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51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刘倩编辑/编发。）
百岁老人们的回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值得重视的事情。近年来有两部百岁老人的回忆录特别引人注目。先是有《许渊冲百岁自述》在前，后又有《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问世在后。两位老人，同期就读于西南联大，后来又都是著名翻译家。二位的百岁回忆录，可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一瞬间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段华章以及某个著名角落与社会层面的轶闻趣事，时代巨轮的滚滚碾压，照得通体透亮，脉络分明。
随着西南联大的名声鹊起、校史走红，当代人心目中的西南联大师生，往往被塑造成一批同质的偶像，战火纷飞中勤奋治学的家国情怀，成为人们普遍称颂的内涵，而这群人的鲜明个性、鲜活人生，其实才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与历史价值。
就拿许渊冲和杨苡两位老人来说，就极具鲜明对比与反差，几乎呈现出频谱两端的极致。不仅在体魄上泾渭分明，前者魁梧高大，后者身材娇小，性格上也是天差地别，前者罕见的执着，后者难得的洒脱。前者孜孜以求、不到长城非好汉，后者淡泊功名、举重若轻好自在。前者一生一世永远追求第一，后者从没把名次地位当回事儿。而二位的性格反差与殊途同归的健康长寿，甚至可以打破各种养身之道中各执一词的片面说教。
翻开《许渊冲百岁自述》，迎面扑来的是一位极具喜感的喜剧式人物。若是能采访那批当年恰同学少年的少男少女们，恐怕众口一词的年轻时印象，很可能并不太深，或者觉得他就是一个笑料，全班的开心果，却没有料到他仿佛竟笑到了最后，不仅长寿，而且老有所为、老有所成，业绩辉煌，愈老愈香。
他对分数的追求与执着，可以从其记忆犹新里得到印证。小学五年级作文、演讲、图画比赛的成绩名次，他都还牢记得一清二楚。初一英文第一次小考得了93分，高于小学时的成绩，因而也终生难忘。初一上学期期末考试有两门不及格，党义49分，植物57分，下学期党义得了72分。这么琐碎的大小考试成绩，他竟然活到了一百岁都还不能忘怀。
而《杨苡口述自传》，则让人看见一位从花季少女长成文学祖母的世纪历程，其记事叙人的坦诚洒脱，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包括对于夫君赵瑞蕻的所有描述。也正是因为这份逼真，使得这部百岁老人的回忆，达到了传记文字前所难得的高峰。例如，她的口述其实道出了许多人容易误解也难于理解的某些生活道理。
譬如普通人都会以为出身于银行家的所谓贵族大户人家的她，就自然会被娇生惯养，而出身相对贫寒的赵先生就该当是从小操持家务。而实际情况刚好相反，杨苡自小就会做并且也爱做一点针织女红，家里也从没拿她当作读书的料子来苛求学业成绩。反而是相对贫寒小户人家的赵先生，从小就被族人捧为读书种子，要为家族荣誉争足面子，也从来不需要从事多少家务劳动。
循着许先生的执着、较真儿，我们会发现许多不经意就不会了解的儒林细节。例如，我们今天都把陈寅恪当做偶像崇拜着，再也不会想到曾有一位许渊冲的小学同学，当年是“全省小学毕业会考第三名，考取浙江大学历史系的第一名”，“后来他写了一篇《府兵制渊源并质陈寅恪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教授读后，说他是‘文史奇才’。”可见陈寅恪也曾有被晚辈学人认真质问过的光景。
还有写得更加露骨透彻的故事。话说叶公超是钱钟书的老师，教过钱钟书“大一英文”，“早在美国留学时代已经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赏识”。在西南联大，“1939年6月24日晚上7时，外文系在昆华农校三楼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辞，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幕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待己。”这样的评论，既较真也可算是口无遮拦了。
