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役 ”（史称 “一·二八 ”事变）发生。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1932年1月28日，第一次“淞沪战役 ”（史称 “一·二八 ”事变）发生。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前敌临时总指挥部就设在市郊真如镇的范庄，同年3月3日，由于十九路军的撤退，日军占领真如。1933年，父亲从美国回来不久，在真如盖起一座二层楼的小洋房，现在，我从泛黄的照片里看得出那是在美国乡村住宅中常见的房子，一楼有阳台，三级台阶下到地面。修剪整齐的扁柏像一道矮墙围住屋前的草地，在第二级台阶上站着一个不到3岁的小男孩，穿着一身绒线衫裤，翻转式的领口，皮鞋有搭扣，右手持着网球拍，柄高与肩齐，左手握着一只网球，微微地斜望镜头，天真地笑着。摄影者是父亲，在他按下蔡司（Zeiss）快门的刹那，他没有想到这里并非风水宝地。果不其然，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役 ”（ 又称“淞沪会战 ”）爆发。11月5日，侵华日军十万人从金山卫登陆后，直扑真如。那年初夏，真如镇通往上海的公路上，蜿蜒人流，络绎不绝，肩挑手提，扶老携幼，涌向市区。人流中也有独轮车和平板车，一架大型平板车上放着箱笼和小件家具，还有一个不满3岁的我，由车夫驮着前进，有时，父母也会牵我下来，随着人群走。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见过真如的房子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4岁半进幼儿园，新夏中小学附属的幼儿园在上海河南路，父亲去外滩上班，早上带着我乘无轨电车，在摇晃的车厢里，我抱着父亲的腿，好奇地望着满脸虬须红头阿三，想这高耸的包头布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晚上要等父亲下班后接我一起回家。1940年，上海英、法租界已成 “孤岛”。又过了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 上海租界不再是孤岛，窥伺已久的日军长驱直入。进租界那天，全市戒严，学校停课。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两人一岗，遍布十字路口及交通要道。军帽两边都有下垂的布条，不知干啥用？前些天，乡下大批涌进市区的难民，又都被赶了回去，挡在铁丝网外边。人群中有位父亲背着他的儿子，比我大。脚后跟被削去了一块，露出黄色的肉，怎么是黄色的呢？长大后读医我才明白。1942年，日军进租界的第二年，我8岁。随父母住进三星坊，它位于康脑脱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原属英租界。巡捕房自英属殖民地印度召募印籍巡捕，必须是人高马大的锡克族，满脸虬须，令人望而生畏。因其在中国人聚居区办案有其短处，以后逐渐为华人巡捕代替。以红巾缠头的印捕，则充任交通警和巡逻警，人称红头阿三。日本人接管巡捕房后，督察长由日籍充任，对红头阿三来说，不过是换了新的主子。欺压老百姓一如既往。整天警棍乱舞，特别是那些摊贩和黄包车夫，挨警棍和皮靴更是家常便饭。终于，车夫、摊贩群起而攻之。我看到一名落单的红头阿三被逼到墙角饱尝老拳，长长的红头巾散了一地，现出绕成一个球结的头发。唯恐被巡逻警发现，民众一哄而散。我见他爬起来拾头巾时的狼狈模样。但是，大快人心的场景并非常见。更多的是被欺压、受凌辱。我家附近有24路无轨电车停靠，是开往大自鸣钟终点站的。那天，一名水兵跳下黄包车就在小沙渡路站上了电车，车夫追着讨车钱，电车司机见状停下不开。全车人指责黄发水兵，反正他听不懂。却见他转身下车，挥拳把车夫打得满脸是血。路口指挥交通的红头阿三不闻不问，任凭行凶者扬长而去。以后我知道，大自鸣钟旁边有一座意大利海军兵营。从1944年到1945年，上海老百姓的日子越发难过，配给的户口米是陈的，碎的，要拣出不少沙子、碎玻璃才能煮饭。普善山庄的运尸车，每天都能拖去几车冻死在路边的乞丐。漫长冬夜，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里交叉游动，不定啥时候会响起防空警报，为防轰炸常停电，弄堂里更加阴暗。家家户户窗玻璃贴上米字形纸条，衬托煤油灯里不明不暗的火苗，沉闷、痛苦、人心焦躁。就在这一时刻，詹周氏谋杀亲夫的大新闻像一颗炸弹把整个上海阴暗的天空炸开了一个洞。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一时间，詹周氏的名字家喻户晓。更是官眷太太牌桌上的话题，黎民大众见面时的谈资。1945年3月20日凌晨3时，上海黄浦区新昌路酱园弄85号，发生了一桩谋杀亲夫大案。凶嫌詹周氏原姓杜，后改名周兰珍，江苏丹阳人，自幼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长大，9岁被亲戚卖给人家当丫头，17岁由主人做主与外号“大块头”的詹云影订婚，21岁结婚。起先，大块头在当铺当伙计，收入尚可。后因染上赌博恶习、入不敷出。每晚回来不是酩酊大醉，便是滥施家
暴。为了生活，詹周氏一度到厂里做工，而詹云影却怀疑她有外遇，恣意殴打，逼退工作。为此她曾吞服“来沙尔”自杀未遂。那天夜晚，大块头回来又是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终致詹周氏忍无可忍，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把菜刀，劈向沉睡中的詹云影，以后又分尸成16块装进一只空皮箱。记得当年，我看到的一份报纸，是这样描述被发现时的情景： “天亮后，住在楼下的算命先生王瞎子，也是房东王燮阳感到头颈里湿漉漉，又摸到桌上粘糊糊，跑到外面告诉邻居，才发现是楼上地板缝里流下的血水，一群人惊慌地上楼，踢开房门，只见詹周氏披头散发，浑身是血，瘫坐在地，气鼓鼓地念说：‘大块头让我杀脱了。’皮箱里还在往外流出血水，淌了一地。”她旁边有一把带血的菜刀，人证物证俱在，当月迅速结案。但有不同意见出现！无奸不成杀，有没有奸夫帮忙 ？顺着这思路，詹周氏再度被提审，受刑不过，终于先后供出邻居贺大麻子和小宁波，按着供词继续拷问，却始终不能圆说。又传讯了很多证人，证明两人均未参与而被释放。詹周氏也翻供，承认是诬陷，但始终咬定系自己一人所为。最后，法院判决詹周氏死刑，剥夺公权终身。菜刀一把没收。在等待执行期间，上海知名女作家苏青连续发表四篇文章“为杀夫者辩”，提升到妇女解放的高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詹周氏本人觉得还有活命希望，又提出上诉。同时，又有一位外国嬷嬷为她出庭作证，说詹周氏已怀孕，要生产后才能执行死刑。这样拖延了处决时间。没想到几个月后，抗战胜利，政府大赦，詹周氏被判无期。再之后，新中国成立了，又大赦死囚，改判有期徒刑15年。期满后，原房东王燮阳不愿为她回籍作保，政府就把她转送到苏北大丰农场，在那里获得了自由，并且再婚，当时已经40多岁了，无法再有孩子，在幼儿园当阿姨直到退休、去世，没有再回上海。如今弄堂还在，知道往事的人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