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地球日：一个设计师在疫情中的发声

（代表作第6辑：何涓涓）

今天是2020年的地球日。因为新冠病毒大爆发，我已经在家里隔离了将近两个月。克服各种情绪之后，这的确是一个沉静下来思考的好时机。过去和未来，在隔离的寂静中流淌、撞击。虽然这是一篇旧文，但在今天重新转发，以新的视角和心态来看消费和环境问题，似乎更为贴切了。

我和同事一起在美国境内做短途出差，他开着自家的车来接我。小车摇摇摆摆，有一股汽油味道，据说车龄已年方十三。我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换新车。同为产品设计师的他，叹了口气说：“一直都想换，可是就算我眼高手低吧。眼光被设计学校教育得很挑剔，只看得上好的车子，但是又要考虑实用和价格，家里有两个小孩子要坐。纠结来纠结去，看中的喜欢的款式，既满足所有家人的需求又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真是买不起；买得起的实用车型又不喜欢其设计。设计师的眼光挑剔，却并不是谋生的好职业，自己设计的‘美丽’东西往往是买不起的。”我笑说：“那些对审美没有什么要求的人，买个实用的东西，不考虑太多，不追求精美，也不破费，简简单单地生活着。”他说：“那样少了很多纠结，生活或许更幸福。”

可惜我们回不去了。我们是骨子里看不得丑的人。因为喜欢美，追求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奉献给创造美发掘美的“伟大”事业上来。可是现实生活，不得不被丑陋包围，就像这辆即将支零破碎的小车，为了美的梦想，不得不接受丑。从丑到美的心路，要一步步艰难地走。

说句心里话，学设计的人，骨子里多少想过的是书本上的经典生活，面对现实生活，总有些清高鄙夷。家里最好要放几款世界设计史上介绍过的椅子：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椅、伊姆斯夫妇的躺椅、沙里宁的郁金香椅……放几盏光影迷离的大灯：保罗.海宁森的PH5、哈里.科斯基宁的冰块灯、深泽直人禅意十足的半圆大吊灯……仿制品都不行，设计师是一群很要面子很骄傲的人。真品价格离谱，那么怎么办？先什么也不要放再说吧，幸好这个叫做极简主义，也很潮的。

同事笑中带酸：只要能被允许创造一点点美出来，不被抹杀，就很有意义了。这不就是设计师存在的初衷么？设计师用什么，那是另一回事儿，没人在乎。

几乎人人喜欢购物。走在零售店灯光闪烁玲琅满目的环境里，我们感到身心舒畅、心满意足，甚至买不买东西变得并不重要，只要沉溺于那样的氛围，仿佛自己与这个世界都变得更富足更有信心了。

设计师同僚们，心知肚明，一个产品，从孕育到成品，是一个要榨干脑汁的过程。不仅仅是创意，加上个人意见的反复修改（这些意见不涉及对错，更多是因为各人审美或者自尊心的介入而不停地做着博弈）、为赶上截止日期的压力、工程反馈结构调整导致设计不能按原样进行、资金投入的限制从而阻碍设计细节的展开……说到底，从无到有，是一个铁杵磨成针的飞跃。

消费者接触的只是经过完美包装的终端产品，从设计到批量生产，对大多数人来说，依旧是一个黑箱操作。作为设计师，在“享受”提供创意给高档零售店货架的乐趣以外，有幸可以走到所谓“高档”的背后，走进批量生产的、劳动密集型流水线上、走入工人日日挥汗的车间里，去探索一个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从半个局外人的视角来揭开黑箱操作的一角面纱。

前一阶段，我拜访国内一家工厂时，被连排巨大的六色印刷机所产生的轰鸣声震撼了。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大型印刷和包装生产商，他们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各种欧美品牌做包装盒包装袋。金属的模版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在红色的板纸上压印出金光闪闪的花纹；纸板的磨具堆积在高耸的仓库里，记忆着每一个包装盒的平面裁切；德国的印刷机、瑞士的印刷机、中国的印刷机……技术工人爬上高高的机器，机器将印刷好的彩色广告图片与印制板紧密黏贴；一张张色彩斑斓的纸板，带着诱人的产品信息和图案，像小山丘一样此起彼伏，堆积在庞大的仓库里。我们探索着包装世界的秘密，用放大镜在特殊灯光下检验着细小的色块，讨论着细微差别导致的价格起伏……

午餐时间，工厂响起铃声，印刷工人们纷纷走出车间。他们满脸通红赤着膊，肩头挂着湿漉漉的毛巾。我分明看到他们刚才迅速而准确的重复动作，在充满化学气味的厂房里，几个小时挥汗如雨，刷印出我们很以为小资情调的某个品牌的标志。

