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26期。原公众号文章由一楠编辑，非尔编发。）

2018年的《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上映后在美国年轻华裔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赫芬顿邮报》编辑Kimberly Yam在推特上激动地写道：

“那一年你八岁，你的父亲到学校送饭。你觉得他很酷，可是你的同学们都笑话他的口音那一年你九岁，芭蕾夏令营的一个女同学讨厌你，说不喜欢你眼睛的形状那一年你十六岁，万圣节的时候，你的两个同学打扮成‘亚洲来的旅游者’，脖子上挂着相机，还比着剪刀手那一年你十七岁，你在大学遇见一个男孩子，他很奇怪你为什么喜欢吃奶酪而不是小笼包今年你二十五岁，你看了一部全亚洲卡司的大电影。不知为什么你在电影院里哭个不停。你从没见过好莱坞拍这样的电影，里面所有亚洲人都这么漂亮。”她给这条推特加的标签是Representation Matters，直译就是：如何展现亚裔很重要。

这条推特迅速获得几十万点赞。为什么一部通俗娱乐电影会让华裔美国人这么感动呢？我听到的解释是：终于在大银幕上看到与西方人有着同样喜怒哀乐的亚洲人了。以往反映华裔生活的电影大多强调文化差异。比如《喜福会》、《面子》（Saving Face）、《双喜》（Double Happiness）。这些电影把生长在中国家庭描写成沉重的经验。这种沉重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展现也对推动美国文化的多元包容做出了贡献。但从小生长在西方的华裔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他们身上与西方文化相通的一面却很少被展现。

基于这个原因，我不大喜欢《别告诉她》。奶奶得了癌症，全家人决定瞒着她，理由是：中国人认为告知患者真相会使他们恐惧，从而加速死亡。女主角的父亲想透露实情，可女主的大伯不同意：“你们西方把生命看作个体的，而东方人把生命看作集体的。”这位在日本定居的大伯动辄“东西方文化差异”，显然是把日本人拉来背锅。可据我所知，日本现如今也是会将真实病情通知患者本人的。

电影中，一家三代来给爷爷扫墓。儿子在父亲的墓碑前点燃一根烟。奶奶说：你爸临死前已经戒烟了。儿子说：爸爸其实没戒。女主的堂弟为了回国看奶奶而仓促结婚，连奶奶都感觉这个婚姻很突然，生怕别人觉得孙子把女朋友搞大了肚子，于是要求家人向客人撒谎说两人已经认识一年了。日本女友不懂中文，频频看着未婚夫微笑点头。我看到这里觉得很不舒服。以后谁还敢跟中国家庭联姻？人家以为一家子骗来骗去就是你们中国人的日常。

表现文化差异不能表面化。李安的《喜宴》里有一场中国人婚礼的戏，参加婚礼的中国人以一种略为低级的趣味闹洞房，一个洋人感叹道：“我以为中国人都是安静的数学天才，原来我错了。”我看到这里会心一笑，也不责怪导演辱华，因为导演表达出了对刻板印象的思考。而《别告诉她》里，美国长大的女主对家人的做法虽不赞成，却也只能愁眉苦脸，一筹莫展，这就落入了刻板印象的俗套。以我在美国生活的经验，不讲理的家长我见过很多，只能耸肩摊手的孩子一个都没见过。其实女主角有很多选择，比如她可以援引美国癌症学会的癌症统计报告说服父母：美国癌症死亡率从1991年至2017年下降29%，可见把诊断结果告知患者并不会提高死亡率。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科学与辩论的基本功？

有些人认为《摘金奇缘》是个商业片，档次上不如艺术片高。但我认为：就打破对华裔的刻板印象来说，如果你没有能力拍深刻的艺术片，那还不如拍帅哥靓女的商业片。流行文化对大众的认知有着很强的塑造作用。有一种说法：奥巴马能当总统，军功章里有但泽尔华盛顿的一半。人们在大银幕上见惯了黑人英雄，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黑人当总统。如果所有关于黑人的电影都是《月光男孩》那一款，黑人总是受欺负受压抑的形象，黑人能当总统的时代不会这么早到来。

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根据，但表现亚裔的电影明显不如表现非裔的电影多元化，这是事实。《喜福会》《面子》《双喜》这一类艺术片多，而鲜有像《时空线索》（Deja Vu）这一类娱乐片。如果普通西方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永远是不通情理横眉立目的华裔父母和委屈压抑无从发泄的华裔子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华裔打交道时，自然就会有“你们和我们不一样”的预期。

而《摘金奇缘》令年轻亚裔美国人激动的原因正在这里。这部成功商业片传达给普通西方观众的信息是：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喜欢做白日梦。靠着人人都能理解的通俗故事模板，观众们接受了银幕上的亚裔面孔，也在无形中产生了“他们和我们一样”的观念。亚裔有着和西方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又能用东方智慧解决问题，这才是年轻亚裔们所渴望的亚裔在银幕上的再现。

比起《摘金奇缘》，我觉得《别告诉她》是一个倒退。别告诉Kimberly Yam，她会难过的。

作者的话：

写着写着，孩子就长大了。

《成长是孩子自己的旅程》是我多年来为《财新周刊》所写的专栏文章合集。《财新周刊》文化专栏的作者以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为主。我才疏学浅，从未奢望过能成为一个专栏作者。我跟《财新》的渊源，始于当初他们还有小说专栏的时候。当年我投稿了两个短篇，从而结识了编辑徐晓。我的短篇都是与孩子在北美的成长有关，徐晓就建议我给《财新》写一个以孩子成长为主题的专栏。按她的设想，这个专栏以讲故事为特色。我起初有点犹豫，因为我的故事还想留着以后写小说用呢。徐晓说：“你写小说时再用一遍，没关系。”我说：“可是读者会对我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生活积累太少，一条素材反复用。”徐晓说：“这是好事儿呀，说明读者能记得你。”
于是，我就开始了这个以讲故事为主的专栏。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女儿14岁，儿子9岁。两个都是反叛的年纪。每到交稿的时候，我都要搜肠刮肚苦思冥想：这个月我又对他们进行了哪些教育？回忆的闸门打开，失败的点滴汹涌而来。我在教育方面实在是没有作为，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想：可能我遇到了世界上最不听话的孩子。那么，我就写写他们怎么不听话，我怎么无能为力吧。我的专栏经常像是自我辩护：这俩孩子实在是不可雕也，我尽力了。
一转眼，七年过去了，我女儿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我儿子也快高中毕业了。我们之间曾有过的激烈争吵，我们一起经历过的艰难时刻，现在回头看，那些事件本身都无足轻重。然而，正是因为无足轻重，写下来，才算是经历过，犹如在似水年华中抛下了一根锚，为无情的岁月留下了见证。

写着写着，孩子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