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13期，原公众号文章由江岚编辑，唐简编发。）

尔芳把那两扇沉重的丝绒大窗帘掀开一条小小的缝，然后将脸镶在那条缝里，集中目光，朝院子外面的汽车道上张望。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朝外面张望了，却还不见杨景先那辆老绿色“福特”的影子。倒是雪越下越大，雪花像棉絮似的，一大片一大片地飘下来，飘得又密又急，以至那平常觉得过分明亮，亮得有点刺眼的路灯，也被遮得朦朦胧胧的了。扫雪的车一天来三次，现在地上又积得厚厚的一层，看那雪少说也有半尺高，可是雪片还在无止无尽地盖上来。这雪，也许永远不会停止了罢?在这种大雪纷飞的夜晚开车，是多么危险的事!景先该不会出了什么意外罢?哦!当然不会的，如果出了事，警察还会不来家里通知吗?是的，警察一定会通知的。但，警察又怎么一定能立刻知道什么地方有车子出事呢?在这么寒冷的雪夜，警察也可能偷偷懒，躲在温暖的屋子里看看电视节目，喝杯热咖啡的罢?雪，怎么下得这样大啊?是不是老天抖散了鹅毛被，弄得遍地全是雪羽?记得小时候在家乡，人总是这样说的。可是，哎哨!又想到什么地方去啦?这个脑子怎么老是像野马，管也管不住呢?

尔芳放下窗帘，转过身慢吞吞地踱到壁炉前﹐壁炉里面的火已经奄奄一息，碎宝石似的殷红色光亮在灰烬里闪烁。她丢了几块木柴进去，再拿起打风器，对着那几星碎火，像赌气似的，呼啦呼啦地用力打了一阵，那些木柴就轰的一声燃了起来。火苗冒得高高的，劈劈拍拍地蹦着火星，但片刻之后就安静了，屋子里更暖和了。尔芳白皙的脸被火光映得泛红，她对那颤动的火舌注视了一会儿，浮上一丝满意的微笑，一扭身坐在旁边的“爷爷椅”上。

“爷爷椅”是他们德国人给取的名字，她私下可把它叫做“回忆椅”。每当她坐在这张软绵绵的椅子上，一下-一下，轻轻摇晃着的时候，就悠悠然仿佛回到久远的以前，那些过去的，有悲有喜的日子，就会一幕幕地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旋转。按说人是越少回忆越好，因为回忆多少带点感伤的成分。说得更贴切一点，仿佛有点“灰色”似的。她对这些道理都明白，这些年来，她总勉励自己要坚强、要硬朗、要实际而乐观，不要做那种中国女人惯做的林黛玉态。如果不是靠着这份要强，真不知如何能度过这些难捱的日子!说是难捱吗?十多年也过去了，人也由青年变成了中年，一个中年女人还作兴想东怨西的，做些小儿女态吗?罢!算了。尔芳仰仰头，一手捂着嘴，打了个呵欠。

壁炉上的仿古大座钟，正丁丁当当地打了十一下，声音清澈但不是很高，更衬出了屋子里的幽静。老实说，她已经十分疲倦了。一早起来，给景先做早饭，把他打发走之后,丹尼尔就醒了。接着就像所有其它的日子一样，洗衣、买菜、做饭、打扫，去邮局寄信，到银行取款，碰到邻居的太太聊上一阵子、回来后正好电话铃话,蛮以为是景先或是哪个熟朋友打来的,拿起话简,又是保险公司那个家伙:“夫人﹐我想你们的保险额还不够，你应该和杨博士说，再加百分之四十……”一罗嗦就是半个钟头，而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五次了。“我们不想加,请你不要冉打电话来。”她不耐烦地说。那个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好不情愿地把电话挂上了。但他自然还要不断地打米，不赚到这份佣金不会罢休。如果说今天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丹尼尔和邻居的孩子玩官兵抓强盗，跌了一跤，脑门上出了个鸭蛋大的包，开且磨破了皮，流了一些血。把她吓得什么似的，急忙带丹尼尔到医院的急诊处去看了一下。医生丹尼尔擦了药膏，贴了纱布，并安慰她说不要紧，她才又安下这个心。但这么一来、本来显得不太够用的时间又被切了一截去，今天就过得比别的日子更紧张。现在丹尼尔睡了、一天的事也已做完，虽然还有一大堆要烫的衣服，她现在也不想去动它。说真的，天天做那些事，一做就做了十多年，她真的有些倦了。她想休息，想在这张软绵绵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靠一靠。

