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40期。原 2023/09/08 公众号文章由江岚编辑，怡然编发。）
一提到中世纪修道院，人们就会想象在昏暗的礼堂里，修女和修士们终日祈祷的沉闷情景。可当《布兰诗歌》带领我们邂逅了中世纪，那些刻板印象就会被一扫而空，代之以朝气蓬勃的气势和学府的求知氛围。
早就知道《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是惊世之作，不过最近才有机会在剧院聆听加州长滩交响乐团演唱了这部诗歌的交响合唱音乐会。长滩交响乐团乐师们加上合唱团成员逾百人。在极富感染力的铿锵节奏中，人们听到的并不是通常宗教音乐的平稳、庄重和空灵。相反更多的是大开大阖、情绪高昂，气势恢宏。音乐风暴中命运的召唤、生命的赞美、世俗的情慾，在人们心中激起了远古的回响。
《布兰诗歌》源自于一部深藏在德国本尼迪克特布兰（Benediktbeuern）修道院（建于8世纪）内的诗集，1803年被发现。然后经学者进行了编辑，1847年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布兰诗歌》。这些诗歌的创作时间被鉴定为11世纪至13世纪。部份诗篇附有原始的纽姆记谱法，从而推断这些诗当初是吟唱出来的。获得灵感的德国作曲家奥尔夫(Carl Orff)于1935年从两百多首诗歌里挑出二十四首进行了谱曲，1937年在法兰克福歌剧院进行了首演，引起世人的震惊和讚叹。全球所有著名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包括中国的交响乐团，都表演过，21世纪该剧在世界舞台上仍长盛不衰。
《布兰诗歌》是目前所知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且最具艺术价值的中世纪诗歌；也是最迷人的曲集，其中有情歌、饮酒歌、狩猎歌、一首复活节歌、一出圣诞剧。奥尔夫谱曲的二十四首诗歌的中文翻译不难在网络上找到。
《布兰诗歌》与修道院息息相关。简单地回顾，修道院始于三世纪。少数隐士、信徒为抵制堕落、逃避战祸，远离尘世过原始穴居生活。后来这样的隐士越来越多，逐渐发展为有行为规范和自给自足的社区。早期修道院与教会无关，五世纪教会才将手伸向修道院。
欧洲修道院既是古典知识的继承地，又是新知识的孵化器。至九世纪它们均已附设了自己的学校，不仅接纳修士生，也招收世俗学生和女生，成为第一个对女性进行文明和知识教育的场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飞跃性的革新。修道院和修道院之间进行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术交流，有的成长为中世纪欧洲的文化中心和学术圣地。十二世纪时，学生们求知的渴望空前高涨，修道院可以请到欧洲最伟大的学者，从而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例如1200年前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修道院不足六所，至1300年代已扩建到三十多所。但古老的修道院仍无法接收越来越多的学生，于是欧洲第一批大学先后脱离修道院建立起来了：博洛尼亚大学（1088）、巴黎大学（1150）、牛津大学（1167）、剑桥大学（1209）。想象当时，满怀热情的学生们摩肩接踵在城镇里寻找大师求学的情景，那是多么的感人。
而且当时在修道院里一个重要的研究热潮是亚里士多德的著述。十字军东征带回了古希腊的书籍，学习阿拉伯语和翻译拉丁文把修士们忙得不亦乐乎。修道院见证了人类对知识的追求。经美国学者哈斯金斯（Charles Haskins）的系统论证，学术界已公认，十二世纪的欧洲经历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其历史意义之深远并不亚于十五世纪左右的第三次。
一般修道院都建立了图书馆，这也是破天荒的大事。在图书馆里学生们苦读和沉思。图书馆还安排具有一定书写技巧的修士夜以继日地抄写书籍。《布兰诗歌》的手稿就是1230年由两位不同的抄写员在119张羊皮纸上抄写，其中包括了八幅精美的插图，并装订成早期哥特式的小册子。可以想象，1803年当修道院图书管理人员把它们从一个积满灰尘的角落搬到阳光下时，在场的人一定都惊掉了下巴。由于传承文化是修道院的使命之一，记录时代的著述是他们的责任。所以《布兰诗歌》能在一所修道院里保存下来就绝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许多修道院的文献在日后的战火中被损毁了。
