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299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凌岚编辑/编发。）

英女王国葬举世瞩目， “她有什么成就？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哀悼？”，“皇室不就是小报名人吗？”那几天我跟很多人一样，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某种刺痛，来自于对一个时代终结的刺痛；与此同时这两个问题也时不时地冒出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究竟应该是成就还是出身？以及“小报名人”，这头衔看似不敬，但常年占据食品店、药店收银台花花杂志封面的，不是他们一家就是卡黛仙或者布拉德皮特，也是事实。但要衡量君主这样一个本应是历史概念的角色的价值，当然不可能像打工族的KPI那么一目了然。

据说有一部颁布于1351年的叛逆法令（The Treason Act of 1351）至今仍然有效，法令规定了一条思想罪，任何人但凡脑子里动念想象君主之死（compass or imagine the Death），就犯下了叛逆重罪。叛逆罪在英国，直到1988年都是死罪，绞刑伺候。在一个诞生了现代议会制和大宪章的国家，会有这样的思想罪真是令人咋舌。仔细追究，你会意识到它源自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没有君主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君主因此是永生的。基于这个信念，君王的主要职责自然就是表演永恒，为自己塑造出绝对而不变的形象：自古如此，未来也将永远如此。而伊丽莎白二世凭借在位七十年这个简单的事实本身，创建并维持了这样一个永久幻觉，便是她的成就。七十年间，她的王国，从日不落帝国变成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内外皆不安宁；英国的伟大，也从事实变成勉强吹嘘而出的伪装。但是，她把帝国君主的永久性撑住了。

她去世后涌现的大量文章，与前几年红极一时的奈飞热剧《皇冠》在一个问题上完全吻合：少说+无为，是伊丽莎白维系皇室永恒的秘诀。试问什么东西永恒？答案很简单，死亡。尽管1351年的法令禁止人们想象君主之死，但女王本人却终其一生都在扮演一个已经死去的角色。如果套用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的说法，伊丽莎白二世也有两个身体，那个活着的“自然身体”，是一位聪明有趣、爱好运动的女子；而那个“政治身体”，便是一个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中世纪鬼魂。每当君王人设启动，伊丽莎白必须压制身体里那个自然人设，尽量将自己无限地接近一个死人的状态。

出现在他人回忆录中的女王也有两个版本。私底下，她可能是“活泼的”，“调皮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在自传《Me》中讲了这么一件事，他受邀参加一个皇室派对，期间目睹女王跟侄儿林利子爵的一段小插曲。女王让侄儿去关心一下他生病的妹妹，玩在兴头上的子爵一面争辩一面搪塞，女王于是用手一面假意扇他耳光，一面一字一顿地说，“不要顶嘴，我是女王。”说完一回头，发现埃尔顿·约翰正看着他们，便冲他挤了挤眼睛，“你知我知，我也有这一面。”但正式场合中她的交谈却被人描述为“发条式对话”，很轻松，但乏味无趣，事后完全想不起她说了些什么。言之无物应当是她公开谈话的准则。

她大概是当代人中最懂得沉默的力量，并将沉默的艺术发挥到极致的一位。1947年，还是伊丽莎白公主的她，在南非庆祝了21岁生日。此后将近五十年时间，她再也没有访问过南非，一直到曼德拉做了总统。她在漫长的五十年间，聪明地避开了很难回避的政治难题。她十分清楚撒切尔夫人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支持对英联邦统治在非洲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作为英联邦元首的她，除了缺席别无其他选择。

她去世后，我有一位喜欢艺术的朋友在群里转发了一个盘点女王肖像的帖子。老实说帖子里罗列的作品，除了卢西安·弗洛伊德那幅小画以外，其余平庸之作居多，过目即忘，一如女王正式场合中的谈话。从那些肖像中，你看不到生命，仿佛不是为一个活人画的像。那个端坐在这些艺术家面前的政治伊丽莎白，准确地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活人。这一点，从媒体对弗洛伊德那幅肖像的众多诠释中也得到了印证。弗洛伊德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在熬，要把那个活人熬出来。但最能代表她的肖像，还不是弗洛伊德那幅“阴阳脸”。而是一幅安装在灯箱上名为《存在之轻》（Lightness of Being）的摄影。图片上的伊丽莎白戴着皇冠、珍珠项链和白色的皮草披肩，一束柔和的白光打在她脸上，嘴唇四周布满皱纹，嘴角带着笑意，但她的眼睛是闭上的，好像刚刚死去，安详地躺在那里等待四海子民的凭吊。艺术家克里斯·勒文创作这样一幅作品，其实已经触犯了1351年叛逆法令。但这幅肖像却很受欢迎，它准确地讲述了什么是大英帝国和它的君主，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已经死去的生命。那个理论上她统治了七十年的帝国，如今已经只剩下福克兰群岛和零星几个避税天堂，所谓的帝国早已不在。

