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 283 期。原公众号文章由凌岚编辑/编发。）
我上初中一年级头半年，翠翠这个人在我印象中几乎不存在。那时候我们不叫班级，而叫连排，一个年级是一个连，一个班级是一个排，因为全国上下都在“备战备荒”，中小学生也不例外。开学第一天，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学习站队，起步，左转，右转，然后排着队走出校园，走出校门至少几个街口，排长才叫立正，解散。以后每天早上上学，就来到这同一个地点，排好队，操着正步，喊着口号，唱着歌，迈进校门。那只歌到现在还不时会突然钻进我的耳朵：“军委发号召，军民志气高，光荣的四好连，大家来创造！一，二，三，四！”
领着我们操步的排长打光脚，我不知道他常年打光脚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给他买鞋，还是他为了凸显艰苦朴素，总之我在操步的时候常常被他的光脚吸引，并且第一次知道八字脚是怎么回事。很多年以后我看到香港歌星郭富城，就想到我们的排长，他长得就是郭富城的样子，可是那时候我才十一岁，对长得帅的男孩子没有感觉，只对他走路的八字脚好奇。
现在想来，翠翠得过小儿麻痹，走路一拐一拐，所以她从来没有参加我们的上下学列队，也不出席课间操和体育课，课间不会出来踢毽子跳橡皮筋，更别说跟我们去行军拉练，这恐怕是我初中头大半年都没有注意到班上有这么个人的原因。
行军拉练发生在冬天，要背很厚的棉被，还带了锅碗瓢盆大米腊肉。虽然我们都才十一、二岁，但是一旦跟北极熊的战争爆发，我们都要自己背上背包离开城市，所以备战训练不仅是会整队操步，还要会在郊野山区里生活。我们花了三天学习打背包，把一床草席子，棉被，里面裹了换洗衣服，卷成四方型，中间穿过一条宽帆布带，然后用一根很长的布绳子将四方型扎成井字，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这样井字的背包上路。
出发那天大家吃过晚饭后到学校操场集中，夜晚十点，我们列队出发了。因为是夜行军，不唱歌，不喊口号，老师们说话都压低嗓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脚步也都整齐，走出几里路，进入郊区的公路，队伍之间的距离就拉开了。背包越走越沉重，有的人背包散了，要停下来重新打；有的人绑挂在背包上的锅子的绳松了，锅子不是打在后腿上生痛，就是跟挎在腰间的军用铁水壶敲打出暴露军情的响声，必须立即停下来休整；有的人挂在背包上的米袋被磨破了一个角，白色的米粒在路上稀稀拉拉地撒出一条线，这简直就是给敌人暴露我们的行军路线，所以老师要组织几个当干部的同学往回走，把米粒扫掉。我们眼睛犯困，半睁半闭眼睛走了大半夜，等到前面说暂停休息，大家都噗通坐下来靠在背包上睡了过去，等到老师连推带拖地把我们叫起来，天边有了蒙蒙亮光，远处农家烟囱烧柴火的烟味夹着清晨的寒气钻进鼻子，冷得一哆嗦，不需要催，赶紧就背起背包重新上路。
野营拉练,我们都是两个人搭铺，一个人带被子，另一个就带席子蚊帐。我的伙伴是慧慈。
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来自附近刚建起的工人新村，慧慈家也住在新村，但是她在军队里长大，所以常穿她妈洗白了的灰蓝色海军衣裤，她的父母是军队转业的医生，军队大院里的孩子说普通话，她的广东话没有普通话说得流利，像我这个学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样，不时会被同学嘲笑我们的广东话。我们两人很自然就成了好朋友。
入学半年来，我和慧慈之间无话不说，看不惯几个满嘴粗口喜欢挪噎人的女同学，尤其看不惯那个满嘴大道理的班主任卫老师，她不是批评这个同学爱打扮，就是要那个同学“斗私批修”，上课小声说话是“私”，不积极喊口号是“修”，她自己脸不洗头不梳，整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列宁装彰显她艰苦朴素, 我们怎么都觉得她看上去脏。