在《布兰诗歌》中有不少内容描写了愤世嫉俗或醉生梦死的世俗生活，以及对命运的吶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十二世纪左右，社会上有一批流浪学者，其成员包括不墨守成規的学生和流浪在外的学者和神职人员(Goliards)，其中有些神職人員可能已被教會列入黑名單。这些流浪学者不满现状和教会，通过歌曲、诗歌来表达讽刺和抗议。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音乐技术娴熟。但他们在社会中没有固定的地位，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有时他们靠背誦詩歌、唱即興歌曲，用樂器為自己伴奏來掙钱吃住。
他们创作的世俗诗歌在那个时代极具煽动性。他们到处寻找知识和真理，但乐于过放荡不羁的生活，其实也是对压抑氛围的一种抗议。据悉，1229年的巴黎大学骚乱也与他们不无牵连。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时代的“愤青”。他们有时结队而行，就像一支摇滚乐队在国际间边走边唱，“惹是生非”。众多学者认为《布兰诗歌》及其它类似篇章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些云游在各个修道院间的流浪学者，留下了叛逆的足迹。如果说，十二世纪是欧洲中世纪文化和文学开始真正走向成熟的时代，那么流浪学者一定功不可没。
这也使我们想到最近的流行歌曲“罗刹海市”，一下子引出上亿人次的收听、转载和评论。如果在中世纪有现今如此发达的通讯手段，那还不知道这些流浪学者会惹出多大的祸呢。
而且在那前后两三百年里，除了流浪学者之外，社会上还有另外两个流浪群体：流浪艺人（Jongleur）和游吟诗人（Troubadours）。流浪艺人出现很早，是卖艺的群体，后期还成立了行会。他们在走乡串户中做了民间文艺的传承人。例如现今听到的舒缓悠扬的《斯卡布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它是一首源于十三世纪的英格兰民歌，经由流浪艺人传唱至今。
游吟诗人大都为贵族子弟，由于各种原因离家出走。他们自编自唱关于骑士精神和宫廷之恋的歌曲，爱情、心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无病呻吟”的罗曼蒂克，产生了中世纪最重要的叙事文学：浪漫传奇。例如生活在十二世纪法国的一位王子鲁德尔（Jaufre Rudel），他创作的诗篇《遥远的爱情》（L’Amour de Ioin），在十九世纪成为海涅、勃朗宁等诗人的诗歌主题，并有诗剧问世；2000年芬兰著名剧作家（卡伊娅·萨利雅霍）的同名歌剧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举行了全球首演，大获好评。
想象一下吧，这些“愤青”流浪学者再加上平民流浪艺人和贵族游吟诗人，在大街、酒馆、宫廷和修道院吟诗歌唱此起彼伏，还有抑扬顿挫的圣咏从教堂飘出，这幅景象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生命活力呀！
正是这些世俗诗歌的兴风作浪，宗教音乐的一统天下逐渐被打破，西方音乐大船神不知鬼不觉地偏离了宗教的水域，驶入了艺术的航道。
所以著名音乐家梅纽因在《人类的音乐》一书中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修道院及其圣遗址比教堂还重要。”所以下一次观光欧洲，可千万別忘了造访修道院哟。十二世纪的欧洲，修道院撩开了人文的晨曦；《布兰诗歌》燃起了革新的火花，又如美国学者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在《西欧中世纪史》中所评说的：“我们对于修道院制度在十、十一、十二世纪时期西欧文明中的重要性，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
《布兰诗歌》音乐会结束了，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的飘落，中世纪的刻板迷雾也随之消散，留下中世纪的脚步声依然在时空隧道里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