她是真的靠在这张软绵绵的椅子上，但却一点也不觉得舒服，只觉得飘飘摇摇地浮在半空中，有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壁炉里的火烧得那么好，虽然外面飘着寒雪，屋子里可暧得像春天。这样好的夜晚，如果和远在台湾的父母或是李瑾、魏娟娟那几个死党们在一起，围着壁炉谈天的话才叫够意思。但，谈天!她想着不禁窃笑起自己来。别做梦罢!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在西门町逛街吗?还是在挤电影院?在看书?在穷聊?也许在听音乐?是不是还听那几首快被听烂了的老歌，什么“流浪的人归来，往事尚依稀……”之类的?哦!不，不会的，离别了这样久，她们也都是结婚好些年的人了，多少也会有些改变的。十多年的时间，一株小树也会长成大树，人又怎么会永远停在那个绿野似的年代!当然，就是变，也不会有谁变得像她这样多，以前她们和她开玩笑，总是说:“尔芳这个大小姐，连条手帕都洗不干净。”

那是真的，父母就只有她和姐姐两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长大的，饮食寒暖，母亲都照顾得周周到到，而且家里又有佣人，从不需要她做任何家务事。那时父母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念书。在留学前，她真的除了上学念书，和同学们说说玩玩，看看电影，出去野餐，偶尔跳跳舞之外，别的什么事也不知道。刚结婚那年，她不是把稀饭烧成干饭，就是把干饭烧成稀饭，炒菜不是忘了放盐，就是盐放得太多。再不就是杨景先急得衔着烟斗在地上团团转，直嘟囔;“糟糕，眼看着要晚了!”她这边菜还没下锅。现在，可就不同了。她敢说，凡是女人该做的事，烹饪、缝纫、布置房间，一切家务事，她样样都会，样样都精。结婚这些年，她除了生个孩子之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这些事了。自然是够单调的，面景先仿佛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从不过问她的感觉如何?想到这里，她顿时觉得心里有股怨气上升。但，面对着那熊熊的火苗，她盼望任何人没有像盼望景先这样迫切的。炉火太好、雪太大、夜也太静，她感到自己像一颗被抛入太空的孤星，远远地离开了它所属的地方。如今她属于这幢房子，属于景先，她全心全意地渴望着能和景先同来欣赏那燃烧的火，诉诉乡愁，谈谈亲人，念念朋友……

别家的男人都回来了罢?当然喽!如果她这么说，景先就会不高兴地说:“那些人，他们会什么?我跟他们不同，德国人器重我。”那也是真的，那些人，不过是上班下班，每天回来吃饭睡觉的男人。而他杨景先，是有名的物理学家，每天从早到晚做实验，成年到头写论文，就像他自己说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不做实验不写论文我会死!”于是，他就-篇接着篇地写论文，今天去开会，明天去演讲，每晚都要在实验室呆到深夜才回来。

尔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定定地对着炉火发起愣来，火光一闪一闪，映得她眼睛发花，她眨了两下眼睛，慢吞吞地站起身，朝楼上走去，轻轻地推开了丹尼尔的门。

丹尼尔睡得熟极了，在幽暗的光线里，仍看得出小脸蛋是红扑扑的。浓黑的头发覆在雪白的枕头上，鲜明又洁净，看起来像雷诺油画上的小孩。尔芳对着丹尼尔凝视了一阵，他头上贴着的那块大橡皮膏使她格外心疼，几乎有抱他起来亲吻一下的冲动。但怕惊醒他，她只喃喃地叫了几声“宝贝”，就蹑手蹑脚地溜了出来。