但奇迹般地，她把端坐在一个垂死帝国之上的王室经营得活色生香，与垂死的形象恰恰相反。他们一家除了长期占据收银台小报封面之外，在推特、Instagram、微信、微博、表情包上也都是常客。这就使她成为我们平民中的一员，人们愿意想象女王是一个平凡的，跟我们一样的人类，有人因此干脆叫她贝蒂·温莎。既如此，臣民们又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将一个邻家老太贝蒂供奉在一个想象中的神龛上？贝蒂是现世的，而伊丽莎白是来生的，伊丽莎白永远活在来生。她的来生并不始于她死的那一天，而是很久以前，她加冕成为女王之时。那天，她通过广播对臣民说，“今天你们所目睹的仪式是古老的。”但就像电视剧《皇冠》里菲利普王子在裁缝让他试穿“制服”时，他坚持将其称为“戏服”一样，这些“传统”并不古老，都是发明出来的“传统”，连早于十九世纪的都很少。借助历史或传统来加持政权的合法性这种套路，我们都不陌生，因此很容易理解。没有了那层神秘的崇拜，天授的君主、国教会的首领、帝国的化身，都将无所依附，最终只剩下民主共和下光秃秃的平等。英国的天选君主，在詹姆斯二世之后就不复存在；那之后剩下的更多是新教的传承，即国教会首领；到了伊丽莎白二世这里，宗教维度也日渐微弱，人们被调查时问到女王跟宗教的联系在他们的印象中有多紧密时，几乎所有人都说，关于联系的想法就没有出现过。然而层层祛魅都发生之后，好像什么也不影响，贝蒂依然十分特别。她在神圣中逝去的光环，被当代的一项类似产品替代：名人效应。名人效应就是让这个效应完全与成就脱钩。她掌管的家族内，就曾经有一位比她更著名的名人，戴安娜王妃。戴安娜俘获了全世界的爱戴，为什么？我同样困惑，她拥抱艾滋病人，她很美，她是时尚icon，她是婚姻不幸的受害者...这些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会变成她是伟大女性的证据吗？

王室的成功还得归因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对某种持续性的心理依赖。很多人将她视为与逝去的权力与辉煌之间的连接，产生了某种错觉，只要她还在，那个光荣的过去就还在。英国国民的这种需求在女王的最后几年里更是成倍增长。保守党政府的混乱，六年间的四次首相更替，领袖者体面公众形象的彻底坍塌，在这样的对比下，女王显得倍加体面尊贵，简直母仪天下。期间还有更令人动容的一幕，疫情当中，她孤身坐在自己丈夫的葬礼上。那个情景打动了全天下的人，因为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唯有这一刻，两个伊丽莎白融为一体。

这种双重性是她的优势，也可以说是女性的优势，很方便在两个角色之间游走。为君的弱，恰恰是女人身份的强。于是，女王陛下乏味的“发条式”对话，成为她顾大局压制个性的大义。她越平庸，这种平庸就越容易被定义为为责任献身。也因此她子孙辈的各种丑闻闹剧，在人们眼里便成了，可怜的贝蒂，孩子不争气啊！当肉身的灭亡迹象在这个贝蒂小老太太身上日渐明显时，人人心里都开始隐痛。

查理三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查尔斯王子，如今虽然继承了王位，但母亲身上最至关重要的品质-双重性-无疑与他无缘。自我牺牲和自我压制，直到今天依然是属于女性的品德，与查尔斯尤其一南一北毫无关联，他一辈子都在等待，等待被瞩目，被听见，被当回事。装死是他头一件不会干的事。

黑爪，本名穆青，计算机科学博士，在加拿大从事电脑业多年，译著有《风下之乡》《万劫归来》《带猎犬的女子》等六部；曾在“腾讯大家”和《侨报》开设专栏，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