

我的老朋友科恩太太，是一位犹太妇女，在山打根集市上开布店。我们住院时，她也在。由内而外，她都是一个美妙的人儿。脸、头发和手都充满着东方风情，眼睛可以将你融化，脸上线条精致，表情丰富，眼泪充沛（说来就来），情感真实。她喜欢鲜艳的色彩，尤其是深浅不同的各种朱槿花红，总是穿着这样颜色的哈巴德妈妈样式的袍子，胸部贴合，胸以下飘荡。在她漂亮的头下面，飘荡着的是她的下巴和迷人的胸；而在胸下面，便飘荡着她那些朱槿色的布料；在布料下面，是她的光脚。翩翩举步时，便是一整个人在地面上飘荡。

她的心，就象身体一样，宽广柔软可爱。从来没有任何人向她要求什么而被拒绝过：时间、同情、金钱、或者帮助。大家都习惯去找她寻求帮助，欧亚人、华人、马来人，女佣，花钱买来的小妾，护士，苦力，还有我自己。她的钱袋子一直放在枕头底下，随时取。在医院里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手里塞了10元钱。

她是山打根亚洲人生活中的明星，是欧亚人社区、生意和商业的中心。没有任何一个出生、婚礼、葬礼仪式可以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完成。

每天，她的一个阿拉伯男孩儿从店里带来美味的犹太餐食，再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人。她和乔治盘腿坐在地板上一起吃。她先把米饭卷成小团，然后用手指把这些小团放进乔治的嘴里。乔治会一直吃到肚子痛，这时科恩太太便给他揉肚皮，按摩，唱歌，一会儿乔治便睡了。睡醒又一起吃。

乔治调皮被我责备时，她通常会来训斥我，随即把他揽到她宽大的怀里，亲他，给他讲故事，直至被催眠，昏昏然入黑甜乡。

她因为皮肤问题，在医院里接受注射，预计还要再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科恩先生来到医院，求她赶快回店里去，好将他从日本兵手中解救出来。他比太太年长许多，是一个小个子，而且因为糖尿病，导致了严重的瘸腿。科恩太太象一座山，屹立在科恩先生和这个世界之间。

科恩先生说，日本兵到店里来，要求半价买布，被他拒绝，他们就抢商品，还打了他。而科恩太太对付日本兵则有她的一套，她把合作、强硬、贿赂以及欺瞒结合在一起。先是把好料子都藏起来，再卖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礼品给这些士兵，他们愿意出多少价就是多少价；再送一些毫不值钱的纪念品给他们，再请他们喝杯咖啡，使得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她。并且借此与他们交上朋友，通过这些朋友，她可以向被关起来的欧洲人走私。

她不想离开医院回店里去。我猜有一部分原因，是她不舍得乔治。可科恩先生跟乔治同样无助。于是她收拾起她的哈巴德妈妈裙子，还有她的下巴和胸部，跟着科恩先生走了，回店里去了。她一边走，一边给乔治递飞吻，一边大声叮嘱护士，一边向我挥手，一边哭。她的离开，把一切世俗的欢乐都带走了。后来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50元钱，请我带给她在巴哈拉岛上的朋友们。

那以后，她不顾日本军警的命令和警告，又来看过我们好几次。给乔治带来甜食、饼干和衣服。当我对她说，我替她害怕时，她说，“你是我的朋友，看见你短缺东西，我难受极了，我必须帮你。我不担心我自己，我也不怕日本人。可是我那老男人病怏怏的，他照顾不了自己，而且他有糖尿病，必须吃全麦食品，还必须吃犹太饭。如果我被关起来，他会没命的。”

我再没见过她。那以后不久，她因为帮助澳大利亚战犯逃跑，被控谋反，关了很久。被释放以后，又遭拘押。终于在停战前不久，遭日军枪决。幸运的是，她丈夫在那之前已经去世。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下午，山打根的日军司令官高桑少校来了。他喝得烂醉，而且正在发火，大摇大摆从病房走过。这里除我和乔治以外，还住了另外五个犯人。司令官对那些犯人大喊，说他们应该出去做工，而不是躺在医院的床上，命令他们立即离开医院去巴哈拉。接着转向我和乔治，问“什么病？”

“疟疾，”我虚弱地说，随着闭上眼睛，等待腿上或者额头上被他抽一条口子。

“宝宝什么病？”

“也是疟疾。”

“你留在这儿，”他说，我到最后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一个小时以后，那几位在卫兵看押下离开。其中有一位75岁的老人，他卧床的病因不下十种。还有一位美国牙医，雷德罗大夫，脚上有骨折，腿几乎拽不动脚上裹着的石膏。一位妇女患了胃溃疡和胆结石。另一位妇女厉太太，中华民国领事馆助理的夫人，带着刚刚出生10天的宝宝。被强制离开医院时，厉太太正因为奶阻塞而发着103华氏度的高烧，抱着宝宝，拖着行李。他们带着这些行李，得走下一段大约一英里长的陡坡，才能到达码头。

后来听说，高桑少校那天检查出了严重的性病，来医院诊治。

一天在医院里，玛丽护士以及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伤心地对我讲起巴哈拉犯人的屈辱一天。无论男女，但凡被确定为健康的，都被小船运到了山打根。男人修路，填坑、平地、除草，干完了活全部站在广场上，公开展示大英帝国的覆灭。

女人们则被带到从前山打根宾馆的后院，我们从前开舞会的地方，如今是日本兵的营房，让女人们来替他们洗衣缝补。他们走到她们跟前，当着她们的面，把制服脱掉扔下，令她们洗干净缝补好。士兵们就光溜溜地，或者带一条裹腰布坐在一旁发号施令。还有不少士兵干脆就光着身子与女人们一起，在厨房里呆一整天。

一个妇女后来对我说，“看见男人裸体没什么，可他们光着坐在厨房里，实在太恶心了。”

那天，日本人在本地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来看看你们的英国统治者现在的样子吧，这就是你们的主子！”

可本地人十分同情旧主，因此在那一天开展了许许多多的走私。

玛丽护士在医院里向我描述了她所目睹的一切：“糟透了！我为他们难过！他们被打、被虐待、被踢。我还看见凯斯先生，他躺在广场上，痛苦地呻吟打滚，受了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哦，那些日本人！我真替您伤心！”

我说，“你肯定那个躺着呻吟打滚的是凯斯先生吗？”

“哦，是的，夫人。他还说，‘告诉我妻子，我会坚持到最后！’”

“玛丽，你说的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事实上，我相信了。

后来我了解到，屈辱日那天，哈里病得很厉害，根本没有离开巴哈拉岛。

那天结束的时候，犯人们被送回巴哈拉，他们十分高兴能够回到牢里。那是难忘的一天。

在医院期间，医生警告我们，不能和外界接触。尽管我们目前住在医院，但羁押状态不变，仍然处于军事监控之下。想到如果我犯规可能会连累医生，因此尽量地遵守着这些戒律。

编发：凌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