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铸

一

二爷是我幼时的邻居，一个脸上架着厚如瓶底的近视眼镜，骨架上裹着一层皱皮的干瘪老头。他头发微秃，透过那一根根稀松的头发，可以看见下面褐色而毫无光泽的头皮。冬天，他总爱戴一顶瓜皮帽，两只手对插在袖口挂着棉絮的袖子里，整条脖子缩在染有一层油垢的衣领下，蜷着身子，靠在大门外晒太阳。偶尔会懒懒举起一只满是青筋的手，拍打脸上来犯的苍蝇。要不，就是将左手夹在右腋下，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夹着根勇士牌香烟，放在嘴上贪婪地吸着，然后舒一口气，两只鼻孔喷出两缕由浓逐渐变淡的烟气。

我们都跟着他的家人管他叫“二爷” ，之所以叫他“二爷” 是因为他排行老二。他的女儿、女婿﹑外孙、以至他的亲家公全都这样称呼他。在他们眼里，他和他们没有任何辈分和大小尊幼的关系。

这二爷原本家境殷实，拥有不少田产和家业，结婚后生儿育女，起初日子倒过得滋润。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嗜上了鸦片，没有多久，就把家里丰厚的积蓄和老底花了个精光。这还不算，进而不断变卖祖上传下的田产，把先人一代代积累下来的物业烧得荡然无存。他妻子欲哭无泪，痛不欲生。那时儿女尚幼，她不得不放下阔太太的身段，去接些针线话，或替人洗涤衣被，赚钱求生，甚至还硬着头皮去作帮佣。人一旦染上大烟，就人性全失。二爷败光家产，毫无悔意，长年累月在外游荡不归，无视家人死活。一旦回到家中，就翻箱倒柜找钱，妻子辛苦赚来的几个铜板，若没藏好，就会被他席卷而去，跑到烟馆吞云吐雾。于是，他妻子不得不时刻防备，将钱装进入布袋绑在腰上。但是他找不到钱就会发狂，把妻子和儿女的衣物抱出来，用布扎成一个包裹，要去当铺换钱。妻子死命不放，儿女在旁哭喊，他全然不顾，把妻子蹬倒在地，夺了包裹就闯出门去。花完了钱又回来折腾，周而复始，弄的家无宁日。儿女长大后，都不认他这个父亲，儿子还伙同母亲把他从家中赶出。

后来他妻子和儿女迁来上海，他妻子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儿子做点小生意。女儿女婿在我家隔壁开了个钟表铺，日子过得像模像样。二爷走投无路之下，跑来投奔儿子，他妻子想起他早先的那些恶行，怒从心生，左一句“大烟鬼” ，右一句声“大烟鬼”地骂着，将他赶了出去。还恨意未消地警告儿子，不得和二爷有任何干系，否则她会不依不饶。

二爷又跑来找女儿，女儿早就得到母亲授意，自然也不会认他，塞了些钱给他，要他自谋生路。这二爷干瘪瘦弱，既无力气，又没有任何谋生技能，独个儿如果何活得下去？倒是亲家公为人厚道和善，觉得他可怜，就收留了他，让他和自己同住一间斗室，同用一个炉灶，甚至帮他做饭。就这样，二爷在此安顿下来。

那时，鸦片在中国基本绝迹，二爷搞不到鸦片也就心死，以纸烟替而代之，整天一支一支过他的烟瘾，当然，以他的经济状况，他只能抽最劣质的勇士牌香烟。

他妻子终于发现他蛰居在女儿处，便“大烟鬼子” ，“大烟鬼子” 地骂着吵上门来，将二爷的衣服和被子从屋里拖出来扔到街上。如是，二爷的身份和不光彩的过去就被彻底曝光。

二

我们那时还小，看见二爷那副尖嘴猴腮、瘦骨嶙峋的样子就想笑。觉得他简直不用化妆就是个反派人物，可以上镜演出。

从我家楼上的窗口可以俯视隔壁的天井，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总爱伏在窗口窥视二爷的动静。二爷经常在天井踱方步，有时还见他开合着嘴皮，在自言自语嘟囔什么。偶尔他还会冒充斯文，双手捧着一张报纸，报纸离他的近视眼镜只有两个手指的距离，几乎就要贴到鼻尖。看见二爷那副迂腐的滑稽模样，大姐说就像课文里的孔乙己，大哥则反驳：“才不呢，孔乙己是读书人，他是鸦片鬼！” 久而久之，我们兄弟姊妹忽发奇想，生出拿他取乐的念头。

