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签名》是蔡维忠近著《此水本来连彼岸》中的一篇力作，叙述由《中国姜罐》（The Chinese Ginger Jars）一书所引出的一段往事。《中国姜罐》是迈拉•司考维尔所著的回忆录，记述司考维尔医生（中文名司福来）和夫人于1930年到中国山东建立教会医院的事迹。当时的中国农村缺衣少药，他们为了信仰抛弃美国富足、舒适的生活，来到中国救助贫苦的大众，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历时近20年。他们共育有六子，都在中国生活过，其中有四人出生在中国。司考维尔医生因地制宜，用土办法为民众戒毒，为保护中国护士险些丧命在日本人枪下，还把自己的血输给病人，其奉献精神堪比白求恩大夫。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他们所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被迫于1951年离开中国。当他们一家人从深圳罗湖桥依依不舍地走向香港，司考维尔夫人最后回望了一眼大陆，忍不住失声痛哭。《中国姜罐》出版于1962年，在当时引起轰动，但因为年代久远，至今已少有人知悉。半个多世纪以后，此书于2016年再版，表明美国社会并没有遗忘这一段感人的历史，但在中文读者中知道此书者并不多。然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蔡维忠了解到这个故事，并设法找到了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吉姆•司考维尔先生，他是司考维尔夫人的长子。司考维尔夫人在献词页写道：“献给他们六人，愿他们永世不忘”。蔡维忠决定请吉姆在献词下签名，然后将书寄到分布在美国数个州和英国的五个弟妹，也请他们签名，以纪念在中国抗战战火中将他们养大的母亲。当签好名的书在辗转近两个月后回到蔡维忠手上，平时沉稳内向的他胸口微微颤动。那是2017年的事了，当时很难想到如今中美关系陷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此时再读这一段尘封的往事，意义非同寻常。近年来，蔡维忠的散文创作从小杂文逐步向大散文转变，并且在选材、立意和手法等方面都日趋完美，已具大家风范，《六个签名》可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好多人写文章常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好文章的关键是在于技巧。我认为对于散文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选材和立意，技巧次之，这是由于散文的特性使然。相对于小说和诗歌，散文最长于直抒胸臆，最忌言之无物、矫揉造作。换言之，散文可利用的技巧比小说和诗歌少得多，这就是为什么王鼎钧先生在探讨散文创作的更高境界时，引进了小说和诗歌的手法。但是这种写法是在穷尽散文固有技巧之后的一种飞跃，我们可以欣赏，但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陆游《示子遹》诗有云：“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放翁高屋建瓴的诗论也同样适合散文，特别是大散文。对于一篇散文而言，基本的要求就是通情达理，文通字顺。再往高处着眼，就必须在文章之外下功夫，具体说就是在选材和立意方面深挖细掘。《六个签名》的成功首先就是这个原因。本文发表于2018年，正值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深深影响到海外华人，特别是居住在美国的华人。蔡维忠此时敏锐地抓住中美友谊这个主题，把七八十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再次呈现在我们眼前，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然而，如果只是局限于介绍《中国姜罐》，虽然也能写成一篇佳作，但境界就略低。蔡维忠响鼓还要重锤敲，有了好题材，又精心设计让作者六个子女同在献词页签名，由此奠定文章成功的关键。同时，他这一灵光闪现之举还为司考维尔夫人还了愿，提醒她的子女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世。我想如果夫人在天有灵，她一定会非常欣慰，因为不仅子女没有忘记对中国的情谊，而且中国人也没有忘记她和先生的恩情。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六个签名》不仅起到了维护中美友好的作用，而且它进一步阐明：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战胜种族、阶层、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误解与隔阂的利器，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蔡维忠曾对我说，他发现题材的一个诀窍就是关注历史，他发掘题材的意义着眼于历史对现实的影响和作用。