她忍不住又把那又厚又重的窗帘拉开一条缝，又把目光从缝里看出去。外面还是静悄悄的，世界仿佛睡熟了，只有雪片绵绵不绝地飘下来。唉!那些远在天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写信来总赞美她的生活，有时还露出羡慕之意。她们该不会想到深夜等待的这份凄凉，这种表面上看来热闹忙碌的生活，背后所隐藏的辛酸罢!尔芳又隐隐地吁了一口气，回到壁炉旁，一下子靠在那张“回忆椅”上，半闭着眼，节奏分明地一下一下地摇着，竟然有些睡意朦胧了，悠悠然，那盏常常在脑子里转动的走马灯又转上了。

台北的清晨，太阳刚从天边升起，已经一街全是大大小小的学生。她骑着那辆红色的跑车，前面的铁丝篮里放了一叠书，像只翱翔的燕子般，飞到学校里。她美丽、衣着入时，舞跳得好、考起试来又得高分数，这使她成了××大学的“名人”，追求她的人少说也有两打。但天知道，她也不懂自己是怎么回事?什么人不好爱，偏偏会爱上他，那个又穷又傲又硬，和她同系同班，不是学工也不是读理，而是念那个既不时髦又没出路的国文系的乔正。她念国文系，是因为联考分配的，没办法。乔正念国文系，却是他的第一志愿。至于她和乔正的恋爱v自始至终就是被父母反对的。

“你是怎么回事?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就是指望你好好念书，将来留学，嫁个好人，一辈子过得踏踏实实的，你和乔正搞在一起，将来还有什么希望?”母亲皱着眉说。

“你就把乔正看死了!怎么能断定他没前途没希望?”她不高兴地反驳母亲。

“尔芳，不要和你妈妈辩，她是为你好。想想看，乔正毕了业能做什么?如果他念的是外文系也好，偏偏又念的是中文系，连留学的希望都没有，如果你跟他结婚……”父亲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篇，完全站在母亲一边。

“非得留学才算有希望吗?我什么时候又说要和他结婚了!……”她嘟囔着，眼圈就红了。想想那些做女儿的日子、真是离得太远了，随便就可以撒娇，父母不但不觉得讨厌，还心疼得什么似的，连忙抢着上来哄。

“唉，孩子，假如你真离不开那个乔正的话，就叫他把英文弄好，将来考留学生，到外国去。”母亲无奈的样子，算是投降了。

“他去年死了父亲，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全靠他母亲教书维持生活。就是考取了也没钱去。”她说。

“唉!我的傻孩子，你这可叫爱上个什么人呢?”父亲连连摇头叹息，最后说:“好、这样罢!你叫乔正那小子赶快用功，准备考留学生，钱的事我替他想办法。”

父母的让步使她心上的阴云一下子都散了去，父亲愿意资助乔正到外国留学，岂不是天下最美妙的事。那么，他们也可以像姐姐和姐夫，或是很多很多的青年人那样，等乔正的军训一完，就可以双双地到外国去。当然，最好是去欧洲，姐姐他们不是在那里吗?而且现在去欧洲比去美国还时髦，看姐姐戴着狐皮帽子，站在那个有九百多年历史的尖顶大教堂门前照的像，可多够味。除了欧洲，什么地方会有那种情调?对，就预定去欧洲，自然也是西德，离姐姐近一点儿，姊妹俩有个照应，她和乔正就可以在那里建立他们的小家庭。不过，他们两人当然都得念书，至少乔正该念个博士学位来。可是，听说在德国念学位，得长期抗战，没个七八年绝不行，而乔正又是个念国文的，出来总得改行。改行?改哪-一行呢?一时也想不出，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先告诉他再计划别的罢!当她喜滋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乔正的时候，他却蹙着眉，冷冷地说:“我不打算留学。我要研究的是中国文学，就是留在家里，该念的中国书一辈子也念不完。到外国去做什么?去跟外国人学中国文学吗?不，我不去。”他说得斩钉截铁，她听得失望到极点。

“乔正，就是为了我，你也不肯改变心意吗?你看，我父亲情愿给你出路费什么的，你只要通过考试就行了。到了外国你当然要改行，可以从头来，不是很多学文的到了外国就改念工科或物理什么的嘛!”

