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而非的历史
——从古巴危机到卡普兰《大灾难》美中角力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514期
文｜于迈
卡普兰（Fred M. Kaplan）研究美国国家安全将近半个世纪，写过好几本书，我读过其中两本：一本是《末日战场的奇才》（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83), 另一本是《核弹: 总统，将军，核战争的秘史》（The Bomb: Presidents,Generals,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Nuclear War）(New York: Simon & Schuster,2020)。这两本书都基于作者对原始档案的研究和大量的口头及电话访问，描述冷战中美国军事战略发展形成的背景、曲折过程，以及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决策中的人事纠纷和密室争论，读了令人大开眼界。不久前忽然看到他写了一本小说《大灾难》（A Capital Calamity, McLean, Virginia:Miniver Press, 2024）, 我买来读了，觉得他真是能写，写了半个世纪的分析报道之后写小说，也写得很精彩。
卡普兰这本小说《大灾难》的主角威洛比（Serge Willoughby），是一名国防咨询顾问，为美军的战争计划提供咨询服务。他的特长是写相互矛盾的报告：同一个战争计划，他为空军和海军所写报告的结论是“我军优势有如下数项，因而绝对会赢，” 而他呈交给海军陆战队的报告结论则完全相反，“我军弱点甚多，战则必输。” 他积累多年经验，深谙国防官僚系统中各部门的要求，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先写一份“会赢”的报告，赚一笔钱；再写全面彻底驳斥“会赢”的报告，收取比“会赢”报告多一倍的费用，合同源源不断，收入甚丰。威洛比以正反两方通吃的本事为傲，厚颜无耻地把他的咨询公司公然命名为 “两面神公司”（The Janus Corporation），欺负美国老百姓不知古代故事，Janus原是古罗马的两面门神。
威洛比的老朋友、同是国防咨询顾问的曼德尔鲍姆（Wolf Mandelbaum）多年前曾使阴招，让他失去一个大合同。威洛比对此一直心怀不满，到他家做客时忽生歹念，趁无人注意时上楼到他的办公室打了一通电话，原以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让曼德尔鲍姆莫名其妙地吃点苦头，一泄多年的积怨。不想这通电话却触发了一连串危机，导致中美两国在台海、南海发生军事冲突，情势迅速升级，世界大战爆发在即。
一通匿名电话引发一场大灾难（A Capital Calamity），是卡普兰的虚构，其前后铺垫、情节发展以及各类角色的塑造，甚具巧思，不宜剧透，亦不易全面简介。在此我想专门讨论一下卡普兰这部黑色幽默小说中的极有戏剧性的一段情节，看作者如何以虚构的笔法影射现实生活的荒谬。
在小说中，中美两国进入军事冲突之后，为避免冲突升级，中方向美方提出建议，立即停火，美军撤出南海、台海地区，然后双方进行外交谈判，协商解决各项问题。在美国总统召集的紧急国家安全会议上，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空军将领沃尔默（Montgomery Vollmer）主张坚决拒绝中国的b和平建议，将战事升级，打败中国。沃尔默将军深知总统崇拜肯尼迪，想成为 “当代肯尼迪”，便以肯尼迪1962年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为例，强调必须向肯尼迪学习，敢于硬碰硬，不接受赫鲁晓夫以苏联撤古巴导弹交换美国撤土耳其导弹的建议，不妥协，不退让，终于使赫鲁晓夫先眨了眼睛，美国赢了。
沃尔默将军版本的古巴导弹危机故事，立即受到国防部长波提斯（James Weed Portis）的挑战。波提斯出身华尔街，一辈子不做亏本生意，极不信任夸夸其谈宣扬美军战无不胜的军方鹰派。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已复制多份的材料（读到这一细节，读者自然知道这是作者编造的故事），包括当年肯尼迪秘密录制的他和幕僚的会议录音及文本，向总统及与会者证明，肯尼迪当年在他所有的顾问（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三军将领）都反对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坚持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使古巴导弹危机得以和平解决。
卡普兰在小说中直接引用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获得的原始录音，让他笔下的角色们在白宫会议室听肯尼迪亲口说——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接受移除我们在土耳其导弹，一两天以内，我们就会每天出动五百架飞机轰炸古巴，也许很快派兵入侵该国。我们都知道，仗一开打，血流成河之后，人们的勇气就会很快变样，NATO怕是立刻就龟缩了。苏联人会趁机拿走柏林，到那时，人人都会说，“ 赫鲁晓夫提的交换意见，其实不错。”
肯尼迪还说：
如果我们本来可以接受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以换取苏联移除他们在古巴的导弹，却没有这样做，而去入侵古巴——我们不可能全部占领她，仗打起来恐怕旷日持久—— 我看这不会是一场好打的战争。
