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琰

常常有评论家问我写了这么多部长篇，有没有最满意的？其实，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当时写完都觉得这一部最好，时间一长，又发觉很多不足，这里面牵扯的因素除小说自身原因外，还有包括出版审核等方面的限制。《天才歧路》原稿25万字，杂志首发15万字的精简版，签的出版稿也是用精简版，编辑说现在超过20万以上的小说读者都嫌长，不好卖了。尽管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评论界的一些好评，包括入围“路遥文学奖”等，我心里仍是遗憾和纠结的，总觉它不完整，没有让真正喜欢它的读者和评论家看到完整的《天才歧路》。

那接下来我就重点介绍一下我的两部长篇《天才歧路》和《繁尘过后》。这两部也不能说是最满意的，只能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先谈《天才歧路》，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触发了我塑造许游这个天才诗人的创作灵感？

记得海明威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其实一个人最大的满足不是对他的名誉、地位、权势和爱情等等的满足，而是对他自己的满足。海明威的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到你自己那里去！” 因为你在尘世间所做的一切努力，所追求的哲学、宗教信仰等等，最终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你达成你自己，满足你自己。

小说主人公许游生于六十年代中期，那个特定的年代给了他特定的命运，使他对孤零和绝望拥有切肤之痛的同时，也使他长时间地陷入了对时间和记忆的反思。他与生俱来对诗歌的感悟可以称之为天赋，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然，有天才的诗人似乎注定时乖命蹇，注定得忍受同时代人的冷漠。从东方到西方，许游。次在现实生活中碰壁，体验着东西方现代文明给他造成的孤独感、隔阂感、以及失落感。

许游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可以做到“饮酒赋诗，只为满足自己的志趣”，婚后则身不由己，一步步卷入世俗洪流的漩涡。当他囊中羞涩无法为女儿买一份冰激凌时，曾发出要让自己这棵中国的“芦苇”变成英吉利“干草”。当奶奶许氏中风住院，为药费几经挣扎后，他最终妥协签约“鹊桥仙”。

许游一夜成名了，然失去的远远超过得到的。他这才醒悟：谁若想恢复文学不容亵渎的神圣性，得到缪斯女神的青睐，他首先必须做一个纯洁的人。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脑海反复出现的是《西西弗的神话》里那个滚石上山的西西弗。西西弗明知道劳而无功，仍然周而复始地劳作。人们眼中的苦役，对他来说却是满足自己的方式。同样道理，许游对缪斯女神的追随，他所经历的一切挫折、厄运，也都是他通向自我、并最终达成自我的必经之路。

这是有关《天才歧路》的一些创作谈，那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谈谈的最新出版的长篇《繁尘过后》， 2019年8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相信每位作家都会有一本书，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书也肯定与其家族和个人的成长史有关。《繁尘过后》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本命中注定要写的书。

这本书想写了二十年，因为小说上篇《天上人间》里常娥和黎月明的原型是我父母，而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比小说还要曲折动人。也许是父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的成长很平淡，平淡得有些苍白。唯一缺陷是我两岁时父亲去世，那时我没什么记忆，之后不久我被外婆接到乡下。先说一下我外婆，她没进过一天学校，但记忆力过人，爱听说书和评弹，听完即能把整个戏本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来，她也由此成了我们那一带远近闻名的讲故事高手。小说里何荷喜欢说书这一特点就来自我外婆。我九岁以前，可以说每天晚上都是在故事声中睡着的。外婆的故事也成了开启我想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九岁那年我和姐姐被母亲接到城里，我们母女三人住在运河边上一间十多平米的白房子里，小说第二部常娥母女居住的“北沿河街” 写的就是我记忆中的那条街：“这里是城市的死角地带，毗邻化肥厂、机械厂、啤酒厂和洋丁厂。居民大部分是来自这四家工厂的职工和家属，外加一些小商小贩。这里空气混浊，从工厂排出的废气污气还有毒气，无一例外汇聚上空。街上永远氤氲一条烟状的雾霾。”

在这条街上我生活了整整八年。我不止一次在我的小说中描写过这条街， 《天才歧路》里许游和他奶奶在青城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在这条街上。记忆中，晚上七点钟定时响起的晚间新闻声、 运河上来回船只的摇橹声、远处火车的鸣笛声、裁缝夫妇踩缝纫机的声音、还有我母亲哼唱的曲儿等等，都成了回荡在我灵魂深处的一种永久的抹不去的声音。

写这部小说前，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站在一间陌生的亭子里，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影影绰绰看到雨中伫立着一位男人，他手里捧一叠稿子，对我微笑着，杨起了手中的稿件。我张开口想叫，却不知道叫什么，然后，梦醒了。

我反复回忆梦中男人的身行和特征，以及那叠稿件，我想是我父亲看我来了。父亲曾是一名剧团编剧，在文革中因病去世，那年二十九岁。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写得一手好文章，是剧团的拼命三郎，为了写好剧本《焦裕禄》， 他抱病工作，他说：“我写焦裕禄，如果没有焦裕禄的精神，怎么塑造好这个人物？” 父亲除热爱写作，还会拉二胡，书法也好。这么一个年轻的、风华正茂的生命，却在二十九岁那年匆匆离去了。我想，他肯定是不甘心的。也许老天也觉得把他带走太早，为了弥补，便阴差阳错，指派由我来完成他没能完成的梦想。而我，十八岁以前却从没想过要写作。

母亲的床底下有两只饼干盒子，里面收藏了很多年轻时的剧照。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年代，这些剧照给我黯淡的童年乃至青少年生活，带去了很多遐想和迷恋。我痴迷越剧，小学三年级就能把《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从头到尾唱得一字不漏。可惜嗓子先天条件不好，虽唱得凄凄切切，到底差强人意，当时有县、市级别的剧团要我去，我却只盯着上海越剧院。现在回头看，正是这好高骛远的目标救了我。其实，我当时对越剧的痴迷，多少是有点冲那层闪耀的光环而去。说到底，我和母亲不一样: 母亲心灵本身充满音乐和唱词，离开它们，生命会变得苍白。我呢，当我把全身心的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上之后，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对她专业的热爱和奉献。

小说写完时，我母亲还健在，我们像以往一样出门散步，我依然喜欢重复听她讲剧团里的那些事和人。不可避免的，又讲到了父亲临终的场景，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我再次想起那个梦，父亲手中捧的稿件，尔今正在被我手中的这支拙笔填写着。似乎，我这二十多年写作的磨练，都是在为这本书作准备，在为我父亲母亲那一代人的存在寻找一种语言—— 一种能把他们属于生、属于死、属于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追求和信仰写出来的语言。

所以这又是一本写给我父亲母亲的书，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虽然我不熟悉剧团生活，也没有为写这本书专门去体验类似生活，但因为父母是剧团中人，从小耳濡目染，剧中那些人物似乎也活在我心里很多年了。小说进展比我预期的要顺利很多，写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中。当然，冷静过后又会有遗憾，这已成为惯性，只能安慰自己，最好的那个在下一部呢——这，我想也是激励小说家们不断挑战自己的最大动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