“我永远不会改念工科或是别的什么。”乔正冷笑着打断了她的话,那张浓眉朗目的脸上满是傲气，“研究中国文学是我自小的志愿,永远的理想,不可能改变的。"接着﹐他又用平常惯用的那种充满感情的语气说:“尔芳，我很爱你，可是我不能为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也不该那样要求我。”

“呵!乔正,你是这样一个脾气!为什么我会爱上你,为什么我会爱上你?”她委屈地哭泣起来。

“原谅我,尔芳。”他拥抱着她，不胜苦恼地，“我们要有自己的方向和理想，不能随便就让环境给改变了。你要知道，你父母的想法并不对，他们把念书当成赚钱吃饭的工具。而且也太崇洋，好像人一到外国就什么都高人一等。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风气如此，有什么办法!可是尔芳，我们为什么要被风气左右呢?”

“乔正，你自私，你--点都不肯为我牺牲。”她生气地说。

“尔芳，我不是不肯为你牺牲，我是认为我们做人该有自己的信念。我们是中国人，呆在家乡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非留学不可。”

“乔正，你好固执呵!为什么我会爱上你!”她喃喃着，伏在他宽阔的胸膛上。

“回忆椅”猛烈地摇荡了一下，把沉思中的尔芳惊醒了。她睁大了眼睛，双手摸着燥热的面颊，轻叫了一声:“见鬼!”就霍地一下子站起来，顺手拣了两块木柴丢到壁炉里。原已转弱的火焰，渐渐地又旺了。她在地上徘徊了几圈，再去掀开窗帘张望，还是不见那辆老绿色的“福特”。只有雪，除了皑皑的白雪，世界上似乎已没有别的东西。她呆望了半晌，又无精打采地踱回来，从柜橱上拿下装毛线的小篮子，把自己摔到“回忆椅”上，有一针没一针地织起来。

她很怨杨景先的迟归，但对自己回忆以前的情人也不能原谅。和杨景先结婚之前，她始终对乔正不能忘情。但当她决定和杨景先结婚的一刻，就立誓要从此把乔正深埋在心底，永远不再挖出来。而此时，她竟这么清晰地想起他，连他的眉目、他的语调、他的温存和固执，甚至两人之间那份灵犀相通的情，都活生生地来到记忆里。这使她无法不自责、不惶愧。可是一想到景先那张缺乏表情的脸，那令人窒息的沉默，那种对工作的疯狂，尤其是那些现实而缺乏情调的表现爱情的方式，她的自责就在逐渐退去，一丝报复意味的快感就慢慢升上来。

尔芳的留学虽然主要是她父母的促成，但她如果没有那份虚荣心，对同学们纷纷留学不羡慕的话，她也不会真的抛下乔正，来到西德。

最初她是拒绝留学的。可是母亲总说:“乔正这个年轻人太自私，谈恋爱的时候都不肯让一点，要是结了婚还得了吗?”父亲也再怂恿:“去罢!去你姐姐那里。现在的青年人，哪个不梦想留学?别人想去都去不了，你有机会还不去，这不是傻吗﹖难道你就不为自己前途想想吗?”

“孩子，你就走罢!如果乔正真爱你的话，他自然会去找你。你爸爸不是说过吗?只要乔正肯留学，钱由他来想办法。”妈妈又这么说。

于是,阴影就在她和乔正之间慢慢扩大起来，当他们在一起，欢乐的时候固然不少，但意见相左，不欢而散的时候也很多，乔正一直强调着他的理论。一开口就是:“现代的人太没自信。”再不就是:“尔芳，你变了，你已被留学的欲望冲昏了头，已经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观念。”顽固得像一块石头。那段日子，她苦恼得几乎要毁灭自己。她承认乔正的话是对的，但父母的话难道是错的吗?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闷在台湾啃那些古书可有什么价值?他们系里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同学都到美国去了，难道号称系花的洪尔芳倒不出去吗?再说乔正怎么能不念个博士头衔呢?一个不出家门的人怎么有才气也算不得第一流的。那么，真听父母的话到姐姐那里去罢，又如何抛得下﹖她矛盾、矛盾，一直到上了飞机还矛盾。临走时，她哭泣着对乔正说:“不要那么固执，来找我罢!”他却泪眼模糊地拉住她一只手，说:“尔芳，不要走，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就这样，她怀着-一颗不安的心来到西德的姐姐家。