卡普兰笔下的美国总统，如同美国通俗文化中的大多数总统形象，颇有卡通色彩，他先是觉得沃尔默将军讲述的肯尼迪硬汉故事 “振奋人心http://www.w3.org/1999/xhtml"},"node",{"tagName":"span","attributes":{"style":null},"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node",{"tagName":"span","attributes":{"lang":"ZH-CN","style":null},"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听了肯尼迪录音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真相是肯尼迪在千钧一发之际与苏联妥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双方互撤导弹的提议，避免了一场核战争。小说情节发展至此，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美国接受中国的停火和平提议，军事冲突没有升级为全面大战。一天之后，沃尔默将军被撤职。这不免落入好莱坞大团圆的俗套，卡普兰对此当然有自我意识，他借书中角色的口说（显然是自我调侃），讲好一个故事就能影响总统决策，这种事是很少见的。
其实，卡普兰在这部幽默讽刺小说中想传达的一个严肃讯息是，像沃尔默将军那样对历史断章取义的人，和他所相信并传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历史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倒是很常见。沃尔默将军这个角色，代表美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尤其是在国防军事战略外交领域中活跃的一部分人。
沃尔默将军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乔治城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聪明过人，却极端好战。他一直竭力鼓吹要在亚洲大规模重整军备，以对付迫在眉睫的中国扩张。在一些论坛上，他主张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非常冷静地讲述小规模核打击的战略益处；他会以轻松的口吻，像叙家常一样谈论 “以升级达到降级（escalate to de-escalate）” “以惩罚来威慑（punish to deter）” 的概念。（《大灾难》,p.64）他会夸大未经证实的美军空间及网络作战能力，声称美军可以瞬间摧毁中国军队的雷达系统，然后像明眼人揍瞎子一样将其打败。他视中美之间的偶然事故为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促使总统下令开战而搬出以讹传讹的肯尼迪在古巴危机中绝不妥协的故事—— 要而http://www.w3.org/1999/xhtml"},"node",{"tagName":"span","attributes":{"lang":"ZH-CN"},"namespaceURI":"http://www.w3.org/1999/xhtml"}]">言之，他是一个超级鹰派。
卡普兰以黑色幽默笔法所彰显的荒谬之一，便是沃尔默将军这个当代超级鹰派，把冷战时期超级鹰派的极度强硬鲁莽（绝不妥协让步）当作是肯尼迪的原则和政治遗产，而对肯尼迪在历史性危机时刻所展现的智慧、勇气和政治技巧，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拒绝。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在他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十三天》中记述，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之后，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顾问讨论处理危机时谈到，他不久前读了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克曼刚出版的叙述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八月的枪声》（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 New York: Macmillan, 1962, 当年获普利策奖），从中获得的最重要历史教训就是要避免误判——误判形势、误判对手动机。误判会导致错误决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由于欧洲各国领袖的各种误判而爆发扩大的。肯尼迪总统亦认识到，要避免事态升级，必须要给对手和自己留有回旋余地，不要把对手和自己逼入死角，除了决一死战别无选择。罗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塔克曼的《八月的枪声》对肯尼迪总统有巨大影响，1962年10月26日晚，古巴危机正式解决前两天，肯尼迪总统对罗伯特说，我不会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路，让后人写一本《十月的导弹》（The Missiles of October），像《八月的枪声》那样总结历史的教训吧。
罗伯特·肯尼迪的回忆录《十三天》封面
如果有人今后写这次危机，他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和平解决问题，我们也尽了一切努力让我们的对手有回旋余地。我绝不会没有必要地威逼俄国人。
——Robert F. Kennedy,Thirteen Days:A Memoir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New York:Norton,1969/1999,p. 98
