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 石
大约在1934年，父亲刘朴（字伯荣）辞去江苏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续聘，回到湖南长沙湖南大学任教。由于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是他的母校，而校长又是他的好友，他无法拒绝邀请，便同意在明德中学兼课。
湖南大学位于长沙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下，而明德中学在长沙城北，两地相隔较远，经双方协商，父亲就单身住岳麓山，母亲就带我们兄弟姊妹住在明德中学。一个大学教授在中学兼课对中学来说是雪里送炭，所以中学校方就安排我们全家住进校园里的一座小白楼，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等于住进一所当时的别墅了。
1949年以前，大陆有一句口头禅，“北有南开，南有明德”。说的是当时中国的两所最著名的中学。明德中学始建于清末。1903年留学日本的弘文师范速成班的胡元倓十分崇拜日本庆应义塾的创办人福泽谕吉，认为要挽救中国的危机必须效法日本维新，先从兴办教育入手。他回国后决心不入党派，不做官，租赁了城北左宗棠祠堂为校舍，延聘了周震鳞、张继、王正庭、苏曼殊、黄兴等人为教员，使这所学校成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摇篮。
这所中学位于城北的泰安里，这是一条离北正街不远的长巷子，宽不过五六米，长约百多米。石板铺地，两侧高墙耸立。巷北的一所不起眼的古旧大门，灰砖黑柱，门里“明德中学”的匾牌字迹丰腴飘逸，遒劲苍拔，尽显超常高古之致。校园极为宽畅，主建筑是一栋长约七十多米，当时以二十万两银元修成的“乐诚堂”，楼高四层，耸立在一片小湖边。湖岸回廊蜿转树影幢幢，风景极美。
小白楼位于高中学生宿舍旁。楼上楼下各三间，偏房一间，偏房后是灶房。楼前一带砖墙与操场相隔。左边一门通入校园，右边另有一小门与校外的民房小巷相通。就是这样一座八十几年以前的小白楼仍然勾起了我这位94岁的耄耋老人一些零散的回忆。
父母既然带领了全家回到长沙，一些乡亲故旧们就经常来串门。值得提起的一位就是齐子如，齐白石的长子。我外祖父的原配，生了两个女儿，次女就是我母亲张琦（字书贞）。由于无子，他又先后娶了两位继室，仍只生了一位女儿，她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姊妹。她嫁给了齐白石长子齐子如。我们晚辈就称她为荷姨，称齐子如为姨爹。齐姨爹没跟他爸住在北京，而是在长沙住家立户。1949年以前，由于他父亲的崇高地位和收入，他一直就过着自由自在的清闲生活。他个儿高瘦，神情潇洒豪放。他每一来我家就和我母亲嘘长问短，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大笔一挥，随意画几张虫鸟给我们看，使我随后成为业余国画的终身爱好者。他的兴趣是钓鳖，我们湖南人称为“打脚鱼”，因为他独特的钓竿上既有钓钩还有一块小铁铊。当鳖在水中冒头呼吸时，他才摔出钓丝，用铁铊打昏鳖头才钓上来交给荷姨清炖，其汤鲜美无比。当时在长沙的大酒楼里，这样一份菜肴标价是八九角银元，几乎相当于一个女佣一个月的工资。他又是美食者，谈到我国湖南、四川、广东……等地的著名菜肴如数家珍。由于家传，他善于画虫鸟。齐白石晚年视力渐衰，必须用工笔画的虫鸟来配他的写意画时，他就写信命齐姨爹按照要求的尺寸大小画好寄来北京。父子虽亲，但却明算账。他每画一只蟋蟀，一只螳螂或一个蝴蝶等就向他父亲收价30银元。他常对我母亲说，“我爸腰上系满钥匙，钱管得紧紧的啊！”他还说：“爸爸那儿，门庭如市，来客络绎不绝，有的是来偷学爸爸的画法。爸爸在现场书画时，只有大笔一挥，舞上两笔就休息，故意东拉西扯，用闲谈来拖延时间。”他还告诉我父母有关他爸爸的私人秘密，作为晚辈的我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这儿解密了。齐白石生前还亲绘制了三幅写意画送给我父亲，但都毁于长沙大火，即使那时保留，也躲不过文革时期的抄家。