我们野营第二天到了花地洪秀全的故乡，这是个穷得让人掉泪的村庄，村里没有几间像样的砖屋，房子都是泥砖上搭稻杆草，我们就在小学校的泥巴地上打开铺盖睡觉，在秋后收割过的田基上挖洞烧饭。这是第一晚，十一、二岁的小孩谁都没有野外烧过饭，搞到天黑才把饭煮熟，卫老师要我们端着饭碗到晒谷场上集合，借着月光，一边吃饭一边总结当天的行军。女排长走过来的时候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手上的饭盆打翻了，米饭撒了一地。卫老师要她捡起来，用水掏干净再吃。我们都吃完饭开完会，女排长还猫在地上，解着手电筒光，将一颗颗饭粒从地上的稻草、灰沙和干牛粪中间挑出来，放回到饭盆里。
那天晚上我和慧慈在地铺上给同学们表演，轮流模仿卫老师，重演晒谷场上的一幕：“这每一颗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用血汗种出来的，我们不能浪费。你要把它们都捡起来，吃下去！”
那时我和慧慈对我们周围的不公与“邪恶”有共同的是非好恶，对几个喜欢讲三长里短欺负别人的强势女同学不肖一顾，尤其不甩被卫老师培养的中队长莫玉莲 -- 卫老师培她，因为她“出身好”，“敢说敢干”，老师要她做什么，她“雷厉风行”，包括对同学吆指喝使。我是莫玉莲的另一个极端，父母是已经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臭老九”，而且我一向对卫老师不恭不顺，她也经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只专不红”。卫老师拿我当场示众，我不在乎，恐怕是一种知识分子家传的清高底气，她看我不顺眼，我还看她不顺眼呢。
我们行军一路没有地方洗脚洗澡，早上住地有井水有河沟就洗把脸，没有也就算了，按照卫老师的说法，这是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XX精神。所以等到第三天夜晚睡觉，臭袜子一脱，自然是臭不可闻。睡在我们旁边的莫玉莲就大叫谁带了咸鱼来野营。开始大家都觉得好笑，各人嗮各人的臭咸鱼，可是莫玉莲非咬定是我的“咸鱼”最臭。她在那里大做文章。我们穿那种胶底军鞋走一天路，脚出了汗不洗，袜子不换，不臭就怪了。但是大家都习惯了莫玉莲，她身边永远围着几个附庸，说谁的坏话怪话，谁就倒霉。我才是第一次被轮到，所幸再熬几个晚上，野营也就结束了，谁也不会再闻谁的臭脚臭袜子。
可是从这次野营之后，莫玉莲就把我当成目标，课间休息十分钟，外面天冷下雨不能出去，她和她的附庸们就挤在一边拿我当笑料。她们知道我不会去告状，也无处可告 -- 我已经是卫老师的靶子，也就肆无忌惮，不过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句。我对她们视而不见 --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八婆”。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慧慈却开始和我疏远，开始是不再绕道到我住的学院门口等我一起上学，后来干脆和玉莲她们一起上学放学，走一堆了。
以前我不在乎莫玉莲和围着她转的那些女生，突然我最好的朋友投向了她们的阵营，我便失落和孤独了。平日在城里上学还好，反正放了学就回家，大家本来也不走同一条路，但是到了春天要去分校，又要找人搭铺，我这个孤家寡人就有了麻烦。环顾四周，出身好的同学都不愿意沾我这个“狗崽子”，尤其是慧慈投向莫玉莲阵营之后，大家也都更顾忌莫玉莲的厉害。全班剩下还没有结合到伙伴的，一个是智商有点问题的余长寿，还有一个就是翠翠。
我们去分校一个月，还要上课，这回翠翠她不能缺席了，但是她不需要自己背背包走路，这边上船有老师帮她拿行李，那边下船，我们背背包走几里路到分校，她坐拖拉机，所以她不需要跟人搭铺。自然，我就跟余长寿成了伙伴。到了分校，已经提前到达打前站的莫玉莲，将我和余长寿和翠翠的铺位分在进门口的地方，因为门口风大，人出出进进，开门关门影响睡眠，莫玉莲是挑柿子软的捏，谅我们三个就算敢吱声，也不会得到别人的支持。
我和长寿的被子薄，幸亏是挨着翠翠，她带了一床大棉被，她分一边给我们，三个人挤两床被，也就很暖和了。
翠翠长得很瘦弱，梳着两根长辫子，她走路时一只脚拐一下，辫子就甩一下。但是她喜欢笑，笑起来声音就像唱歌，没有一点残疾人的自卑或者压抑。