姐姐和姐夫原是学音乐的，两人都已出来七八年，也都在音乐学院毕了业，但也都同样地找不到固定职业。于是，他们索性就放弃所学，开了家餐馆。最近两年，姐姐写信回家说的全是为了餐馆如何劳累的事。在她的想象中，姐姐的餐馆一定规模很大，否则业务不会那么忙。但当她看到了那个挂了条小小的霓虹灯招牌的“长江酒家”时，大失所望。她没想到那酒家里只有十张铺了白台布的小方桌，除了在台湾请来个师傅之外，姐夫自己就是采买兼跑堂，姐姐管酒柜又管收帐，小外甥没人管就在厨房和酒柜间，穿里穿外地乱跑，看样子生活得好辛苦。

姐妹俩多年不见，话多得谈不完。“在外国求生多么难啊!像我们学音乐的，哪里有工作的机会?本来真想回去的，爸爸妈妈连着写了好些信来，叫我们别回去。说别人家的女儿都在外面成家立业，我们回去让大家没面子。唉!现在馆子也开了，就只好安心留下来了，什么也不谈了。”姐姐的口气里透着无可奈何。接着又拍拍她的肩膀，诚挚地说:“尔芳，姐姐告诉你真话，你虽说是来念书，像你，一个外国人，又是学中文的，可以说一点工作机会也没有。还是物色个像样的对象结婚罢!爸爸妈妈早在信上跟我交待了。”

“交待了什么?”她不解地问。

“交待我替你注意，最好能选个学理工、有博士学位、又有点成就和经济基础的人结婚。”姐姐说着呵呵地笑了。

“我才不要。"她微感不悦地说。

“不要吗?再过两年你就不这么想了。你知道女孩子在外国找对象多难吗?学文法艺术的你不会愿意嫁,学理工的多半早就结了婚。如果真有学理工的博士,又单身未婚,有的是女孩子争着嫁。哦!我懂了,你是还在想着乔正。唉!算了吧!尔芳,还想他做什么?就算他来了,顶多也只能像我们一样,开个小馆子,别的出路也不会有。”

姐姐说中了她的心事,她正是在想着乔正,不但想他﹐而且疯狂地盼望着他能来找她。到西德-个月,她已写了五封信给乔正。而他只写过一封信来，那封信的后面还写了一首他作的新诗,里面有这样的词句:“我要把这颗涔血的心,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又是那一套,什么他是中国人,在故乡住着天经地义等等，她恼他、气他、怨他,但却无法忘记他,在台湾时,她天天想着留学,真留学之后,却一点也不觉得快乐。

她到歌德学院念了半年德文之后,就到H城的大学去注册,修的还是汉学。指导教授是个德国人，曾在中国住过十三年。于是,她这个在台湾的大学中文毕业的台湾人,就跟着这个在中国住过十三年的洋人修汉学博士了。

她没奖学金,父亲虽然月月寄钱来,以台币的收入拿到物价昂贵的德国来花,就显得太少,姐姐时常接济她。但姐姐的餐馆只能维持个起码生活,自己也并不宽裕。

她用姐姐的钱,心里很不安，她住在一间天主教办的女生宿舍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就啃德文、啃日文,啃得她头昏眼花,加上乡愁和异国做客的凄凉,她不知用多大的劲才度过那些艰困的日子,那时她每天从外面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奔向信箱,她的信箱倒也总是塞得满满的,但不是父母和姐姐的信,就是同学们的信。乔正自从写了”要把涔血r心,埋在自己的土地上”之后,就没写过片纸只字来。

也许他的心真的已经被埋葬了罢？而她却因得不到他的回音,痛苦失望得浑身发软，几乎连走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时候,她认识了杨景先。

她是在一次中国人集会的场合中遇到他的。那次她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只记得他戴了副金丝眼镜,嘴上总衔着烟斗，一张脸没多少表情,别人都叫他杨博士，没想到,事情那么凑巧,第二天她从宿舍里出来,一迈出门就遇到杨博士开了辆明光崭亮的新车,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向她笑,就那样,杨博士就常来找她了。他开着车带她到各处去看古迹名胜，请她看歌剧和吃大餐馆。说他不爱说话吗?那阵子他的话还真不少,而且常常说得恰到好处,把她捧得天神似的。