夏天是啖瓜的好季节，每有挑担的西瓜贩子拖长声调喊着经过，父母亲总会让他把整担西瓜留下，堆在客堂里，让全家慢慢食用，以消酷暑。吃罢西瓜，剩下的是无甚用处的瓜皮，这西瓜皮就成了我们逗弄二爷的武器。我们把西瓜皮拗成一小块一小块，装进脸盆，捧到楼上窗畔。接后分工，大姐负责探路发令，我和大哥充当投弹手，二姐则管善后事宜。于是，我和大哥每人手中捏着一把瓜皮，埋伏在窗下待命，大姐站在凳上，把身子探出窗外，窥探隔壁天井的动静，一旦看见二爷出现，便发出投弹信号，我和大哥立刻鱼贯而起，挥动双臂，万弹齐发。然后赶紧趴下，伏在窗框上观看反应。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二爷，一时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觉得有许多软软的东西击在身上，却看不分明那是什么，更无从辨别它们来自何方。定了定神之后，他扶正差点滑落掉地的眼镜，蹲下来，从地上摸起一块西瓜皮，贴到鼻尖上端倪良久，然后仰起头愤然地骂开：“是哪个王八崽子，如此缺德！” 我们忍住笑声，把头压低，二姐飞也似地把窗合上，拉拢窗帘，让他不致怀疑到这排窗子。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二爷还在天井里高声喝骂和诅咒。

几天之后，我们故伎重演，不过这回采用的是迂回战术，即改直接袭击为间接打击，改发弹为布雷。当我们探得二爷站在通往天井的门口，想走进天井踱步时，便开始把手中的瓜皮摔出，但目标不是二爷本人，而是天井的地面。二爷浑然不知陷阱正在等着他，晃动脑袋，垂下双手，哼起小调，摇摇摆摆跨出门槛，走向天井。他一脚踩上一块瓜皮，猛然一滑，双腿摇晃起来，但总算挺住没有失去平衡。他以为这是因为自己脚软，继续前行，走了几步又踩到另一块西瓜皮，这回可没那样幸运，他叫喊一声，屁股一沉，仰面倒在地上，嘴里唉哟唉哟地呻吟，直到他的两个外孙听见，跑来把他搀起。

事情搞大了，我们有些后怕起来，真没想到这布雷比投弹更具杀伤力。如果摔断了他的手脚，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忐忑不安。终于，我们又看见他如常地在门口蜷着身子抽烟，如常地在天井里来回踱步，这才放心。

三

渐渐，我们不再讨厌二爷，反倒有些可怜他了。我们觉得他似乎并不像他妻子和女儿所描绘的那样卑劣可恶﹑罪不容赦，至少他对我们没有敌意，也从不伤害我们。即便知道我们这些小鬼头对他不友善，常耍恶作剧，也不记恨在心。有时候看见我们在马路边玩耍，还会哈着腰走过来好言相劝，提醒我们当心车辆。

从此我们不再捉弄他。有时候，看见他捧着一口大碗蹲在门口吃饭，还会奉祖母之命，到家里拿些菜肴倒入他的碗中。这时，他会抬起头，默默看着我们，一脸感激之情。

和他接触中我有一种感觉，他很害怕寂寞和孤独，他想找人说话，可是没人理会他，于是他只好转而与我们这些不谙世故的孩子周旋，以此作为他的消遣。每当看见我们在门口玩耍，他会主动靠过身和我们搭讪，话匣子一打开，他会说很多很多，他爱咬文嚼字地用“ 想当年”这个词作引子，告诉我们一些他早年的掌故。

到了1959年，二爷因为历史问题被遣送甘肃农村，我们原以为他会躺在床上死赖着不走，没想到，他捆扎好简陋的行李铺盖，毫无恋意地上路了。

四

意外的是，过了大半年，二爷突然回来了。样子几乎没变，依然是那样弓着背、哈着腰，踱他的步子。若要说变化，就是他那张干巴巴、没有血色的脸更加紧贴面架了。

原来二爷到了甘肃之后，没有丝毫生存能力，根本下不了地干活。只是整天蹲在墙角晒太阳、抓虱子，或者到邻家乞食，经常在冻饿中打着哆嗦。任你骂他、吆喝他、逼迫他，他就是那么一个样子，让你奈何不了。因此他的存在倒成为当地的一个累赘，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冻死，于是只好将他再送回原地。

某日，我和他的大外孙在门口玩耍，他突然歪着身子，一晃一晃走过来，拦住我们说：“你们想听故事么？我讲一个精彩的。” 他的故事果然精彩无比，那是他在甘肃的一段亲身经历：

甘肃是个苦寒之地，二爷所去的农村更是少有人烟。入冬之后最受煎熬的除了饥肠辘辘就是寒气侵骨。夜间驱寒必不可少的是干柴，可这柴不会从天而降，必须自己去林中用斧子砍伐树木，然后拖回来晾干。二爷手不能缚鸡，哪来伐树的能耐，只能退而求其次，每天到林中拾些朽败的枯枝用以夜间取暖。一天，他白昼只顾蹲在墙角晒太阳、抓跳虱，到黄昏才突然想起晚上的柴没了，赶紧走进屋子南边那片树林，想拾点枯枝来暂度难关。不料这林子的外围刚被人光顾过，地上根本找不到断落的枯枝，他只好向林子深处走去。