其实，老一代学者的外语，大都是口语远逊于文字，这是时代的通病，和今人刚好倒过来。今天很多年轻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外文，但写出文字来，往往文不通、句不顺，辞不达意，令人费解、误解。当然，许先生的文字功力，在他同辈人中也是佼佼者，而且偏重于诗词歌赋。
许先生较真的事例，书中最精彩的展现，莫过于对传说中钱钟书曾有过“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的考证，哪怕包括杨绛等人都曾书面澄清绝无此事。首先，他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就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而妙语如珠正是钱钟书的拿手好戏，我看对叶、吴、陈三人的评论可以算是妙语。”
对此他还引申出杨振宁说过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的伟大成就往往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而冯友兰谈到金岳霖时说他的长处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而他自己则能把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就这样，许的论述里无意中对冯友兰和金岳霖都有了精彩简明的刻画。这些都是阅读许先生回忆录时畅快淋漓的地方。
至于杨绛等人的矢口否认，许先生轻松说道，“我却说不敢肯定或否定有无此事，因为说有易，说无难”，可谓四两拨千斤。他坚持认为这话像是钱先生的口气，评论也不无道理。“其实他不但是对教师，就是对当时的世界文豪，批评起来也是一针见血、毫不容情的。”接着还举例钱曾如何议论自己的父亲以及章士钊、胡适，然后建议，“与其考证对叶、吴、陈的评语是否出于他口，不如研究这三句话是否言之有理。”
后面的详尽分析与比较，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总之一句话，许先生的这种一丝不苟的认真，让我们得以看见当年大儒们的各种特征与迷人之处。与此殊途同归的是，杨苡老人的回忆录里，洒脱随意、口无遮拦的追忆中，同样反映出那一代儒生的各类不同风貌，尤其打破今人后世由于各种政治文化因素而造成的刻板与非真实的印象。
首先，她让我们清楚看到，那一代的学子们上学念书，无论是家境贫寒还是富贵人家子弟，读书本身都是一桩快乐的事情，都是自己心甘情愿、享乐其中的差事。都是“我要学”而非“要我学”，虽然其间也有读书“用功”与“不用功”的差异。她本人属于“不用功”的一类，而她以后的夫君赵瑞蕻就属于“用功”的，也正是这种“用功”获得她的欣赏。其次，她还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学校环境与体制，能够让“用功”与“不用功”的学生们同时获取学业的进步，因为所谓“不用功”的学生无非是对某一类课程和知识不感兴趣，而对另一些学识依然是孜孜以求、心无旁骛的。他们可以翘课，上茶馆各自看自己喜欢读的书，只是换一种环境与方式学习罢了。也千万不要小看茶馆这种地方，三教九流，反映出种种社会现实，远比当今的学生食堂要丰富精彩许多。
同时，师生们也都不是躲进知识的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书痴。书生能知天下事，家国情怀在他们那一辈学人身上尤为壮烈。然而最让我们今人后辈心仪向往甚至难于理解的是，哪怕社会思潮与政治风云如此激烈，师生们还能同处一室相安于一个统一自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大家都还没有丧失理智与人性，大打出手。对比后来的半个世纪，多少人回忆起来应当无地自容，可又有多少人会真心感到汗颜惭愧？大家都把责任推给了社会与世道，看似有理，却细思极恐，因为品种退化了，文明向野蛮的倒退随时都有可能会发生。
书中专门有一节叫做“颠三倒四派”，说的是西南联大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哪一派我都不是，哪一边都有朋友，不过还是和偏‘左’的人关系更好。其实左、右也没分那么清，大多数人都比较讨厌国民党而已。”她还提到“三青团”利用新教室搞加入仪式。有一回路过从窗外看见认识的人，第二天遇到就开他玩笑，大嚷：“你参加‘三青团’了？昨天看见你们宣誓了！周围都是人，弄得他不好意思。在联大，大多数人对国民党、‘三青团’是没什么好感的，说起来都是取笑的口吻。”
