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06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刘倩编辑/编发。）
自打看见《鲁迅的饭局》这本书的新书预告起，就一心想要阅读。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许是因为从小就是鲁迅的粉丝，远在学校教材中接触鲁迅文字之前就开始粉他，亦可能只是因为自己原本就是一个吃货。任何对书的喜爱，都抵不过美食的诱惑。如今发现这样一部奇书，想要不淌口水都难。天随人愿，那天居然在波士顿公立图书馆的编目中找到了它，立即借阅回家享用。
《鲁迅的饭局》，选题这样琐细，原以为会是一篇博士论文拿来出版。今天的文学博士论文，都是选题越来越细，几乎无人敢做大文章。翻看了后记才发现，原来是作者经年来发表在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上的文章，“日积月累，集腋成裘”而来。如此一来，它既有了有机的可读性，趣味性大大地增强，同时也欠缺了论文的系统性，学术性相对减弱。
或许是我一开始就想歪了，原以为书中会有很多谈吃的内容。不料所谓“饭局”，重在“局”而不在“饭”，谈吃不过是个引子，主要谈的是和谁一起吃，更主要的是介绍他们都是谁。有限的谈吃文字里，给我无意中发现躺着中枪的是钱钟书，尽管他的名字理所当然地根本也不在书里。
事情的原委是，钱先生长了一副中国胃，尽管留洋多年还是只习惯中餐。据杨绛先生说，文研所“编委每次开会，总要到同和居吃一顿酒席似的晚饭。钟书吃饭回家，总夸香酥鸡、乌鱼蛋汤等名菜。”杨绛不是编委，一直没有出席，后来戈宝权到任才请杨绛入席。这段文字见诸于《听杨绛谈往事》，印象深刻，（后曾写入我的《闲读近乎勇》一书，第6页），遂以为钱先生也是一流的美食家。
想不到在《鲁迅的饭局》里看到两则记录。一是说，同和居名震京城的“三绝”是烤馒头、三不沾和糟熘系列（第159页），当年鲁迅就非常喜欢那里的烤馒头（第8页）。二是说，鲁迅还喜欢去致美斋吃饭。后来那里在三十年代有过一位掌柜，谈吐不俗，很有风趣。“遇到熟人，只要他不忙，必来陪坐，还要上一道‘敬菜’，如烩乌鱼蛋之类，以示亲热，这是不收钱的。”（第12页）这样看来，第一，鲁迅会吃，知道同和居真正的名菜。第二，烩乌鱼蛋都是别处送人的“敬菜”，乌鱼蛋汤大约也算不得同和居真正的名菜，除非是“世风日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和居与三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大不如前。总之，钱先生作为美食家的形象在我心中顿时打起了折扣。
书中倒是出现另一位钱先生，钱稻孙。他和鲁迅相知相熟，至少在学识上是相互敬重的，可惜后来在历史上几近淹没，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其人其事。书中一节记载颇为有趣。说是一家三代成为广和居常客的大有人在。“据钱稻孙回忆，民国后他在教育部时，有一次和父亲去广和居，伙计见了就招呼说‘钱少爷来了’，他本来以为是叫自己，后来才发现叫的是他父亲钱恂。”（第18页）这样的回忆，看似平淡寻常，不动声色，稍加体悟，不觉莞尔。要想让我的儿子或是任何人的儿子能有这样的记忆，该当是何等的难事。不信你试图做做看？
书中论及鲁迅在北京的绍兴会馆居住的八年时光，有一小段文字写得颇为体贴。“如果仅仅从无争、淡泊的角度讲，绍兴会馆的八年，是鲁迅一生的‘黄金时代’——兄弟没有失和，他没有受当局通缉，没有承受‘娶二房’的非议，没有与人论争的烦扰。”（第25页）是啊，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究竟何时黄金，何时白铜，又何时废铁，各人心头自有一本账，外人实难辨认与定论。
该书引我注目的还有二位姓许的，一男一女。先说男的。“许寿裳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前者比后者小2岁，两人相识相交长达35年，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第285页）这种关系让我意识到，后人认为鲁迅个性孤僻古怪的看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至少让我看见他内心温暖的一面。以我今天的年龄来观望人世，到死还能保持35年交情的同学和同事，世上又能有几个。
再来说说女的。她可不是许广平，而是一位叫许羡苏的。也是鲁迅的学生。据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二人最熟，但鲁迅是爱长的那个的，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第266页）二人最熟，指二许，长的那个，指许广平，不仅年长后者，个子也高于后者。有意思的是，在一段不短的时期，许羡苏“住在鲁迅家里帮助料理家务，如同家庭中的一员。”（第259页）也就是照看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鲁迅一直都是靠与她通信来保持和家中的联络，以至于“许羡苏是鲁迅一生写信数量最多的人，也是唯一收到鲁迅1932年前全部著译和所编刊物的人。”（第267页）
书里说，“二许之争的结果，鲁迅选择了许广平。而许羡苏直到4年后才真正接受了这个结果。”（第266页）据说她后来还“应聘到北京参加了鲁迅故居的筹建工作。1961年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第267页）我以前居然对此毫无所闻，真是孤陋寡闻。
