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小仲马之墓

文｜孙博

二十年后重游巴黎，非要去瞻仰亚历山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1824-1895）的墓地，以了却多年的夙愿。但是，寻墓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整个巴黎都荡漾在花海中。我从埃菲尔铁塔坐地铁，转线后到达白色站（Blanche），花了半个多小时。出了车站，抬头远眺一幢熟悉又奇特的建筑，屋顶上有转动的红风车。走近一瞧，果真是闻名于世的红磨坊（Moulin Rouge），在影片中见过多次，充满了波西米亚风情，门口挤满了拍照打卡的人，而我无暇驻足。

根据手机导航，我走在巴黎十八区的蒙马特高地上。沿途经过不少咖啡馆、酒吧和小剧院，还看到了涂鸦、复古招牌和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气息。步行逾二十分钟，穿过城市的喧嚣，来到高地的外围，便抵达静谧的绿洲──蒙马特公墓（Cimetière de Montmartre）。

公墓的入口小巧而拥挤，很不起眼，似乎被贯穿墓园的立交铁桥压得喘不过气来。据说，十九世纪时，墓地险些因修路被毁，后因死者家属的强烈抗议才得以保留，为了避让这座公墓，才修了立交桥。

下了石级，进入古典风格的石门，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道。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夹杂着淡淡的花香，我深吸一口气，开始探寻小仲马之墓。

小仲马，这个名字早已刻入我的记忆系统。作为文豪大仲马（Alexandre Dumas，1802-1870）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的代表作《茶花女》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描写了巴黎上流社会交际花玛格丽特与青年阿尔芒的爱情悲剧，而茶花象征了女主人公纯洁与凋零的双重命运。那段凄婉的故事，曾让我在深夜翻页时流下泪水。如今，我站在这片墓地，试图找到他的安息之处，仿佛想透过这种方式，与他笔下的世界建立某种联系。

走进墓园，立刻被墓碑、墓棺、雕塑、十字架所包围。墓碑参差不齐、千姿百态，有的庄严肃穆，有的爬满了青苔，岁月在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下了痕迹。但是，总体上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井然有序，也许是坟墓太密的缘故。

蒙马特公墓建于一八二五年，与拉雪兹神父公墓、蒙帕纳斯公墓并列为巴黎的三大公墓，著名文学家司汤达、海涅等许多名人都安葬于此。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蒙马特公墓的墓碑分布错综复杂，有些区域甚至被树根和藤蔓缠绕。墓碑上大多都刻着法文，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有些则装饰着天使或十字架的浮雕，诉说着逝者的故事。

手机导航在这里失灵，我只好借用墓园提供的引导图。墓园分为三十多个分区，由纵横交错的大街小路连接，几条主干道都有路名，还有一个草坪环岛，俨然一个小城市。墓园开始的一段路恰好在立交桥的下方，两侧不少墓碑、石屋的尖顶几乎碰到桥底，局促到让人无法呼吸。也难怪，这座公墓建在蒙马特高地西侧的低洼处，利用了废弃的采石场，所以地势高低起伏。

根据引导图，标明小仲马之墓在第二十一分区。我来到了墓园东北端，在第二十一分区的台阶上下好几回，也没有找到小仲马的名字，似乎迷路了。我只好站在埃克托·贝里奥兹甬道（Hector Berlioz）、孟莫朗西大道（Montmorency）交界处，期望遇到工作人员。

占地十多公顷的墓地空旷，见不到人影。好不容易碰到几个英国游客，询问后，其中一个大胡子指着前方，肯定地说右边是第二十一分区，左边是第二十二分区，小仲马的墓很有可能在两区之间。

按照大胡子的建议，我再去第二十一分区边缘，快速逛了一圈，依然无果。就在我失望之际，突然见到两区交界处有一条小径，四周有茂盛的树木。穿过狭窄的小径，沿着石级往下走，终于找到了小仲马的墓地，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严格地说，它位于第二十二分区边缘，紧邻第二十一分区。