“学文学的女孩子一眼就看得出来。”有次杨博士这么说。

“哦!从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她感到好奇。“眼睛。"杨景先金丝眼镜下面的眼珠定定地看着她,“有文学修养的人,眼光是清纯的、诗意的,不带俗气。”他说得她从心里舒服出来。

有次他们看歌剧回来,路上两人就谈起歌剧的内容。

“原来你对音乐这样有修养?你懂的东西真多，是位才女。”这话使她觉得他的确很识“才”。有一次杨景先又说:“世界上美丽的女人很多,聪明的女人也不少,可是又美丽又聪明的可就不多见。尔芳，你是这不多见里的一个。"”她几乎觉得杨景先是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了。

姐姐知道了在追求她的人里有这么个学物理的博士之后,似乎比她自己还上劲，一再提醒她:“尔芳,你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像杨博士这样的人到哪里去找?有学问、有积蓄，人也斯斯文文,不多讲话，看他除了喜欢抽抽烟斗之外,好像什么嗜好也没有。能找到这样的对象还有什么话说!至于你那个什么乔正乔歪的,我看你就忘了他罢!那个人太自私，一点都不肯牺牲，而且也酸得叫人受不了,一开口就什么‘我是中国人'之类的,造作得很……”

姐姐说得对,乔正的确是又酸又自私,杨景先是个值得嫁的丈夫,父母不是也频频写信来催她和杨博士结婚吗?而自己的难题也实在够多,经济上的、功课上的,光是德文就够她受，一看参考书就要不停地查字典,最近她觉得视力也不如以前,年纪一天天地加上去,光润洁白的皮肤也一天比一天憔悴,而这个听来蛮简单的“博士”两个字,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到手。那个杨景先,倒不是个讨厌的人,虽然四十多岁的年纪,可还有几分天真,看起来很单纯,而且蛮有学向,常发表论文,如果不是有些成就的话,也不会轮到在××研究所工作。看他开的车、住的公寓、穿的衣服和出手之大方,就知道他的经济一定有相当基础……这么一考虑，她就变成了杨博士的太太。

婚后,他们依照杨景先的计划,到希腊去度两周的蜜月。她和他各带了一只衣箱,杨景先的箱子里有一半是书、科学杂志和写论文的纸张。他们在希腊乘船又坐车,逛了大城逛小城,看了不少古迹名胜,但一回到旅馆,杨景先就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掏出他的纸笔和书来,不是看就是写v聚精会神,一-弄就是三四个钟头,有时连着叫他几声也听不见。

“平常太忙,我总利用度假的时候写东西。人在假期里心情轻松,写起来进度又快,质量又好。”他解释着说,仿佛这样做是理所当然,言下丝毫没有抱歉的意思。

蜜月既毕,回到H城家里。进了门,杨景先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放在地上,双手一举,重重地吐了口气,说:“好了,现在可一切正常了。整整的八个月我就忙着追求你,又听歌剧又看电影的,耽误了好多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可要男主外,女主内,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了。”

他们真的开始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了，她那汉学当然不必再念下去,杨景先也立刻恢复了他婚前的习惯，早上起来,大吃一顿早餐,吃的时候铺了一桌子报纸。每吃两三口,就伸过头去看上半天，报看完了,早餐也就此算完了。于是立刻开了车去上班。为了陪伴她,他中午特别赶回来吃饭。但一进门就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一边吃一边侧着耳朵努力听,--句闲话也不说,金丝眼镜下面的眼皮是垂着的,仿佛旁边并没有她这个人，晚饭之后,他照例要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假寐半小时,起来后喝上一小杯法国白兰地，据他说这有活血健身的作用。白兰地下了肚,他又开着车到实验室去了,不过十一点不回来。回来后叫一声:“亲爱的”就匆匆地刷牙洗脸,钻到床上去睡觉，不出五分钟，鼻鼾声已经均匀地响了起来。

一个星期七天,差不多天天都是一样。星期六和星期天虽然商店关门,机关也不办公,可他还是照旧去实验室,稍有不同的是,星期六的晚上他不去实验室,因为周宋通常有应酬,而且是他早安排好的“谈爱情”的时间。星期天晚点起来,早饭和中饭可以合并着吃,又有那么厚的一大叠早报,正可以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又是直奔实验室。

他们在婚前话就不多,结了婚之后话更少。有次,杨景先一边端着饭碗,一边看他左手边的报纸，整整一碗饭吃光,连头都没抬一下。

“景先,你吃饭的时候一定得看报吗?”她忍不住问。

“啊!你是跟我说话吗?你说什么?”他像似从梦中惊醒。

“屋子里还有第二个人吗?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呢?我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得看报吗?”

