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众号文章由凌岚编辑/编发。）
第一部《爱德篇》
楔子
江西南昌府，自古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乃物宝天华、钟灵毓秀之地。南昌府西北赣江东岸有一座滕王阁，为唐永徽年间滕王所建。王勃有名句咏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阁多年连遇灾荒流寇，更兼太平匪患荼毒，当年如何模样，早已不复可知。所幸光绪十八年秋，江西巡抚刘坤一聚资重建，造得画栋飞檐，珠帘卷雨，十分巍峨壮丽。南面看城中人户，万家灯火；西面看江上风云，广接天地。常有文人雅士怀古追今，吟诗作赋；城中人士携家挈酒，前来相聚赏玩。
光绪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冬，这日天云欲滴，江风漫卷，一片肃杀风景。晌午时分，阁内游人零落。顶楼一人缓步而来，正是本地人士邹凌瀚，中等身材，面庞红润。头戴宝蓝瓜皮小帽，身穿宁绸马褂、蓝洋布衫，脚蹬厚底靴。他踱至南墙前停下，捻须默念。原来那半面墙书有一幅《滕王阁》，写得风神俊逸，有若蛟龙浮海。
正颌首不止，忽听一人叫他：“邹兄，竟在这里遇见！”邹凌瀚回头端详一刻，认出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同光诗人陈三立，连忙拱手道：“散原兄！许久未见，一向可好？竟在这里遇见。”那陈三立也拱手道：“还好还好。邹兄一向可好？有此闲情雅致。”邹凌瀚笑道：“传闻《滕王阁》乃文征明所书，不知何人转录于此，实在是好！……散原兄远道而来，天色却不大好。若是晴日，这里望去可见千里，今日只见沙洲，鸟雀也无几只。”陈三立瞅着那字道：“……这‘浦云’二字格外好，力而不骄，展而不夸。”
邹凌瀚思忖一时，问：“兄台近来可有新作？”陈三立摇首道：“近来俗物缠身，懈怠了。”邹凌瀚又道：“人称散元兄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为维新四公子，怕是又有动作。”陈三立只微笑不语，捻须半晌方道：“我是一时兴起，通散通散筋骨。可巧，汪康年带信与你，正要送去邹兄府上，不想在这里遇见！”邹凌瀚忙道：“既然如此，请去舍下坐坐，可以畅谈。”
陈三立道：“不敢叨扰。这样，我就住在城内湖北会馆，离此不远，方便去取来。不如找个酒肆，闲谈闲谈，我也可将信奉上。”邹凌瀚点头称好，二人信步至城北，先去湖北会馆，再找间小馆子，名曰“苏瑞和”。堂倌递上手巾，揩了脸，陈三立把信递过来，邹凌瀚吩咐堂倌上三两样小菜，烫壶烧酒，一面开信略读，不过是说《时务报》如今发行甚广，资金却紧张，请邹凌瀚慷概助资云云。
邹凌瀚看毕，将信放过一边，道：“《时务报》着实风行起来，可喜可叹！”陈三立颌首捻髯道：“风靡海内，销至万余份，堪称前所未有。”邹凌瀚道：“梁任公文章了得。睥睨纵横，挥洒自如。难得的是义理兼通，竟没人驳得倒他！”
堂倌送上酒菜，陈三立一面请让邹凌瀚，一面点头道：“梁启超篇篇都好。”两人喝过一巡，闲谈些江西风物人情。陈三立道：“梁启超最新一篇写的就是江西人士，还是个女子。更有邹兄名于其上。”说罢举起酒盅，道,“邹兄自便。”
邹凌瀚忙也吃了一口，不免得意道：“梁兄所文《论江西康爱德女士》，正是在下推荐。不瞒兄台，若我文章好，我便写了。这位康女士实在是人中翘楚，闻所未闻！”陈三立挑眉问道：“邹兄与康女士知之甚深喽？”邹凌瀚道：“这个……拙荆常年累疾，郎中医了三五载，不见起效。我听闻康女士在九江开医馆，医术精湛，常有奇效。便请康女士亲来府中。果然风采非同一般。详谈间方知她留洋米利坚国大学府，成绩较西人更佳。问中华男儿，所为此者能有几个，更何况是个女子哩。”
陈三立连连点首，吃了一回酒菜。邹凌瀚又道：“据说毕业那日，康女士特意身着中式衣服，长褂褶裙，习习登上讲台。一众学生教师皆为倾倒，欢呼鼓掌，赞叹不绝。另有一位石女士，也是九江人士。两位气宇轩昂，风流俊雅，于米利坚土地洗我中华之耻！”说毕，眼圈竟红了。自觉失态，用袖遮面，咳嗽几声。
陈三立沉吟一回道：“听邹兄一说，越发惹人仰慕。”邹凌瀚又道：“这二位奇女子便是海内最早女西医，同去留洋读书，同开诊所，亲如姐妹，堪称传奇……遗憾，石女士倒未曾见过。”
须臾，堂倌端上两碗粥饭、两碟包子。陈三立道：“女西医可是极新鲜之事。咱们听也没听过。”邹凌瀚道：“可不仅如此！这二位慈悲良善，扶弱济贫。九江贫苦之人看病，皆不收纳银钱。年纪轻轻，此等心肠，怎让人不感佩！”