该墓是一个凉亭式建筑，亭顶像一个长方形棺盖，亭的正面横楣雕刻着小仲马的大名。凉亭用四根圆形石柱支撑，亭心下是个大理石床。小仲马气宇轩昂地平躺在石床上，全身雕像，穿着睡衣，双脚露在外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在他瘦削的脸上，可以看到一对深陷而张开着的眼睛，好像是对着天花板朗诵。我把身体探进墓亭，仰头看上面，原来刻着他生前写下的法文墓志铭，其经典中文翻译为：“吾寓于生，吾寓于死。吾固重生，尤重于死。生有时限，死无穷期。”

墓志铭深奥玄虚，有几分中国禅宗的味道，也昭示了小仲马的生死观。他强调了死亡的无限性和生命的有限性，认为人的一生虽然有时限，但死亡却是永远的。

小仲马的墓可谓“高大上”，又不失优雅。我蹲下来，轻轻地抚摸着墓碑的边沿，想起他并不平坦的一生。他是大仲马与邻居缝衣女工的私生子，不过出生时大仲马并不承认他，所以他早年饱受身分的困扰，后来凭借《茶花女》的成功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一八五二年，话剧《茶花女》的初演引起轰动。此时，大仲马正在布鲁塞尔，小仲马给他发的电报上说：“第一天上演时的盛况，足以令人误以为是您的作品。”大仲马回电则说：“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小仲马以二十二票的多数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在当时是法国文学家最高的荣誉。相较于无缘于此的巴尔札克、大仲马，他幸运得多，可谓功德圆满。那日，已经二十五年未出席会议的雨果也去了，当时学院许多后生都不认识他了，他幽默地说：“今天是来给我老朋友大仲马的儿子投一票，那就是小仲马。”

小仲马具有独特而崇高的文学地位。古往今来，讲述风尘女子的爱情故事不胜枚举，唯独他的成名作《茶花女》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在亿万读者中流传，影响近一百八十年。从小说到剧本，再到歌剧、话剧、舞剧，乃至多个版本的电影，都有不朽的艺术价值，这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艺现象。

我站在墓前，毕恭毕敬地向小仲马三鞠躬。我从加拿大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他的安息之处，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如此执着，至少有以下三件事要禀报两百年冥寿的先贤。

首先，《茶花女》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完整翻译并广泛传播的西方长篇小说，开创了中国人翻译西方文学的先河，值得永久纪念。提及这次翻译，还有一段古事。一八九七年的春天，福建古文家林纾（1852-1924）先后丧母失妻，在精神上遭受极大打击。他去看望好友魏瀚（1850-1929，清代军舰制造家），魏瀚为了让他排解愁绪，建议他和法国“海归”王寿昌（1864-1926）合译《茶花女》。

林纾完全不懂外语，两人开启了一种奇特的翻译模式，王寿昌口述法文原著内容，林纾以文言文执笔润色，两人因小说悲剧情节数度落泪。他们将书名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十分符合中国人的胃口，于一八九九年在福州首刊。

此书问世后，对中国文学界大有冲击，使传统的才子佳人式爱情小说逐步被淘汰，涌现了不少新意义、新结构的爱情小说。林纾从此也开启了翻译生涯，与多人合作，一生出版了近两百部译著，被胡适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第一人”。

其次，《茶花女》迄今已在中港台出现了三十多种中文译本，各种版本之间存在些微差异。恩师郑克鲁（1939-2020）是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专家，曾获法国政府文化教育一级勋章。他在一甲子的翻译生涯中，完成了一千七百万字的文学翻译，把半壁法兰西文学“扛”到了中国。

恩师郑克鲁在古稀之年翻译了《茶花女》（译林出版社，2011年），采用了直译的策略，注重保留原著的情节、语言特点与文化内涵，译文简练流畅、形象生动，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效果，被公认为最好的中译本之一。他曾亲口告诉我，《茶花女》是他最为骄傲的译本。此时，我必须代已故的恩师向小仲马致敬。