“看看报有什么关系?这上面有很重要的消息。”杨景先大惑不解地望着她,忙着又解释了一句:“我-一直是这样子的。”

“报上天天都有重要的消息﹐你每天吃饭都得看，假如你不能改变单身时候的习惯,为什么要结婚呢?"她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苦闷,终于爆发了。

“好,我就不看报。”杨景先放下筷子,把那张报纸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回原处。"不看报做什么呢?”他耸了下肩膀苦笑了一笑,就拿起筷子连连地吃了几大口菜。

经过几次无结果的争论之后,她就放弃了。留学前,她忘了听谁说的,外国有那种因为寂寞,艰苦,在生活中除了工作没有任何别的内容的老鳏夫,他们已被环境折磨得不像-一个正常的人,而像一架会呼吸的机器。以前她还不能懂﹐自从和杨景先结了婚，她才算真懂了,可是,懂了只有更糟,这只不过是个开始,未来那么长,那么长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尔芳又隐隐地吁了一口气,把椅子用力地摇了几下。炉火柔和极了,红殷殷的,小小的火舌闪动着往上冲。炉台上那个漂亮的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每一下都仿佛敲在她的心上,她觉得坐在这里红外一世纪那么长了,但那钟上的时针还不到十二点,外面还在下雪?景先还会不会回来呢?等人的滋味真难受﹐每一分钟都有一年那么长,可是,十多年都这样过了,这一刻的等待又能算得了什么呢?十多年,多长的日子啊!幸亏人是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能过快乐充实的生活,也能过寂寞空虚的生活。

自从有了丹尼尔之后,日子就不同了。当她知道已经怀孕,就为从此不再孤单而兴奋。但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杨景先时,他却推了下金丝眼镜,忧心忡忡地说:“你有了孩子?哎晴!他生出来可别像王家的小汤米,整夜地吵，要是吵得我不能睡觉的话,我可怎么做事呀!”她一句话都没说,只流了一夜的泪。

她住院生产,杨景先每天来探望,每次除了带一大把玫瑰花之外,还带着他的大皮包，进门说不上两句话,就忙不迭地把杂志掏出来,头一垂,坐在床边就看。

“来这里还要用功啊!”有天她故做轻松地说。“哦,你不知道这篇文章有多重要,我非得赶着看完它不可,这个结论跟我的实验结果很相近。”杨景先十分严肃地说,接着立刻又垂下眼睛看起来,根本没想到其它的事。

小丹尼尔一回家就吵,每夜要哭上两三个小时，声音又大又亮,比起王家的小汤米有过之无不及。

“这小东西是怎么回事啊?吵得我头昏脑胀,我可怎么写论文呀!”杨景先气得唉声叹气,天天埋怨,仿佛儿子是他的仇人,对小丹尼尔爱搭不理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丹尼尔也一天天长大,不但小脸蛋生得漂亮,又聪明活泼,很逗人爱。父亲到底是父亲,杨景先也开始亲近他了。但杨景先就是杨景先,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永远是事业和工作。小丹尼尔也无法与之竞争。

“我敢说自己是个好丈夫,每月拿那么多钱回来,从不忘记你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工作努力,外国人重视我……”他好几次认真地这么说。她决定不再说什么,也无所要求。环境会改变人。到外国后,她觉得自己彻头彻尾地变了,变得能忍耐﹑能控制自己。杨景先的很多想法和她格格不入。如果她说“思乡”,他就说:“这里比台湾好,工作顺心,生活又安定。”假如她说;“白种人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就说:“是吗?我不觉得呢!他们那么重视我。”言词之间,除了他的工作和他受不受重视之外,别的全不在他的意念里。但她也不想同他辩论。她想,与其两个人都不满意,无妨自己忍受这份“不满意”,让他“满意”呢!于是,他们的生活看来安静和平,谁都称赞他们的家庭幸福美满,男女主人都能干俊秀。于是，--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时间像流水,--眨眼十多年过去了,杨景先的事业更有发展,她也由二十几岁的年轻少妇变成了中年妇人。