陈三立默然放下碗筷，道：“这等女子，令人肃然起敬，可是先贤转世？不多时我也将去九江，不知诊所在哪里，若有幸拜望……”邹凌瀚轻笑一声，摆手道：“梁兄曾托我传信，要至九江拜望，哪知她说事物繁琐，且不便相见。”陈三立吃惊道：“这留洋归来女子，仍信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
邹凌瀚道：“这个么，只有悉听其便了。”
第一章 九江
“爱德，瞧瞧，你上了新闻纸了。”
我正伏案写病历，美玉递过一叠新闻纸，放于桌上。乃是《时务报》，约摸有二三十页，封面三个大字，言明报馆在上海四马路石路，每份一角五分。我正诧异，美玉翻至后面，一面覰眼笑道：“瞧，这不是你？”果见文章名为《记江西康爱德女士》，署名饮冰室主人。
我不禁面红心跳，略略扫过，道：“这位就是梁启超？我与他从未谋面，为何要写我？”美玉双手叉肩，想了想，道：“维新派以为，女子贫弱乃中国贫弱之根本，大力鼓吹开办西学、女学，这便是为何吧。”
我再细看那文章：
梁启超持此论以忧天下；邹凌瀚曰：请言康女士，女士名爱德，江西九江人，……遂通达数国言语文字，天问地志算法声光化电绘画织作音乐之学，靡所不窥，靡所不习。最后乃入密歇根省立大学。以发念救众生疾苦因缘故；于是专门医学，以名其家。学中岁有课，月有试，试而褒然为举首者，数数矣……
我只说：“未免吹嘘过甚。”
美玉问：“这邹凌瀚，可是你二月出诊的南昌邹肇元？”我点头道：“是，邹先生专请咱们为他夫人诊治。如此远道，算诚心的。此人甚爱攀谈，问我留美之事，我就与他说说。未想他与梁启超亲密。梁竟写了这么一篇出来……瞧这，有一小半不真的。”
美玉道：“可不是呢。”我指文章给她看道：“瞧，这后面也写到你。”美玉在我对面坐下。护士夏巧买回萝卜饼与石鸡，倒了茶水，又拿出几副碟筷，三人匆忙吃起来。美玉一面吃一面说：“爱德，这是好事。我们正愁人不来诊所，不愿看西医。民间只信土法，穷人家连郎中也看不起的。”
我也不顾上停筷，只说：“这也不错了，你忘了刚回九江那会儿？”美玉宛然一笑，道：“当然记得。可不是神迹嘛。”她吃毕，一口气喝干茶水，道：“维新派不反对西医，这就极好。”正说话间，忽听外面乱声喧嚷。出去看时，见个女人爬地乱滚，嘶嚎不止，双目突出，模样甚是吓人。他男人在旁说，媳妇与婆婆妯娌闹气想不开，吞了铅粉。一面咳声叹气，咒骂女人糊涂。我问他几时服的？赶紧命夏巧准备洗胃药水。所幸女人服铅不久，喝了洗胃药水下去，不一刻便哗哗吐出一滩。犹自呜呜咽咽，口里说不要活了。我便请她男人雇车带回家去。
再看挂钟，已过午后二点。我同美玉回到诊室，此后忙碌不休，再无片刻歇息，至夜里方才看完病人。夏巧向灯里添了油，一面说：“康大夫，我听隔村的女人说，寻死的女人她婆婆极狠毒，怕回家也没好日子过呐。” 我让夏巧先回家去，这里同美玉整理病历。吞铅的除外，今日看的还有沙眼、囊肿、痢疾。另有口腔全肿的女人拔了牙，半岁小娃腹泻不止，病因不明……算下来今日共看二十三个病人，收了五家的药钱。美玉吹熄油灯，我将《时务报》带上，关好门窗，点上纸灯笼出门来。
外面夜阑风静，了无人声。轿夫在门口等候多时，见我们出来，便说今日太晚了，少于二十钱可不成。我们答应着坐上轿子，将灯笼挂在轿头。颠簸咿呀阵阵，不觉得，一时便睡着了。
-----------------
著名评论家，世界华文文学专家陈公仲教授为《行医者》写了书评：
”作者山眼，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国内外大事到人物的行医活动，细微末节的生活琐事，都一一进行过认真的考察核实，甚至还做出了一个翔实的《康成，石美玉生平大事纪年表》。其工程之浩大繁重，令人惊讶。“
“也就是作者自己所说，希望能做到“既有历史的严谨，又有人物的鲜活。”我看，这就道出了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行医者》正是这样做的。”
公仲教授自称是“老南昌”，《行医者》勾起他的家族回忆，他在这篇评论里写道：”有意思的是，康成她们初到南昌开办的康济医院，是在上水巷，而我家就住在上水巷，在那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康成在南昌募捐行医传道，结交的名士文人有陈三立、邹凌瀚、邓廉安、陈同珍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大家绅士，陈三立还特别给康成赋诗一首，以示敬重。更令我惊喜的是，她们的养女蓝如溪，竟是我母亲最要好的蜜友。即便母亲后留学法国，再返回大陆工作，她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三年灾害期间，时任伯特利神学院院长的兰姨还从香港不断给家里寄来一些食品，还转寄过我父兄的一些钱物。“