这时，他心中想到的是夜间难耐的寒冷，眼中关注的是被风刮落的枯朽断枝，他忘了时间，忘了记住来路。走着走着，当意识到天色越来越暗，必须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他失去方向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他凭印象“往回走”，可是却怎么也走不出这片林子。他果断地把拾来的那一小捆枯枝丢弃，加快速度摸索前行，可是越走越不对劲。天色完全黑了，树林里的野兽开始骚动起来，时不时传出稀奇古怪的吼声，让他胆寒。有时夜鸟的叫声也非常恐怖，惊得他魂飞魄散。夜深之后，他听见狼的嚎叫，糟了，他想自己的大限到了，这狼是树林里最可怕、最具攻击性的野兽，而且成群出现，纵使你手中有枪也无济于事，撩倒它一个，会引来前仆后继的一大群。但他知道狼怕火，只有火才能骇退狼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口袋里还有小半袋土烟、一叠卷烟土用的草纸，另有一盒火柴。他哆嗦着，心想，就这点东西，怎么熬得过这漫漫长夜！他颓丧地坐到地上，背靠一棵树，这时，林子深处游动着两个一组，两个一组的亮点，有很多。二爷知道狼群来了，那是饿狼恶毒而可怕的眼睛。反正是一死，过足烟瘾再让狼群去裹腹吧，他用颤抖的手卷好一支烟，划了根火柴点燃它，然后贪婪地吸着。狼群看见火光便犹豫了，不再前行，在远处徘徊不定。他吞云吐雾，后来干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去想，吸了一根又接上一根。那装土烟的袋子很快就瘪下来，那盒火柴也用去了小半，他的脑神经开始活跃起来，难道真的进入绝境？难道真的就这样死无全尸，让群狼把自己撕得粉碎？他心有不甘地猛吸一口烟，一块燃着的烟叶从卷烟端头掉下来，落在他破旧的棉袄上，面料被烧了个洞，露出里面的棉絮。啊，他叫了一声，这棉絮不是易燃物吗！他立刻有了灵感，

这身棉袄有十多年的历史，故而不费什么力气，他就把棉袄的面布撕开，从里面抽出一团一团棉絮，放在手上不停地搓动，将它们搓成一根越来越长的细条。他用火柴点燃这棉絮条，然后吹灭明火，让棉絮条处于休眠的燃烧状态，需要的话只要对它吹一口气，它就会冒出通红的火点。如此这棉絮条就像一根点燃的长长卷烟，如果不去吹它，会烧得非常缓慢。而身上的棉袄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料，来接长这根棉絮条，保持火种不灭。这真是一个急中生智的绝妙主意。

那狼群和他对峙着，只要他的火种一熄就会扑上来，而他的火种竟然久久不灭，隔不了一会儿就会亮一亮，这对狼群无疑是一种警告信号，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二爷的棉袄越来越薄，群狼失去耐心，开始三三两两离去。

冬夜的树林原本就十分寒冷，雪上加霜的是他的棉袄渐渐变成一张薄纸。不能这样等下去，他突然醒悟，这样即便没成为群狼的美餐，也会被活活冻死。他必须寻找回去的路，他必须走路，保持运动，才不会冻僵。他站起来，透过树隙仰望天空，因为天晴，夜空是一片纯净的墨蓝，上面有闪烁的星光。他想，只要找到北斗星就可以确定方向 ，可是因为眼睛深度近视，故而很快就放弃这个希望。突然，他耳中听到一声汽笛声，悠长而隐约，接着又有模糊不清的车轮滚动声，来自远处。火車！他像是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屏住气息听着，那列火车可能是一列加长的货车，很长很长，使他能有机会判断铁路的方向。他抱定一个信心，只要走到铁路，就会有生路。于是将那长长的棉絮盘起来，塞进口袋，用一只手持着它燃着的端头，一只手左右探路，跌跌撞撞地朝那铁路的方向摸索而去，义无反顾。

就这样，二爷奇迹般地绝地脱险，捡回一命。

听罢他的故事，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想不到，这样一个看上去仅剩一副空壳的老头，竟然有如此的大智大勇。我不禁想起他女婿曾经恨恨地对邻居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你别看这大烟鬼子骨瘦如柴，像是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他的脑子可精怪呢，真的很鬼很鬼！”

五

到了文革，二爷自然成了牛鬼蛇神，成天拄着一把长长的竹柄扫帚站在门首，要不就拖着它，伸长了颈脖子，垂下架着近视眼镜的脑袋，在人行道上慢慢地来回巡游，俨然一个须臾不离职守的清洁卫士。一旦发现地上有脏物，便转身环顾四周，若见附近没有行人，便赶快把它扫到街沿下的马路上。当然，这动作要快，不能让人看见。

二爷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日复一日地消磨他的残生，竟然顺利熬过了文革。在一个冬日的风雪之夜，他带着倦意爬上床，钻到那条充满异味的被子里，此后就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