四五年前父母亲从台湾来了一趟,看望她和姐姐,在两家各住一个月,正赶上她过生日，那天杨景先像往年一样,叫花店送了两打洋红色的“明星"玫瑰花来，又送了她一件价值八千多块马克的米色貂皮短大衣。把她母亲的眼睛都看直了。连连地说:“尔芳,你这孩子是命好,嫁了景先这样一个好丈夫,还有什么说的。你看他多体贴、多周到,这种日子多踏实。”

“是啊!景先真不愧是科学家、有学问的人,光做事不说闲话,真含蓄﹑有深度。”父亲也不绝地称赞。父亲说完,母亲又抢着说:“尔芳,现在你也知道妈妈的话是对了罢?那时候你还想不到外国呢!要是不出来怎么会有今天,如果那时候和那个什么乔正结婚的话……”

“妈,几百年前的事,还提它做什么?”她嗔怪地打断了母亲的话。

“哎!你怎么这样就睡着了呢?为什么不睡在床上去?”尔芳在迷迷糊糊的半睡中,被人推醒了。她睁开眼睛,看到景先站在面前,他一面脱去沾了些雪花的大衣v-面用惊异的眼光盯着她“快起来,到床上去睡,别着凉。”

“景先……”她在迷糊中叫了--声,想把那闷在心里的像一团乱麻似的郁闷,找个头绪变成话说出来。

“我今天实验做得不顺利,拖得这么晚才做完。明天我十点钟有会议,你九点十分叫我就来得及,先把早饭给我预备好，我一起来吃了就走。”景先已经回卧房换睡衣，一边换,一边说。

“景先,我……”她两手插在展袍的口袋里,慢吞吞地走上楼,静静地站在卧房门口。

“你也赶快睡去吧!睡眠不足精神就不好。”景先已在浴室里用电牙刷唏哩呼噜地刷牙,刷了--阵就停下来对她说,说完又唏哩呼噜地刷。

“景先，我有话想跟你说。”她的声音里搀着凄苦，就显得特别的低沉。

“你有话跟我说?有什么话非半夜三更说不可?明天我还有重要事情呢!”`景先已刷完牙，洗了脸，说着话走出浴室来。在尔芳的面颊上响响地亲了一下，又拍拍她的肩膀。“快睡罢!别闹小孩子脾气了，有话明天说。”他说完一跃，钻进厚甸甸的被子里，翻腾了两下，用德语道了声“晚安!”就闭上眼睛。两分钟之后，鼻鼾声就像音乐似地响了起来。

尔芳在门口呆站了一阵子，又慢吞吞地走下楼来。她又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强睁着疲倦的眼睛向外面搜索，但她也说不出要搜索什么?

雪还在下，只是小了一些。在灯光的反射下，外面是一片银色天地，树上、地上、邻家的屋顶上，都盖满了软如棉絮的白雪。夜，静得像深山里的死谷。人全睡了，只有雪花不停地飘，像似再飘一千年也不会飘完……

卧房的门忘了关，景先的鼻鼾声隐隐可闻，还不时地夹杂着一两句喃喃的呓语。他睡得好香、好沉。而她，睡意既消，更无从有梦。

尔芳又回到那张柔软的播椅里。壁炉的火已经亮全熄了，屋子里的寒意渐渐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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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淑侠，生于北平，后随父母到台湾，60年赴欧洲，70年代开始专业写作。著华文长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四十种，计五百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赛金花》及《落第》拍成电视连续剧。德语著作三种，曾为瑞士全国作家协会、德国作家协会，及国际笔会会员。1980年获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奖，1991年获中山文艺小说创作奖。2008年获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1991创办“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并任永久荣誉会长至今。大陆于1983年开始出版赵淑侠作品，受到好评。受聘为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昌大学、黑龙江大学、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