书中还说，“训导长查良钊是国民党的人，其实也不怎么坏，因为经常代表国民党立场说话，就让人反感，被看成‘党棍’。‘党棍’是指搞党务的那些人，没本事、没学问，属于‘吃党饭’的。查良钊和穆旦（查良铮）都是浙江海宁查家后人，有亲戚关系，查良钊是穆旦的堂兄，同学提到这层关系，穆旦就不高兴，一是他希望一切靠自己，二是查良钊在同学中被嘲笑，他不愿沾上。同学之间喜欢开玩笑，只要一提这个，他马上脸就一绷。”看书至此，我忽然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全国恢复高考以后，我们77级同学们之间好像也是这种类似的风气。这恐怕与今日里大学校园的情形早已是大相径庭，读来恍如隔世。
书里记叙的沈从文先生也别有意趣。她说自己在《战歌》上发表过抗日诗歌以后，沈从文先生“虽然鼓励我要用功，多写，但这样的抗战诗他是不赞成的。” “耐心地劝我以后少写那些净是口号的抗战诗，说那样的诗即使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给我抱来一大堆世界名著，叫我做读书笔记。这也是他一向的立场。关于抗战与文学，文坛上一直有争论的，沈先生坚持文学是文学，抗战是抗战，文学是不该用来当工具的。当时全国上下，都是浓浓的抗战氛围，他坚持这种立场，压力不小。别看沈先生平时低声细语，动不动就脸红，他有他倔强的那一面。像他对抗战文学的不屑，可能别人私下里也有同样的态度，却不一定公开说，他就要写文章公开说出来。”
同样还是沈从文先生，对于躲避日机轰炸的“跑警报”，他的看法也与众不同。他和杨振声先生有过一次不愉快，就与此有关。“之前他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那些跑警报的人。说大家从各地聚集到这里，整天忙着跑警报，开不了学，书也不念了，成个什么事？文章出来后许多人认为他说得不对，写文章驳他，他挺委屈的。那天他在饭桌上又说这事，还是他那些理由。杨先生就说，你可以不跑，我拖家带口的，孩子还小，不跑等着日本飞机炸死？沈先生说不出话来，大概还有那时的压力，一下就哭起来。（后来接触多了，我发现沈先生挺容易哭的。）从那以后，两位先生之间就有些别扭了。”
这样鲜活的文字与人物形象，正是这本回忆录的珍贵价值所在，有时还可以起到一些修订历史记录、避免以讹传讹的作用。例如谈到巴金和陈蕴珍（又名萧珊）的关系时写道，上影导演彭小莲（彭柏山的女儿），“曾经想拍一部巴金的传记片，恋爱当然是重头戏。她到南京来采访过我，我挺喜欢她（她那本写她父亲一辈人经历的书太好了），不过她对我的话加了好多想象。我跟她是说过，有次去那里，也没敲门就进去了，就见陈蕴珍躺在床上，巴金蹲在地下，就着陈蕴珍在说话。我说了声‘对不起’，挺窘的。巴金也挺窘，陈蕴珍倒没什么，直招呼我。看上去他们俩已经比较亲密了——也就这样吧？到彭小莲那里，我见到的那一幕变成了巴金跪在地下向陈蕴珍求婚。李小林跟我打电话说起，说彭小莲说的，就是从我嘴里听来的——这是哪跟哪呀？就像李小林说的，她爸爸那么拘谨的人，哪会跪地求婚，一直是她妈追她爸的。”
总之，无论家国大事，名人逸闻，史实勘误，教育今昔，许渊冲和杨苡两位百岁老人的回忆录，都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珍贵的史料依据，况且可读性极强，尤其是后一本。光是一开头写家庭内部传说中有关本族如何发迹的故事，就已经让人惊掉下巴，爱不释手。我特别欣赏作者能把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说成只是一个“传说”。这种态度就让读者们放心，知道书里绝不会有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成分。若有不实，也一定是百岁老人的记忆误差。诚然，两位老人在书中的确留下些许不同记叙，有彼此出入、相互矛盾之处，那就由读者们各自去发现、辨识、记趣好了。在下我虽也察觉一二，就不去详说了，因为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不必像前者那样使劲较真，大可如后者一般潇洒随意。
原载于《书屋》杂志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