最后，笔者曾站在巨人小仲马的肩膀上再出发，借鉴《茶花女》的母题，创作了长篇小说《茶花泪》。主要讲上海丽人章媛媛与台湾留学生赖文雄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探究另类女性走上不归路的诸多因素，冀望引起对移民潮的反思，具有警世作用。

小说分别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和台湾生智文化公司（2002年）出版了简、繁字版本。2019年，美国金色飞马出版社推出了英文版《Tears for Camellia》，由孙白梅翻译。小说出版后具有一定影响，海内外多份报纸连载，还被选入大学教材。此刻，我必须要感谢小仲马大师。

默默告别小仲马墓地，沿孟莫朗西大道，走向墓园的西南端。然后循圣查理斯甬道（Saint-Charles），步入第十五分区，拾级而上，便可找到阿方西娜·普莱西斯（Alphonsine Plessis，1824–1847）之墓。她的艺名为玛丽·迪普莱西（Marie Duplessis），一位十九世纪巴黎的传奇交际花，承载了太多的浪漫与悲情，她也是《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原型。

普莱西斯的墓呈长方形，墓高约五尺，碑身是整块洁白的大理石所做。有一个约六尺长、三尺宽的花岗岩底座，墓地顶部呈屋脊状。碑的正面，有她模糊的黑白照片，上方雕刻着一朵花瓣向下的山茶花图案。仔细辨认才会发现，该图案是用其真名的两个字母A、P的花体字交织而成，真是别具匠心。碑的两侧镌刻着同样的碑文“阿方西娜·普莱西斯于此长眠。生于一八二四年一月十五日。卒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安息吧。”

普莱西斯偏爱茶花，每逢外出随身必带，颜色时红时白。一八四四年九月至一八四五年八月间，她与小仲马有过一段短暂而深刻的恋情，最后两人忍痛分手，小仲马追随父亲去了北非。普莱西斯不缺追求者，很快改投他人怀抱。就在她春风得意时患上了肺结核病，不久，于一八四七年香消玉殒，年仅二十三岁，生命短暂得令人唏嘘。

普莱西斯没有亲属，死后是两个旧情人为她操办了后事，共同出资买了墓地。也许是她具有一定知名度，在蒙马特公墓的葬礼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

小仲马回到巴黎时，普莱西斯已于不久前去世。眼见人去楼空，别人正在拍卖她的遗物还债，小仲马触景生情，痛苦不堪。他重访当年和她度假的乡村，昔日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灵感突然降临，立马闭门写作。

普莱西斯死后一年，小仲马倾情创作的长篇小说《茶花女》在巴黎出版，很快轰动了整个法国社会，使他一举成名。书中阿尔芒·杜瓦尔（Armand Duval）的原型为小仲马，而玛格丽特·戈蒂埃（Marguerite Gautier）的原型就是普莱西斯。从此，这部史诗般的悲剧以其不朽的艺术魅力，几乎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经久不息。

我站在普莱西斯的墓前，看着她的遗像，久久无法移开视线。她的墓地设在平民区，无法与小仲马气派的墓地相比，却多了一份柔美。

不知名的鸟儿飞过上空，打破了沉寂。抬头望去，鸟儿飞向小仲马墓地的方向。两墓相距只有百米，却承载了一段跨越生死的缘分。小仲马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茶花女》中，让普莱西斯以玛格丽特的名义在文学中获得了永生。

夕阳洒在墓碑上，仿佛为沉睡的灵魂披上一层温柔的金纱。工作人员边走边敲着铃，终于在关门之前，完成了既定计划，我感到由衷的满足。这不仅是一场寻墓之旅，更是一次对文学与历史的朝圣。

唯一令人费解的是，父子俩没有葬在一起，情人却在同一个墓园。大仲马长眠于先贤祠（2002年迁入），与他的两位同行雨果、左拉共处一室。在“茶花女”凋零近半个世纪后，小仲马也魂归蒙马特公墓，两人毗邻而居。这是小仲马生前故意安排的？还是命运的巧合？目前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也许，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早已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这片墓地中静静地延续。

（首发美国《世界日报》副刊2026年4月16-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