肯尼迪这番话表明，他深知，他和赫鲁晓夫秘密达成妥协交易，和平解决古巴危机的决定，是不会被卡普兰小说中沃尔默将军那样的人物认同的，而这类人物恰是他和他的支持者全力营造的美国冷战政治文化的产物和维护者。
肯尼迪1960年竞选总统时，大力渲染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自满松懈，无所作为；他许诺，他若当选，必将领导美国人民重新振作，重整军备，提升国力，打败苏联。他在1961年1月总统就职典礼演讲中，有一段话慷慨激昂，当时赢得如雷掌声，后来被人在文章和演说中无数次引用：
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忍受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保证自由的生存和成功。
还有什么言辞，比这更超级鹰派吗？肯尼迪不仅发表演说，他在行动上也是鹰派。1961年4月，肯尼迪上任刚数月，便批准CIA 策划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发动攻击。虽然这次 “猪仔湾事件” 以失败告终，美国有舆论仍然肯定肯尼迪 “敢于行动”，他的 “硬汉”（Tough Guy） 形象得以树立，受到颂扬推崇。接下来的几个月，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围绕柏林问题数度交手，美国媒体都肯定赞扬肯尼迪的强硬。肯尼迪和他的团队精心包装和大力推动的肯尼迪硬汉形象和美国进攻型对苏政策，在美国社会（政治、舆论、通俗文化）中造成声势之后，自有其惯性冲力，力度巨大时，会毫不留情地淹没冷静思考和理性声音。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中，肯尼迪派他的弟弟去见苏联驻美大使，告诉他美方接受赫鲁晓夫双方互撤导弹的妥协建议，但苏方必须严守秘密，一旦苏方泄密，此秘密交易将立即失效。肯尼迪知道，双方互撤导弹以避免战争是一项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但他的美国政治家本能让他觉得，此事如果公开，受他的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宣言熏陶的美国大众，将难以接受这样的妥协。他的政治对手必定会攻击他 “软弱”， “可耻地向侵略者妥协投降” ，“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是个绥靖主义者”（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曾支持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appeasement），他的硬汉形象将轰然倒塌，他将输掉下一场总统竞选。所以，肯尼迪只把他和苏联达成秘密交易的决定告诉了他最信任的几个顾问，并要他们保证，除了当时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现场与了解此事的几个人外，不许透露给任何人，包括同属于总统核心顾问的副总统约翰逊和三军领袖。
对肯尼迪忠心耿耿的这几位核心顾问果然守口如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各种场合都否认肯尼迪有过秘密交易，于是让媒体、学界、政界人士都错误地把肯尼迪拒绝以撤土耳其导弹交换撤古巴导弹当作历史事实。
当年在现场的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 邦迪（McGeorge Bundy），后来参加无数讨论古巴危机的研讨会，支持肯尼迪的一派人称赞他是立场坚定、拒绝妥协的盖世英雄，而反对肯尼迪的另一派则指责他拒绝理性妥协，是莽撞冒险的投机政客，两派都以 “肯尼迪没有妥协“ 作为他们论点的事实依据，邦迪听来听去“心中不免烦躁” 。他脑中藏着不能说的秘密，却要反复听那些仿佛言之有据其实南辕北辙的激烈争论，他能不烦躁吗？
邦迪承认，他们那一小伙知情人多年严守秘密，客观上误导了他们的同事，误导了美国大众，以为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当年美国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唯一途径。（McGeorge Bundy, Danger and Survival:Choices About the Bomb in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8, p.434-435）有学者指出，副总统约翰逊（肯尼迪1963年11月被刺杀后任总统）后来在和北越打交道时就一直相信 “毫不妥协是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基本的教训之一。” （Martin J. Sherwin, Gambling with Armageddon: Nuclear Roulette from Hiroshima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Afred A. Knopf, 2020, p.443）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如果人们不忘的前事，是完全掩盖和扭曲了的前事，又要毫不动摇地复制前事的成功，会有什么结果呢？肯尼迪生前对弟弟罗伯特表达过担心，后人会不明白不理解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敌手和自己留回旋余地，他仿佛预感到，像沃尔默将军那样的人物在美国社会中所在多有，永远不忘他决不妥协的英雄形象，永远不会接受他确实暗中与苏联妥协的事实。
沃尔默将军是卡普兰虚构的人物。不过，卡普兰在小说前言说，“除了情节是编造的，本书所写，全是真实的。”
编辑制作：刘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