班上那些刻薄八挂的女生管长寿叫“愚蠢”，因为她姓余，又比较迟钝，倒不是因为她功课不好，那时候功课好会被批评为“只专不红”，她们功课都不好，功课好的人很招惹人恨，这也是莫玉莲要拿我开刀的原因： 她不仅一手字写得鸡爪般难看，数学物理课老师从来不提问她 – 知道她答不出来，又要维护她中队长的面子，所以她的成绩不好，是一个不能提的忌讳。她们对我是嫉妒，对长寿则是纯粹的“霸凌” – 少女之间欺负弱者。这种事情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有，现在也有，中国有，外国一样有。我自己经历过，到了美国发现美国校园女生霸凌的情况一点不差于我成长的中国，唯有庆幸没有女儿，不需要关注这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专家的研究课题。
长寿无非就是个单纯得有点迟钝的人。比如她们挑逗她说，“听说你家的人都从狗洞里出入？”
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回答说，“不是狗洞，是两个房间之间没有门，就开了一个洞。”
她们就打蛇随棍上，“那还不是狗洞是什么？”
她就很无奈地说，“你说是就是吧。”
于是她们就轰笑起来，好像成功地把长寿侮辱一下可以给她们带来很大的乐趣。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那么回答她们，私下问她为什么两个房间之间没有门。她说当初她家四口人分到一间房，她的弟弟还是后父的儿子，所以当隔壁那间房的人搬走了，他们家就把隔壁的房间也申请了下来，在中间的墙上开了一个洞。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开成一道门。
长寿的父母是“疍家”，1960年代陶铸当广州市长的时候，在南郊建了一大片新村，把世世代代在珠江上面摆疍家艇的水上人搬上了岸，我小时候的保姆阿贵也是个疍家女，离长寿住的公寓不远，所以我对长寿的家庭背景并不陌生。我不明白的是，哪些女同学看我不顺眼，是因为老师把我打成另类，她们都是工人家庭的孩子，觉得她们社会地位比我高，有权利侮辱我，但长寿和她们是同一个阶级的，为什么她们会欺负她？
让我更难受的，是慧慈要积极上进，为当红卫兵努力，要向莫玉莲她们表示她不仅跟我划清了界限，而且她也跟她们一样要找一个凌辱欺负的对象，而这个对象就是我。
我们每天早上劳动，下午上课，夜晚通常没有活动，因为是春天，外面寒冷下雨，吃过晚饭大家都回到宿舍的床铺上等待熄灯信号好睡觉。我就拿个速写本，画画这个，画画那个，平时不怎么和我说话的同学，这时也会愿意让我画，无形中，我身边就会聚集几个人，不是被画，就是看画。
莫玉莲和慧慈她们就受不了了。开始是她们在远远的铺位那边阴阳怪气地嘲笑那些让我画的同学，后来慧慈干脆挤到靠近我的铺位上，直接对着我，一边学我的模样，一边模仿我说话的口气嘲笑我。时间过去太多年，我都不记得她都说些什么了，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着洗衣服的姿势，嘴上说“滴滴汗水洗修根，洗去臭老九的臭脚跟 。”她前面用了一句我作业里写的词，被语文老师拿来表扬，后面一句是她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她做出捏鼻子散臭味的样子，后面莫玉莲她们就故意大声地笑。
我对她变得如此下作非常气愤，就跟她吵了起来。吵什么？说什么？我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吵得很厉害，莫玉莲也加入了进来，变成我一个人对付一个红卫兵中队长和一个填表称自己为“军干“的子弟。我是个被老师经常揪出来批评的”黑五类“子弟”，我流着眼泪跟她们吵，其他同学都吓得躲一边去了，谁也不敢惹莫玉莲和慧慈。
这时，翠翠站了出来，她拼命地拉我，叫我不要出声，我说我就是要出声，她们不可以这样欺负人，她又让慧慈她们收声，翠翠拉着劝着，自己哭了起来，她越哭越厉害，我反而不知所措，停下来看着她，慧慈和玉莲她们也都面面相尴，悻悻然也停下来，不再作恶了。
