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刊《东西》第329期。原公众号文章由怡然编辑/编发。）
今天的科学界讨论着“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新概念，指随着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科技日新月异，我们进入到了智人（Homo sapiens）成为绝对主宰力量，掌握着改变地质面貌和地球生命未来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界限日渐模糊，我们与野生物种的摩擦却愈加频繁，各类动物溜进社区，在我们眼皮底下来来去去，我们似乎已司空见惯，直到它们的越轨行为打破了平静的生活，甚至将家园破坏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们才不得不将其秒驱出境，迅速有效地夺回自己的属地，恢复领主不容侵犯的威严。
著名华裔作家卢新华的非虚构作品《不平行的世界》便是以这样的情节开始了故事的叙述。他的家里来了一窝不速之客浣熊，不但侵入了宅院，还熊口大开吃掉了大量他精心养育的观赏鱼！作品中的“我”从住院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得知了这一消息，因为一场不明不白的血液感染而刚刚入院治疗，却未料家里又被浣熊侵入破坏，可谓旧病未愈反添新伤。
于是“我”躺在病床上回忆着当初夫妇俩如何用辛苦的积蓄购置了新宅，还精心重建了一座荷花池，并投入了吉利的六十六条鱼苗，可谓事事称心如意。不久莲花怒放，红鱼唼喋，似乎鱼欢人乐，结局圆满，却偏偏让一群入侵的浣熊将美好撕碎。
于是“我”想到了立即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增加了池盖，又换成了尼龙绳网，浣熊却依旧来去自如，如履平地。最后“我”想出来狠招，用钉刺的板条巩固鱼池，以为浣熊从此望而却步，却没料到吃亏后的浣熊竟然恼羞成怒，掀开了钉板，踢翻了花盂，大搞破坏后扬长而去。
这时值班美国医生先后来和“我”谈话，告诉说可能是胆囊发生了病变，必须要给“我”施行手术，切除“本来就是无用的”胆囊，以绝后患。胆囊和浣熊似乎成为了一对彼此对应的难题，它们都是麻烦制造者，只不过一个来自医生的观点，一个是养鱼屋主的态度。这貌似给我们健康和居家生活带来痛苦和烦扰的胆囊和浣熊果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吗？
让我们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稍作剖析。人类社会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与大自然基本维持在一种相对平稳均衡的动态关系之中。虽然农耕文明逐步提高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但是工业文明兴起，科技进步增速，伴随而生的人口增长和都市扩张，才使我们和大自然的和谐融洽的关系逐步画上了句点。人类开始将自己的福祉建筑于其他生物的存在之上，将人类的伦理凌驾于众生万物的权利之上。人类追求经济之道，发展之需，对大自然强取豪夺，穷奢极欲，于是大自然被逼走投无路，那些丧失了家园，食物链断裂的野生动物只能“越界”闯入人类领地，在本来属于自己的老地方打转转，躲在人类阴影之下存活。
经过深刻的反思“我”认识到“我其实也并不是我所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上的所有者，至少不是唯一的所有者，而只是一个以人类的所谓法律作掩护的侵略者……”，换言之人类仅凭白纸黑字的法律文件就堂而皇之地占领了万物众生之殿，却认为自己是名正言顺和独一无二的土地主人。作者借着“我”的大段心灵独白，诘问自己同时也在质疑人类征服自然和推行文明进程的所谓正当性，对国家，种族，政治，法律和人性进行了一次生态文化意义上的整体扫描和批评。
生态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奉行利己主义的生产活动，发展了以人类利益为宗旨的道德伦理体系，却从未将土地伦理（land ethic）纳入同等重要地位来考虑，因此严重破坏了整体生态的秩序，损害了人类和生态大家庭其他成员相互依存与互惠的和谐关系。他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批评相对于土地伦理准则人类的道德伦理体系是如何偏离了轨迹，他指出：“土地伦理将智人的角色从土地共同体的征服者转变为普通的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对他的同伴的尊重，也意味着对社区本身的尊重。”