有一天，在纽约的高档商场，我惊讶地看到那只我曾在流水线上匆匆一瞥的包装盒。如果我没有参观过工厂，我会对它习以为然，不肖一顾。可是现在跟觉心里一震。它们突然变得与众不同了。它像一个老朋友，对我说，好久不见，我漂洋过海来看你啦。我知道它从哪里来，甚至知道那几位帮着它从出生到入世的工人，它凝聚着汗水和辛劳。

我知道，当包装盒所承载的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时候，就是它生命终结的时刻。包装盒的命运，是昙花一现。它会被无所顾忌地撕开，扔到垃圾桶里去，等待垃圾回收车把它碾碎。我忽然间丧失了购买的欲望。每买一件产品，设计精美的包装盒就要牺牲一次。那些材料、那些劳动、那些时间和流水线后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多卖出一个产品，多赚一点钱？

2019年5月6日，《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同时有科学家详尽的最新报道：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史无前例的破坏速度，以及因此导致的生态恶化和生物灭绝，已不再是危言耸听，是真真切切的现实。读完报道，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忽然觉得无法工作下去。眼前浮现着海边被污染物致死的海龟和鲸鱼。我泪流满面，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罪的，是导致它们受苦的一个因素。

为了赶上每个季度不断上涨的利润指标，我不断地设计产品、设计包装、设计购物体验，日复一日。当然不只是我，这个流程涉及了亚洲的供应商、美国的客户、以及欧洲的财团。多少汗水、止痛片和唇枪舌战的消耗。我不知道到底消费者需不需要每年这么多的新款产品，我也不能确切了解在这个流程中到底多少人为了这个指标几天没睡上觉。我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泡沫中，承受担心完成不了指标而导致团队落后的压力，以及得意设计出好创意而受到的好评。

我们的媒体和公关把购物渲染得神圣而大气，好像拥有了挥洒金钱的能力就是拥有了人生的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消费者看到的广告，从来不会展现流水线上的密集劳动，也从来不会呈现垃圾场里成百上千被迅速遗弃的产品，更不会透露被污染的动植物奄奄一息的挣扎。过滤了人和环境，留下的只有物，物能带来短暂的快感、幻想的幸福、空洞的满足。那么，设计师是要不停地设计赚钱，还是要减少设计从而保护环境？

生活要继续，现金流要拓展，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可持续设计，创造质量可以延续更长的产品、用更简单的包装、可以回收的材料？比如，明天我打算不用普通塑料，而是换用可生物降解的塑料来做产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需要支出更多的成本从更贵的供应商那里取可降解原材料。因此，我的产品比同行竞争者更贵。我有两个解决方案。其一，压低产品生产厂家的费用。原材料没有办法压价，生产厂家能做的，就是减少工人的报酬和福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以为用较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绿色产品，对自然界做了好事，自尊心大幅度提升，对这个品牌好感倍增，可是呢，最底层的劳动者被狠狠地剥削了一把，这是消费者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也是品牌在做推广时竭尽全力避免涉及的。另一个解决方案，提高我的产品价格，同时意味着我失去了与同行竞争的价格优势。那么，我应该大力宣传绿色环保材料的好处，就像有机食品要卖得比普通食品更贵一样。这样下来，我的产品开始走更“高端”的路线，也意味着我的消费者，大大缩小了一圈，我开始担心自己要亏本……

在消费者热烈地响应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宣传时，他们也热切地希望自己购买的产品可以价廉物美；当他们跑上街头义愤填膺地强调维护人权时，他们依然不了解也不愿意为了远方工人的福利和近处自然环境的改善而买单。消费者自始至终被媒体教育着：买、买、买！这个设计-生产-广告-丢弃-污染的流程是一个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环，大家在享受购买乐趣的同时，必然有环上的另一处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

设计师的工作，追求美、创造美，多么美好的初心！在这孜孜不倦地生产美的过程中，在这一步步拓展实践美的历炼里，我才慢慢懂得美的代价。我擦干眼泪，继续设计。可是，那张死去的海龟的照片，满肚子都是垃圾的惨状；那位赤膊的工人，在轰鸣的车间里挥汗如雨的身影；那些排队在零售店门口，充满期待和欲望的争先恐后的人；那辆充满汽油味的设计师同事的小破车……我不能也不想忘记。

有人说，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消耗资源、要与自然产生矛盾，除非止步不前。我想说，什么叫做发展？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是以经济为标准，是以幸福为指数，还是天人合一的安宁？为什么那些在地球上生存年代远远长于人类的生物，他们的生活和消耗，成为了地球生生不息的一环，既索取又贡献，从而达到平衡，而我们却做不到？是什么样的力量促成了决策和规则的制定，如何从价值观的根基上引导和教育这些决策者？媒体、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施加影响力，怎样的影响力才能合理地给民众以导向？民众应该被赋予怎样的可操作项目，使其思想和动力成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实际行动？

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应该做些什么？

让我们拯救那些动物吧（何涓涓的彩铅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