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本《战地日记》创作谈

周仰之

2007年的春天，加州天气一如既往地阳光灿烂。我家楼下书房的窗外鲜花盛开，姹紫嫣红，我却把窗户关上，更拉上厚厚的窗帘遮蔽春光。书房里一面墙是落地的大书架，另一面墙则挂着一幅巨大的山西地图。我把书房的门关上，挡住客厅里电视的声音，也挡住正在读高三的女儿和她那帮常来常往的朋友们的喧嚣谈笑。门窗紧闭的书房连白天都要开灯，幽幽的一盏台灯下我深陷在椅子上发愁。

几个月前开始《流风》一书的写作，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中文打字。我一边用手在笔记本上写，一边学习用中文打字，从每天两百到四百到一千，一直写到第十章我打字的速度才赶上了自己的思绪，可以在键盘上直接写了。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后我心花怒发，不再需要在笔记本上写一遍，又吭哧吭哧地在电脑上打一遍，终于可以劈劈啪啪一气呵成，写得多痛快啊！

高兴了没几天又遇到了新麻烦，因为我写到有关太行之行的章节了，写这两章书的困难是我对山西不熟悉。虽然这段故事我十三岁的时候听祖父立波反复讲过，但是要怎样理解和描述1937年深冬到1938年早春在山西大地上行走的立波和卡尔逊他们呢？我反复看山西的历史资料和各种书籍，常常站在山西地图前发呆，依然没有把握把这一段写下来。我觉得自己对益阳和上海都有感觉，色彩和画面都如在眼前，唯独山西云山雾罩的让我看不清楚。

这年的三月为当时手头的一项工作回了中国，办事之余我没有忘记山西，找到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向他提要求，说：能不能请你们出版社帮我安排一次山西行？我自己出费用没关系，只要你们帮忙安排让我看几个地方，采访一些人就可以了。出版社朋友笑着说：你大概是想起了国外出版社的工作方式了吧？我们这里的出版社是不负责这一部分工作的。

山西虽然没有去成，这两章书的写作我还是完成了，心中留下的遗憾要到两年以后才被弥补。2009年和卡尔逊孙女一行在山西大地上行走时我的心情很激动，像是来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个我在加州书房里冥思苦想的地方真的如梦如幻地到了我的眼前，贫瘠苍凉的山西大地和郁郁葱葱的五台山，我真地在没有见到你之前就准确地把你描画出来了，隔着辽阔的大海我竟没有把你读错，这真是件让人感到安心又开心的事情啊。

山西去过了，书也出版了，和这一段故事的缘分却并没有结束。“太行之行”这两章是《人间事都付与流风》一书中被选载最多的章节之一，有时候这选载还会在编辑的要求下演变成重写，让我有机会以不同的心情再次走进这段故事。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很认真的上海编辑，她客气但坚定地要求我按照她杂志的风格重新铺排文字。当时我正和在耶鲁建筑系读书的女儿一起游历欧洲，于是我们在德国一个叫魏玛的小城住了下来，女儿画画，我则又一次地把自己带回了战时山西。

魏玛是一所美丽的小城，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可是她原来属于东德，生活并不是太方便，记得当时为了和上海编辑保持联系就费了不少的周折。我一边克服这些生活工作上的小困难一边遥想卡尔逊和立波二人，他们从富裕繁华的美国和上海来到这片完全不熟悉的土地，工作任务沉重，生活条件艰苦，还常常会遭遇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冷静的思考对中国和世界的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还能够保持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真的很不容易，确实值得后人回味欣赏赞美。

关于魏玛当然也留下了遗憾，我没有能够按照原来的计划花上足够多的时间研究曾经常年生活在这里的歌德和席勒，细细欣赏这座打下很多歌德个人印记的城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会再去游历和小住，也许第二次的造访我可以全心全意经由歌德和席勒的生活环境走进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再来就是写电影剧本。电影创作对我而言又是一次全新的写作体验，在动笔之前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思考电影这个形式，和我要如何用电影的特点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认为电影的表现形式是多元而立体的，而“战地日记”这部电影要多元而立体的表现出当时中国和世界形势的紧迫和微妙，卡尔逊和立波的太行之行在这个七巧板一样的微妙局势中的偶然和必然。