有人问我：“你发表画作和小说、散文、诗歌时所用的笔名‘乌石’，是否刻意与‘白石’相关？”我说完全不是这样。抗战时期，明德中学由长沙迁址到湘潭、衡山、湘阴三县交界的大霞岭曾国藩祠堂。我每年从湘潭老家步行一百二十五里上学时，总要经过石潭镇后的乌石寨。那是一座巍峨的大山。从远处望去，山顶上似乎隐隐有一座庙宇，人们说那就是彭德怀早年打游击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部分精英中，我最敬重的就是彭总，所以我就以他早年出山的地名作为我的笔名和画名。父亲在抗战初期去安徽参加抗战工作时，曾有诗句“月满新安江上屐，辉流乌石寨前茨”，指的就是彭总的这个乌石寨。
经常来小白楼串门的故旧中值得提及的另一位就是李淑一，也就是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李淑一。湖南人称儿子为牙子。称女儿为妹子，称父母的女友为姨子。我们是晚辈就称她为李姨子。
我们搬进小白楼不久，某个周末，临街巷民居的侧门来了一辆黄色车，车上下来一位女士，体态修长，身着淡蓝色旗袍，脚踏带袢的青色布鞋，白晰而秀丽的鹅蛋脸上架了一副轻度的近视眼镜。她一进门就高喊“书贞！书贞！”那是我妈的名号。爸爸妈妈惊喜地跑出来和她握手拥抱。我们兄弟四人跟随父母身后一一向前行礼。
“多年不见，好大一家子人啊！”李姨子惊喜地喊道。
“好多的一家人口，好大的累赘啊！当年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也就落空了！”妈妈双手一摊无奈地说。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姨子的情景。
妈妈曾跟我们兄弟悄悄地说，李姨子和妈妈曾是长沙福湘师范极相好的同学。她的丈夫柳直荀曾经是毛泽东早年的战友，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后杀害。李姨子一直未婚，就在当时著名的周南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教书。周南女子中学和附属小学也位于泰安里，但是在南端，与在北端的明德中学遥遥相应，当时被认为是两所兄妹学校。明德中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摇篮；周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不少革命前辈，包括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就曾在该校任教。
我随父母由江苏无锡回到长沙后，父母认为我年龄太小，傻里傻气，愣头愣脑，不放心我入学太远，李姨子就设法把我挤进周南女子小学读书。一个男孩进入女子学校，在当时是特殊又特殊的例外了。
我还记得第一天去上学时，我跟妈妈发生了一次矛盾。我从幼儿下地走路直至九岁，从未穿过长裤，即使在东北寒风凛冽的冬天，我每天上学仍然穿毛线短裤，毛线长袜。膝关节处涂上凡士林以防冻伤。长沙气候温湿，我就更不愿穿长裤了。李姨子非常认真地说，周南女中和小学的女学生一律穿制服，上身着白长袖衬衣，下身穿黑裙，裙长必须过膝。我是男孩穿短裤上课太不像话。所以不穿长裤就不许上学。为了上学，我只有服从。当我第一次穿着长裤由李姨子牵着手进入教室时，女同学们的惊奇和我的尴尬可想而知了。一下课，我就被包围，被她们问长问短，好像我是从哪儿迸出来的小怪物。我傻乎乎地羞得面红耳赤。
从此，隔三岔五，李姨子就来我家与爸妈相聚。还记得妈妈有次过生日，就用两块银元托周南小学的厨师办了一桌酒席摆在楼下堂屋，邀请李姨子上座和福湘的老同学们一起品酒言欢。我还记得，当时的一样主菜，湖南人称为《南瓜杂》，实际上就是《南瓜粉蒸肉》。
李姨子的父亲李孝聃是日本留学生，我国的国学大师，也是我父亲的至友。他在长沙居家的堂屋每周周日开堂讲学。父亲对我说：“你已经读完了唐诗三百首、孝经、大学、中庸和部分孟子。我工作太忙，无法继续教你。你就周末去李太老师家深造吧！”他用红纸写好拜师帖，我双手捧着，恭谨地步入中堂在李太老师身前三跪九叩首。李太老师呵呵大笑虚扶我起身，对众学生说，“今天我又收了一名小徒弟，希望大家好好关照！”