1929年5月，鲁迅因母病去北平探亲时告诉许羡苏，已和许广平一起生活了，而且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听了并不以为奇，平静地说：这也是意料中的。同样想到了结果但不无沮丧的人是朱安。”（第265页）据邻居俞芳小姐回忆，“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气力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第266页）
朱安也实在可怜。据说当年做菜的手艺已相当不错。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第62页）由于鲁迅走南闯北，喜欢的口味也南北杂陈，不满足于干菜太多的绍兴菜。而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同页）可鲁迅毕竟不是一个满足了胃就能留得住的男人。
自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到绍兴卖掉了老屋，带着母亲、朱安和三弟周建人及其眷属永远离开了绍兴”（第196页），家乡在他心目中一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五四’前后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故乡形象，充满了冷寂与荒凉。”（同页）家乡的小城到处都是蒙昧、落后与排外。“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渐渐淡忘了那个现实中让他不快的故乡，他的后期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第197页）在这一点上，推崇他的萧红也是一样，经由了这样复杂的感情变化。
鲁迅一生中，与不少人也都有过感情亲疏的变化，多半是先前好、后来坏。最典型的就是刘半农。但“鲁迅虽写文章批评刘半农，却一直是化名，不肯亮明身份，说明对二人的关系还是抱着希望，不愿意弄到公开冲突的地步。”（第185页）而且刘半农去世后，“鲁迅写了诚恳忠厚的纪念文章”，“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同页）
这句话的风格，倒也十分符合鲁迅在审美上向来欣赏的刚阳坚硬、大气磅礴。书里还提到，鲁迅“对京剧常辛辣嘲讽，比如‘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第243页）可是他却厚待秦腔与绍兴戏，“明末李自成闯荡天下时带着米脂的戏班子，戏班子中有人流落到绍兴，于是就有了绍兴戏，‘故绍兴戏要比毗邻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实是秦腔的旁支兄弟’（鲁迅语）。”（第244页）我过去只知道越剧里还融入了或者说保留了一段绍兴大班的行腔，是“商派”既越剧老演员商芳臣的特色唱腔，竟不晓得绍兴戏的源头出自大西北。
此次看书中发现真正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事宜并不很多，只还记得两处。一处是说，鲁迅原本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结果跑去西安一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长安的影子。后来在给日本朋友去信时写道，“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第246页）究其根本原因是，鲁迅心中的长安以及想要写的长安，是想要以此表达，“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同页）尔后的中国，“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同页）这样鞭辟入里的写照，至今也只有鲁迅笔下可以游走得出来。
第二处是在相邻的两篇文章里分别与文学翻译有关。一篇介绍了曹靖华，说鲁迅日记里提到曹靖华的地方有三百多处。文章中有一句话令我莞尔，“曹靖华因为翻译了《铁流》，成了著名的翻译家。”（第340页）想想也是，历史上仅仅由于翻译过一本名著或畅销书而成为著名翻译家的，也的确大有人在，绝不止曹靖华一人。时也，命也，运也，不服不成。
而在接下来的另一篇文章里，提到作家姚克（1905-1991）是鲁迅作品的英文翻译者，也是鲁迅逝世后的抬棺者和葬礼司仪。姚克这个名字，我从小如雷贯耳，因为他是电影《清宫秘史》的作者，这部影片在“文革”中广受批判。想必是一位才子，但还不知道“他在上海滩精通洋务，尤精英文，是一位语言天才，英语发音纯正，文辞优美，有‘洋状元’之称，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唯一的英文杂志《天下》的几位编辑、作者之一。不过，其过人之处，还在于对国学也颇有造诣。”（第341页）如此说来，还真是令人神往，想要把他翻译的鲁迅小说找来一瞧。
（原载于《书屋》2022年第8期）
朱小棣，双语作家，英文著有自传Thirty Years in a Red House，小说Tales of Judge Dee有中法文译本，译名《新狄公案》。中文有《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闲读近乎勇》《等闲识得书几卷》《域外闲读》《闲读闲记》及《朱启銮画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