战争的结局今天的我们是知道的，可是当年的立波和卡尔逊不知道，中国的军人和老百姓不知道，中国当年的领导阶层和知识分子精英不知道，罗斯福总统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的是果，当年发生的故事是因，当年是怎样的思考，判断和行动成就了后来的胜利，而且这个胜利可以一直影响到战后七十多年的世界格局和生活在那个余荫下的我们呢？

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我开始研究二战，用我比较熟悉的做项目的方式解构当时的复杂局面。我把二战前期和二战中的重大事件列成了一张表，用红字把和这段故事有关联的事件标出来。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2018年的夏天，我正住在德州达拉斯的一家旅馆里。达拉斯夏天的太阳火辣辣得可以把人烤化了，我每天坐着旅馆大堂的一张巨大的棕色木头长条桌前工作，虽然白色的大堂高大通透，冰柜里的凉茶冻咖啡点心也美味可口，冷气更是开得很足，我还是止不住心中的焦躁和郁闷。

我的焦躁郁闷当然和炎热的天气有关，和当时我生活中面临的变化有关，也和这份繁复的工作有关，但是最影响我心情的是这张表格所代表的苦难和无望。每一行简单的句子和每一个冰冷的数字后面都可以看到燃烧的城市与乡村，四处奔逃无处藏身的男女老幼，如无头苍蝇般溃败的军队和无尽的死亡。

比方：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淞沪会战，日军投入二十万，死伤四万，中国军队投入八十万死伤三十万，立波9月离开上海到太原，11月12日上海沦陷。几乎在同时：1937年9月11号到11月8日太原会战，日军投入十四万死伤三万，中国军队投入二十八万，死伤十万，10月18号立波到潼关，11月8日太原沦陷……真的是血肉模糊尸横遍地啊，还没有算上无辜百姓们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呢。

除了数字还有活生生的个人遭遇。比方“战地日记”剧本里有两个只有一场戏的人物就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是两个日本俘虏，中学毕业生俘虏战前在东京电讯局工作，月薪高达六十元，另一位小学毕业生则在国有铁道局工作。这在当时的日本都是特别时髦神气可以夸耀人前的好工作，战争一来他们就必须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去拼命，而军饷却只有原来工资的七分之一。

他们愿意吗？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们不愿意。他们有办法逃脱上战场的命运吗？在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环境下他们连表示些许犹豫恐怕都是做不到的。当年别说是平民了，哪怕是主张缓进或者是表达出些许理智平和观点的首相高官顶级企业家都可能成为激进军人们的枪下冤魂。如今我去东京坐虽然老旧但依然运行自如的城铁，去由神气的老邮局大楼改建成的商场购物时都还会想到这两个倒霉蛋，这么好的工作都保不住，只落得在山西当俘虏的命运，所为何来呢？在战争机器的碾压下个人希望过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和努力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让七十多年后的我也有感同身受之忧伤无奈啊。

达拉斯的下午是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我只好泡在旅馆的游泳池里避酷暑。旅馆里小小的游泳池位于树荫下，在凉凉的池水里游上几圈感觉轻快了许多，心情也随之平静了下来，于是泡在浅水池里读罗斯福总统的传记。在嘈杂混乱的二战前和二战中，罗斯福总统是一股清流，他脑子清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我们事后都知道的，可是在我反复阅读的文字资料和记录片里还显示出他当时连情绪都是稳定的，甚至他开朗善于为周围人带来笑声的个性都没有因为形势的严峻而有所改变。2018年夏天缠绕在我心中的焦躁烦闷终于在对罗斯福总统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领导艺术的击节赞叹中豁然开朗了，我们如今遇到的困难，难道比得上他当年要面对的二战前夕的那一团乱麻吗？

2007年我第一次书写当年生活在乱麻中的立波和卡尔逊在山西的这一段往事是就曾经写道：“在太行山的一段时间是立波一生中的几个华彩乐章之一。他自己当时就知道，所以原本就非常努力的立波在那一段时间里更是在体力和智力上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了极限。我写这一段时也感到了一种生命力磅礴的痛快！”

这十几年来我已经好几次地用不同的方式书写这一段了。每一次我都会有同样的甚至更强烈的感受，希望读书或看电影的你也能够感受到这种豪迈的力量和生命力磅礴的痛快。

2020年6月6日于美国加州圣荷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