从这以后，慧慈和莫玉莲她们虽然有机会还是要挤兑我，但是慧慈再也没有如此明目张胆地来对我霸凌。也可能是她很快就被莫玉莲推荐当了红卫兵，进入了卫老师的干部学生行列，觉得不能太下作，也可能是她们发现我不会任由她们欺负，而且我也不是孤家寡人了。翠翠虽然是有残疾，但是她的情商并不差，她表面上跟她们打哈哈，好像没人事一样，但是她摆出一付跟我铁杆的样子，这种独立不阿的态度，让莫玉莲和慧慈她们有所禁忌。从此，我和翠翠还有长寿，在她们眼里的一个落后分子，一个愚蠢，一个残废，就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初中第二年结束，暑假突然让我们参加全省统一考试，考过的人直接上高中，考不过的读初三。什么算是考过？没有标准，没有事前的说明，总之就是大家努力按照老师给的复习题准备。我们都糊里糊涂地考了，考完没心没肺地过暑假，谁也没有去认真看待考试会带来什么结果。尤其是我，因为我小学就只读了五年，还是六岁上的小学，这时不过十三岁。我妈说这么急着上高中干什么？高中两年，毕业才十五岁，去干什么？
不过等到学校开学前放榜，大家挤在学校食堂的墙面前读每个高一班的名单，才知道不直接进高中而读多一年初三意味着什么。那些平日成绩好的同学，几乎都在高一级的名单上，读初三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成绩差。那些红卫兵共青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团支书记有的靠成绩过了关， 有的也无法过关。这么一分，可想而知什么人趾高气昂，什么人垂头丧气。
我妈这时居然还要我去跟老师说我不要上高中，要读初三，我打死也不干。此时我最高兴的还不是读什么高中，而是莫宝莲居然要读初三。我们都知道好几位上了高中名单的学生干部平日成绩也不怎么样，但是要差到连学校都不能替他们保面子的，就如莫宝莲，这就是很差很差才够资格读初三了。
当时有个样板戏里面有这么一句台词，“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当心你将来拉清单。”我觉得这次考试就是莫宝莲的清单。
翠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我们高中的名单，她平日成绩并不差，但是她身体弱，很多活动不能参加，是否因为是残疾所以要她读初三呢？
下了课，我到初三集中的课室楼去找翠翠，不知道她在哪个班，一间一间课室找，没有找到。这么找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我在校园里看到她的身影，我追过去，她看见我很高兴，还是那样的一串笑声。我问了一下她新班级的情况，跟她说，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上课，我可以课间来找她，放学也可以一起走。
她说不要，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我说为什么？
她说就是不要。
我没有想到她会这样，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再跟她讲下去。上课铃响了，我们分头朝各自的教室走去。以后我要是在校园里看到她，她都会立刻假装没有看到我，转过身去。我有一次追着她问，为什么躲我，她的眼睛立刻红了，嘴巴却笑着说，你以后不要来找我，就是不要。
我那年十三岁，不懂得翠翠为什么会那样。我以为她把自己没有直接上高中看得很重，如果我再去找她，会伤她的自尊心，我也就慢慢把她从我的生活里忘记。
每次我回想初中两年的生活，我总会想到翠翠，想到她的微笑，她说话细细的声调，她让我在最孤独的时候感受到的善意。我会萌生寻找翠翠的念头，想知道她现在是否生活得好，是否还记得那段岁月里我们有过的少女温情。
2022-夏
作 者 简 介
坚妮，一直以来从事双语文学写作和翻译，在中英文杂志报刊以坚妮笔名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多篇短篇小说在《小说月报》《收获》《十月》《今天》等杂志发并被国内出版社收入海外作家文丛和留学生文学选着。出版有翻译著作，短篇小说集和杂文专著,并长期在香港《明报月刊》《香港文艺》《美洲华侨日报》《财新》杂志,等发表杂文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