他的创作观不仅仅指导他的选材，而且也决定了他的写作手法和技巧。从《六个签名》的内容看，他没有把书中的内容直接转述给读者，而是摘取相关部分放入几个子女的回忆当中，再由当事人补充和更新。这样，遥远的历史就与现实连接起来，变得鲜活了。这种承前启后手法运用最成功的一处是有关汤姆•司考维尔，就是老四德华的故事。1951年，德华在罗湖桥上并不懂得妈妈为什么会突然抱住同行的中国阿姨痛哭，但是，当他于1979年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重新踏上罗湖桥时，他终于懂得了。当年离开时，德华十二岁。他再次踏上罗湖桥时，已经四十岁，而儿子恰好也是十二岁。历史的巧合就像一个轮回，何等的相似，而时光却让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明白了人生的道理。至于德华明白的是什么，蔡维忠没有问，德华也没有说。而我却被这无言的理解所深为感动，归纳如下，作为我对司考维尔夫人崇高的敬意和对他们一家由衷的感激。司考维尔夫人在罗湖桥失声痛哭，她的悲哀应该有三个层次。第一是感情层面上的，即被迫放弃生活了近二十年家园的凄楚。他们原本来自纽约，那里有豪华的高楼和平坦的街道，到处都是汽车，家家都有自来水。而她们在中国的第一个家，山东济宁，全城只有三辆小汽车，处处是土路，黄河经常泛滥，疾病流行，民不聊生。但是他们已经爱上这个新的家园，尽心救助中国病人，为此司考维尔医生甚至险些失去生命。1941年他们一家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后来辗转回到美国。日本投降后，他们一家又很快回到中国，最后在广州安顿下来。不久，广州解放，中美两国成了敌对国家，美国人都走了，只有他们留下来。但是，当抗美援朝开始后，司考维尔医生被控为美国间谍，失去了做医生的权力。当他们走在罗湖桥上，司考维尔夫人意识到从此她再也回不来了，她即将永远失去了这个她所挚爱的家。司考维尔夫人痛哭的第二个原因是精神层面的，即宗教信仰的阻绝。司考维尔夫妇是基督徒，受教会委派来到中国行医，协助教会传播福音。1930年司考维尔医生28岁，刚从医学院毕业，完全可以在美国行医，一样可以为教会服务。但是，他们夫妇放弃优越富足的生活，带着四个月的幼子吉姆，飘洋过海来到一个战火纷飞、哀鸿遍野的陌生国度，因为在贫穷的中国病人更需要救助。这样他们一住就是近二十年。当司考维尔医生被日本人打伤后，许多信徒说他像耶稣，为中国人流血，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他用自己的血为病人输血，担心病人因为血管里流了美国人的血而不快，就嘱咐护士不要声张。当他的信仰被批判为精神鸦片，他也不介意，只求能治病救人。但是，政治现实让他们不得不离开，从此不能继续做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司考维尔夫人痛哭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性层面的，是人类最深刻和最深远的痛苦，不受地域、宗教等因素的限制，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这就是全心奉献后被误解、被拒绝、被抛弃的悲哀。久远一点的例子有屈原和岳飞，现世的例子更多，包括一大批建国后返回祖国奉献青春和生命的海外游子。19世纪英国学者和诗人豪斯曼有一首经典诗歌叫作“当我二十一岁”，其中两句是“你可以与人以金钱，且莫奉献你的真心；你可以与人以珠宝，却要保持情感的独立。”这首诗的主题是unrequited love，中文通常翻译为“单相思”，不够准确，这里应该译作“未有回报的爱”。杜十娘的故事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不是单相思。侯之光女士最近的专栏文章也讲了好多付出真爱却被抛弃的例子，可见此一现象是古今中外的普世存在。鲁迅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司考维尔夫妇一家为中国百姓所做的奉献堪称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之一，而这样美好的东西被拒绝、被毁灭，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综上所述，蔡维忠选材十分用心，往往花费很多时间。一旦发现可用题材又善于精心挖掘，故而佳作迭出。《六个签名》经历近一年的时间方才写成，其中司考维尔夫人的“罗桥一哭”，两次呈现，是本文的灵魂。它发自一个母亲的内心，跨过遥远的时空，在我耳边久久回荡，震撼力可抵千钧。我读散文很少有泪目之时，但是每次重读这一细节，我都不能自禁。再次感谢蔡维忠的力作，它让我体验到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也祝愿大家在阅读时会有同样的感受。