作者后记：
早在二〇一七年时，施玮老师建议我们将清末民初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的故事，以一系列文学作品呈现出来。那时我刚完成一部与传教士有关的长篇小说《重逢 1900》，了解到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发现在普通大众的印象里，以至在中国文学的领域中，这一批人的身影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故事在如今这样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更显得遥远和荒疏。但他们确确实实存在过，在中国晚清社会凋敝、民生涂炭的年代，他们从遥远的异国来到中国，带来基督教思想，带来西方的科学、教育以及医学。在那样一片贫弱、守旧而伤痕累累的土地上，他们的到来，使中国人在惊诧中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听到了基督福音。
作为一个经历过文化冲击的人，我尤其好奇他们如何适应中国社会，进入对他们拒绝的文化环境中找寻自己奉献和立命的根基；我们都知道晚清普通民众和当时的西方民众生活差异巨大。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也相当感佩于他们的舍己。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些令人感动的人和故事，这是一些生命。他们留下的印记虽然微小，仍然在历史的深处召唤我们。我们有愿望去打开历史的尘封，细细回观当年的他们；不仅是他们的宏愿，也是他们的爱、挫折与痛失，迎来送往以及一茶一饭。以文学的方式再现这样一些人物，就是我们力所能及、也相当有意义的事。
在一些国内外出版的传教士传记中，我发现了康成和石美玉的名字。她们的名字在一群西方名字当中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我后来知道，她们都是最早由教会机构资助去美国留学的女留学生，在那样一个绝大部分女孩必须裹脚的年代，竟然已有这样的女孩远渡重洋，在美国获得医学学位，并回国创办医院、孤儿院、护士学校和教会，对广大民众进行基督教与现代医学的启蒙。她们毫无疑问是历史的先驱。
康成和石美玉生活的年代，从清光绪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近百年间，正是中华民族面临巨变的时代，那真是一个冲突备至、动荡不休的时代。中国人带着从晚清王朝遗留下的贫弱的臣民性，既悲哀又震惊，既脆弱又迷惑。面对外来世界强力的改变，他们退缩、挣扎、甚至反抗。而这两位女子在中国本土生活，在西方教育下长大，又是如何在这些无情的冲突中，始终抱持她们的信仰和理念，成为中国社会进展中沉着、慈爱的力量……我对她们所经历的一切感到好奇，希望借我的笔进入她们的世界，探寻她们内心深处的开阔与幽微，以及她们不为人知的失败和伤痛。
有关康成和石美玉的资料散落在中国和美国一些大学图书馆。在两年当中，我阅读了大量文献、书籍等各种资料，希望能在文字中重现那年代的荒凉和火热。当我写完这十六万字的作品，我发现，在文字中亲近她们以及在内心深处与她们共振，是使我最受益、并且终生受益的事。
这部作品所有事件都遵循文献资料所记载的时间。为展现人物血肉，在部分场景上有所虚构。这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虚构小说。我希望它是这样一部作品，既有历史的严谨，又有人物的鲜活。希望亲爱的读者可以在这部作品中触摸到那个年代的脉搏、那一群人的呼吸，听到他们的笑声和哭泣。
这两年中，因我同时在全职工作之故，查阅资料与写作都进行得比较艰苦。我要特别感谢家人的陪伴，以及他们不断的充满爱的支持，特别是我的母亲、我的先生和我两个可爱的女儿。
此书出版之际，正值疫情肆虐。无数医护在世人的注目下，为挽救生命踏上了生死存亡的舞台。这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潸然泪下的时刻，也是再次向医护者致以最高敬意的时刻。
山眼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