入侵家园的浣熊，病房出没的蚂蚁，抑或藏在身体的病菌和医生眼中多余的胆囊不都是自然界生态维持平衡的基本元素吗？它们与人类按照创世纪以来的神圣规范荣衰与共，相互制衡，缺一不可。这种特殊的生命关系使得“我”清楚地了解到“我们拥有着同一片土地，同一幢房屋，同一片领空，同一个鱼塘……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平行的世界，而是一个相互交融着、穿插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时候我就是你，你也就是我，时常互喷，互对、互食、互抢，但有时也会互助的世界。”
与其和入侵动物互杠，斗智斗勇，无休无止，或任由贪心的医生随意切除胆囊，却不知病因来自何处，不如顺其自然。人类固然在自然界拥有着独特地位，也让一切生命万物都有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在这个日渐喧嚣和狭促的“人类世”里留给野生动物一个所需的，有别于主要自然栖息地外的次要都市栖所（urban secondary habitat）。作者虽然没有如此明说，但是他的顺应天然的慈悲情怀跃然于纸上，不是悲观的放弃，却是清醒的选择，他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生物相互渗透、彼此融合的本质和必然。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关于人与浣熊之间发生的一个生态意义上的故事，然而它的象征性能指却包含着哲学和宗教的深层意义。作者本身的佛教信仰和修行使他的叙述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的层次，他对人与自然，个体与众生，产权与土地，生态与文化等关系都做了形而上的省察和剖析，使得文章在思想层面饱满厚重，具有哲理。他使用了一个奇特的比喻，将人和万物的关系看成是一个“蠕动的饭团”，它们彼此紧密粘合，互为表里，难舍难分，“它没有终端也没有开始，只有持续不断的变易和迁移。所有的开始即为终端，所有的终端又是开始。”作者在另一个场合进一步解释说：“贯穿和弥漫在这时空中最真实的存在，便是永不止息，一直在变迁和轮转着的各种因缘的聚合离散。”（见《南方周末》卢新华访谈录《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个思想者》）在他看来一切生命物种皆为因果相续，在平衡中变化，在静止中发展，无穷无尽。
从早期代表作《伤痕》到出国后创作的《伤魂》，《紫禁女》，《三本书主义》等一系列作品，卢新华始终以怀着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姿态面对世界，即使在海外生活多年，人生轨迹几经曲折，他一直保持着“自由而严肃地思想”的本色。正如学者钱虹所指出的，卢新华“从未停止过对人的命运和人生价值的思考……依然承担着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使命。”
作品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特色，结构布局和意象建构方面呈现了一种精心构思的平行对称的关系，给人以突出的印象。虽然作者坦承并不刻意追求表现技法，然而“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巧合，比如病毒的感染与浣熊的侵害；浣熊誓要夺回本属自己的领地，蚂蚁仿佛宣告病房原是自己的家，等等。现实中的诸多巧合折射为故事中情节的多种契合和意象的呼应，运用了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对应物”，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交互渗透和强化，以小见大，以局部影射全体，胆囊、浣熊、蚂蚁、饭团、寄居者与寄居生物、身体之疾与宅院之患、医生的无知和房主的无奈、疾病的痊愈和熊害的消除，似乎都存在着某种神秘然而合理的关联，有着表层和深层意义的惊人的类似性。近来文学批评讨论重归文本细读，在形式主义文学分析的视野下它不啻是一个极可玩味的文本，具有一种独特的结构魅力，仿佛是一张太平洋西北原住民的雕塑剖分面谱，有着对位之美的艺术感染性。
总之，《不平行的世界》不仅是一篇在思想性方面丰盈饱满的力作，也是艺术风格十分独特的美篇，可称是作者近年非虚构写作在生态议题上的佳作，为生态文学写作或者广义上的散文创作在文化内涵与表现范畴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发表于《书屋》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