父亲与李孝聃本是平辈诗友，但妈妈是李孝聃女儿的同辈同学，为礼貌和尊师重道起见，父亲就认李孝聃为长辈，我当然就晚两辈而称李孝聃为太老师了。
堂屋里摆了一张大长桌，李太老师在首位坐定，众学生依次在两侧坐下，多半是他的晚辈、亲戚和朋友。我小心翼翼地在最后的位子上挨着李姨子坐下来。当天讲的是《礼记》的《曲礼》篇。
从此，我又奇怪地成为李姨子忘年的同学了。
1941年，我考入湖南大学。李孝聃又在那儿教国文和日语。我又是他的学生，直到1945年我毕业为止。
1937年抗日战争大爆发，日机在没有警报的大白天，偷袭了长沙火车站。我家逃难至湘潭县石潭镇，以便在危急时避入镇后几十里的乌石寨的大山中。从此就和李姨子中断了音信。
1949年后，我们从报纸上读到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才知道她在北京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70年父亲去北京我四弟家休养，曾几度与她晤面，老友相聚，谈今忆昔，不禁浩叹。
1997年4月19日《成都晚报》登载出“著名爱国人士李淑一去世”的消息，而她的至友，我的父母早已于1974年和1968年分别离开了人间。
小白楼里还值得回忆的，不再是某人而是一件事，应该说是一件大事，一件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和父亲都守口如瓶的大事。
明德中学既是清朝晚年开办的学府，校内某些房舍和小白楼多半都是老掉牙的建筑了。小白楼第一层左边的厢房就是我们四兄弟的卧室。两张行军床一张书桌和几条板凳就是全部家具。地板红漆剥落，斑驳摇曳。一天，我不小心将一个铜板（当时硬币）从手中失落，铜币一滚就从地板的破缝中掉落下去，我听见通的一声，似乎是水响。我奇怪，怎么地板下有水，于是再用一个
铜板试一试，果然听出是水声。我告之父母。父母认为房下有水，整栋楼房就有倾倒的危险，于是就通知校方。校方派工人掀地板一看，果然发现一个蓄满水的泥坑。明德中学位于湘江东岸，离河边只隔一条小街，校里又有一片湖水，地势低洼，屋基浸水，不是大怪事。工人开始抽水，抽了一整天还没抽完。他们傍晚憩工时，我偶尔走近一瞅，发现稀泥里露出约一寸长的金属小筒。我好奇地使力抽出一瞧是一节约一尺长封得极严密的黑色金属筒。我不知是何物，便立刻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端详了一阵，估计不是爆炸物，便使劲从封口处打开，抽出一本十行纸书写的名单。他展开一看，脸色陡变，悄悄对我说：“快！拿去灶房里烧掉。这是地下共产党的名单，涉及两百多人的人命，军警发现了，可不得了！快！烧掉，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一溜烟窜进厨房，丢进灶里，加一大把柴大火烧成灰烬。那时江西苏区一带，国共正在交战。长沙可能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曾经住在这儿的地下党员为了安全转移，只有将名单密封藏在地板下的泥土中，幸而被我和父亲发现。后来，我问父亲为什么当时不去寻找共产党，交还名单。父亲说，寻找共产党在当时就有杀头的危险。烧掉它，对我们对名单上的人才是万全之策。
大半个世纪以来，父亲和我对母亲和兄弟姊妹都守口如瓶。如今岁月悠悠，已进21世纪。父母、大哥、姐姐和两个弟弟皆已去世，只留我和小妹尚在人间，解密这一秘事应该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和误解了。
据悉，明德中学早已改名，校内建筑已经过大规模地翻修，小白楼肯定早已拆除。但关于它的零星回忆，仍萦系在我这位94岁的耆老心头。
（本文原发于《寻根》杂志2O18年3月。《寻根》杂志由河南省邮政局发行，为河南省二十佳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